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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锋:颠覆传统的自由与自由主义,就换妻事件与李银河先生商榷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4月13日 来稿)
    
    
     李银河先生您好: (博讯 boxun.com)

    
     南京的马副教授换妻“游戏”被曝光之后,媒体给予了呱噪似的报道,媒体自由得到了充分展现,再一次印证了性、淫乱这类边缘话题早已脱敏的事实,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我们的审查机制有足够的能力让媒体于何事狂欢,于何事沉寂。
    
     换妻游戏并非新生事物,除了少数猎奇者喜欢打听窥视外,基本上没有争论的价值。作为一名律师,从罪名角度我个人也并不很赞同这种定性,甚至对应否课之以刑责也心存疑虑。但对于您从自由主义角度去捍卫这种权利却也不以为然。
    
     首先让您颇感尴尬的,便是“换妻”这种称谓,彰显了男权的支配地位,本身是对女性权利的一种损害,如果称为“配偶互换交际”可能更为恰当。当然对这种称谓也不必太在意执着,它更多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早已丧失了最初歧视的含义,“结婚”固然文明,“娶媳妇”也未尝不可。
    
     您认为换妻游戏属于个人自由,公权力不应介入,这涉及自由的边界问题,以赛亚、柏林将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不影响别人自由的自由,比如夫妻在家里何时做爱、用不用伟哥,是否有色语搞搞前戏,看不看黄碟换个花样都属于完全自我的问题,只要没有无私的娱别人之耳目。但换妻游戏则有所不同,他们的妻子是否都完全知情且心甘情愿?这首先需要举证。姑且假设他们的妻子在长期的耳濡目染和谆谆教导之下,抛开了矜持,也都想尝尝鲜换换口味。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接踵而至,这种通过QQ群探讨换妻的行为,是否会影响别人?当然凡是进入这个群的人,都可能有这种冲动或潜意识,但也可能只是一时好奇,加入群之后,他受了影响,性致勃发,如何保证他不会以强迫和欺骗的手段让妻子参加?何况,几十个人一起玩换妻,无论如何周密计划,如何做到不引人注意或造成外在影响?
    
     当然论及此种行为能否被允许,必然涉及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其是否挑战了公共秩序保留的原则。人类一夫一妻的模式尽管形成时间并不长,且仍有国家视一夫多妻为合法婚姻,但无疑一夫一妻的模式,对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减少性犯罪、子女身心健康等正义目标价值的实现多有裨益。经过漫长的人类演化,此种模式已经构成人类主流认可的善良风俗。对善良风俗的挑战,在宪政体制下,也是不允许的,至于是否采取追究刑责的方式,则视各国有所不同,但恐怕不会以“性自由”对其放任自流。
    
     很早就注意到您在性自由类边缘问题上屡发高论,一直以“性权利”捍卫者自居。一般来说一个权利意识强的人应该属于自由主义者,很多人也的确视您秉持了自由主义的精神。但就是您这样一个时时高调捍卫权利的人,却坚定的支持强制计生,让人跌破眼睛。不知道在您的眼里,生孩子妨碍了谁的自由?您当然可以计生委的腔调说中国资源负担不起这么多人口,僧多粥少,超生就是对不超生者的资源掠夺。您一面鼓吹应该坚持计划生育,内心不能容忍超生对不超生者的掠夺,但另一方面,却可以引经据典论证换妻和多性伴应该被宽容。
    
     您不觉得这有点矛盾吗?
    
     在我看来,自由主义者固然不是一种道德评价,但至少不应该是机会主义者:凡是我喜欢的,就是自由的,凡是我不喜欢的,就是可以剥夺的。认同国家暴力对生育权的剥夺,漠视惨绝人寰的屠戮婴儿的悲剧,但我知道这也并不意味着您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就您的表现来看,激进主义是对您比较准确的定位。而且您的激进仅限于颠覆中国的传统方面。作为政协委员的您,没听说您有过政治体制改革的热忱呼吁。这也能解释,在人生的舞台上,您为何总能长袖善舞,既扮演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者以获声望,又在政治的舞台上毫不吃亏。
    
     中国是一个对激进意识很容易共鸣的国家,红色政权的建立便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点。在所有激进主义的意识中,颠覆传统的高论往往最易俘获人心,也是沽名钓誉的终南捷径。回首奴役之路的建立过程,发现传统的没落和被妖魔化相伴而生。
    
     当然传统也存有很多问题,比如宗族势力,在前共产时期它有对人权压迫性的一面,有野蛮残酷的一面。但这种野蛮残酷一面,在法治社会用法制手段完全可以控制。宗族势力的野蛮和残忍不在于宗族势力本身,而在于法制的失灵,它只是人治社会野蛮和残忍的一个缩影。以颠覆传统的方式追求乌托邦,最终我们建立了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人治社会,由几个寡头来决定所有人的生与死,宗族势力遭到铲除,但野蛮和残忍依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宗族势力瓦解的唯一后果,绵延两千多年的村级自治遭到瓦解,每个人成为畸零的个人来直接面对国家暴力机器。我们瓦解了宗族势力,也瓦解了血缘纽带的温情,瓦解了血缘纽带的互助。这个社会再也不会出现蔡锷那样的例子,蔡锷幼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但自由聪颖好学,其族人认定此人将来会为本族光耀门楣,由整个宗族支援其读书学习,最终得以投于梁启超门下,终成匡扶社稷之才。
    
     再比如,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童贞意识,而该意识是落后的男权意识的余孽,又因为他是余孽,所以童真不值得珍视。很多人的思维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这种逻辑,我们都已经分不清善恶美丑。
    
     当然传统不是不可以批判,不是不可以改变。但这种改变应该是自然演进的过程,对其取舍必须以对传统的“无罪推定”为原则。毕竟传统是一个族群经历漫长的积淀、形成共识的东西,其中蕴含着该族群的集体性格、道德理想、处事智慧。摘除了这些族群的基因密码,这个族群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陷入一种身份的认同危机。
    
     我不是一个视任何古已有之的东西为正当的民粹主义者,我对传统的珍视更多体现在文化上,这些传统的文化笃定含有落后的因子,部分体现出其专制的一面,但在宪政体制下,可以法律及人权观念的进步对其专制倾向进行矫正警戒,同时也可以对之不断扬弃,剔去落后的成分,使之适应人权和社会的进步。众所周知,天主教历史上曾有过黑暗的宗教裁判所,是黑暗中世纪的渊薮,但西方并没有对其彻底抛弃,而是进行了宗教改革,产生了基督新教,天主教梵二会议之后,也顺应时势进行了勇敢的改革。谁也不能否认,西方民主宪政体制的转型中,宗教所起的巨大作用,同样谁也不能否认宗教本身是保守的,它阻碍了社会转型的速度。但这种保守本身即构成对激进变革的制约,使得西方每走一步都非常审慎,权衡利弊,然后渐进演变,成功达致民主宪政的体制。
    
     提及“性权利”,您时常谈到欧美,殊不知欧美的主流是保守政府,而保守政府所保守的不是既得利益者的特权,而主要是文化,而文化是什么?是经典音乐、是歌剧、是足球、是拳击?这些无疑属于西方的文化但肯定不是最核心的文化。西方文化的核心在我看来更多就是主流的生活习惯、道德准则和自由观念。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的政治体制经历了专制体制、民主体制、宪政体制的巨大嬗变,也经历了“嬉皮士”激进反传统运动的洗礼,然而尘埃落定,发现那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时至现在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仍然手按圣经,一个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堕胎权利仍然难以获得普遍的允许。
    
     中国人因为绝望,在铁屋中被困的时间太久,且短期内看不到任何突围的希望,只要打开一个孔,就天真的认为输入的必然是自由的空气,凡是激进的言论就是争取自由的言论,反传统就是反专制。于是激进的反传统者成了自由的偶像,正如20世纪红色浪潮汹涌澎湃所呈现的昔日景观,社会主义本就属于激进主义的某个分支。苏维埃革命真正用来动员人心的不是乌托邦遥远未来的盛世场景,而是彻底颠覆过去、打碎旧世界的激进反传统言论和斗争策略。
    
     决定我写作此文的原因,不是您声张“性权利“,而是基于对激进反传统的警惕,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您捍卫某项权利的同时,却又赞成对某些更普遍的人权进行剥夺。
    
     希望我这封公开信没有伤害到您。
    
     祝
    
     快乐
    
    
    
     冷锋于一箭阁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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