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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玄识: 西方文明与西方民主之反思:为什么人类正在走向毁灭? ——兼驳《零八宪章》[附文:严家棋的反驳]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4月01日 来稿)
     【谢谢贵网站有包容“不同政见”之雅量,登载我的文章(不知道是谁转载的,感谢!)。但我发现它与我发表在本人博客的原文,有很大出入;故请求重发。另外,我的这篇拙作,乃会通诸圣哲与后现代,贯古今而摄中西,集当世之新论和前卫于一身。然而,严家棋先生在香港《动态》撰文反驳,把它定性为“孔老夫子”,实在是大异其趣。[转载:诸玄识博客 http://60826z.blog.tianya.cn/ 天涯论坛,原文有圖解、表解] 】
    
     △关键词:(人性本恶)原罪爆炸→(向外宣泄)文明极致→(耗尽生态)世界毁灭 (博讯 boxun.com)

        
      ●开头的话
        
      第一,近忧远虑。笔者承认,今天下,“东风压倒西风”,“东方‘不亮’西方‘亮’”,民主当然比不民主要好;除了独夫权贵、贪官污吏和其他既得利益者之外,还有谁愿意生活在专制之下、铁幕之内呢?但是,自从近世以来,基于人性恶的、重利随欲的政治——民主与不民主,业已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冲突的最大化;只不过是民主国家在牺牲其余世界与地球生态的方面占了上风,不民主的民族身陷逆境、丧失“理性”而已。所以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现代政府的行为十分之九都是有害的”。进言之,由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人权宣言》所开辟的“人民的时代”——人性解放和人欲爆炸,是通向人类的自我毁灭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最先断言)。因此,我们身临万丈深渊,面对万劫不复,仍在宣扬“主义”、标榜“价值”,实在是糊涂透顶!还不赶紧寻求拯救之道!
    
      第二,就事论事。曾有一位同学问我,中国何时才能实现民主,我似乎很轻率地回答:“随着‘中国崛起’,现代中国的政治已从‘猛政’变为‘宽政’(孔子语);至于何时能够实现民主,那要等到她取得世界霸权的时候。”其理由是:在“文明冲突”的范围内(印度等暂为幸运者),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受到致命重压,故其国家内部的竞争较为强烈,因而很少具有妥协性与有序性;在此情况下,若是采取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则必致大混乱而不可收拾!而那些较小的非西方的国家或地区则不然,它们易于被霸主所利用而分享“西方优越性”(这就要看它们当中的哪一个,“地缘政治”较好)。不过,由于独特的文化禀赋,中国人具有非凡的应对危机、摆脱逆境的智能;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如果地球生物圈尚有余地的话),中国取得霸权和实现民主,均是不成问题的。
    
      第三,乐观其成。对于中华文明而言,霸权和民主这两件东西,即便是需要,但也不是最主要的;它们仅为权宜手段或中间环节,并非其文化理想与终极目标。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国学大师钱穆改写为:“美一变,至于中;中一变,至于道。”其公式为:A.美国(霸权+民主=世界冲突)→B.中国(霸权+民主+王道=世界和平)→C.“道”(德治+和而不同=世界大同)。换言之,将来中国所要采取的民主,是具有其自身的文化内涵的民主——它融摄且超越“从民所欲”之层面,达到“君子尚德”的高度;它从众尤从贤,重义轻利;它扬弃了国族观,而进升为天下观或世界主义。
    
     ◆西方总论
        
      以今而论,因为西方文明是“极大丰富”的物质文明,是“无所不能”的科技文明;所以我们都希望永远地“乐在其中”而享受人生,或者按照这般模式来改良社会,以提高吾人的生活水准。也正因为如此,西洋被称道为文明史的“世界之最”,被赞誉为地球上的“天堂之窗”,甚至某些藏传佛教的信徒感叹道:“啊,那不就是佛陀所云‘西方极乐世界’吗!”然而,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陷阱!这里先讲三点:
    
      A.人生观:现代西方的物质文明是一种感官刺激的文明,它与真正的人生幸福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其文明越发展,人们就越难以生息与安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在一个远比我们西方社会要久远得多的思想领域中,其实并没有为这样一种认识——现代西方工业化体系是可供人们生活与劳动的最优秀制度——提供任何可靠的保障。”
    
      B.世界观:并非任何民族都能享有如此“文明”,这绝不是因为它们在文化上“很保守”和“不明智”,故不愿或不能“向西方学习”;而是由于它们是作为西方的受害者,忍受“紧张内压”,动辄乱不可收,因而无机会、无办法进行自由选择。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的“美好”,是以牺牲其余世界的幸福为代价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从科学那里,正如应用到工业主义中的情形一样,我们(西方人)汲取权力和权力感,以及这样一种信念,既我们也和神一样,可以成为不科学民族的生死的主宰者。”
    
      C.生态观:西方文明不仅牺牲其余世界,而且还牺牲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后代,牺牲包括全体人类和别的物种在内的地球生物圈。西方所取得每一点点的成就,都要千百倍地损坏生命的“整体利益”,以致生物圈与全人类的寿运均被减少了99%以上,以致我们正在径直地走向毁灭。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这一代的学生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前所未有地威胁地球母亲的危险。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已经发出警告:‘在20世纪这100年里人类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也许比以往全部人类历史时期还要多。’……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扭转危机,要么将陷于环境退化与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
    
      下文从将十个方面对西方文明及其民主政治进行深入分析,以诊断人类的“现代症”:
        
      1,文明因缘
       
     西方文明及其民主政治之产生,须具备内在前提和必要条件(即佛教所说“因”和“缘”):内在前提是指人性本恶和自我中心,必要条件是指依靠霸权而外争内和。人性本恶和自我中心乃人心物化(异化)——丧失自然的亲和性,扩充物种的斗争性——的产物(儒经《礼记•乐记》中,对“物化”作了详解)。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斗争精神贯穿着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之西洋历史,而且是“自古已然,于今尤烈”。美国汉学家艾恺(Guy S Alitto)在介绍俄罗斯的哲学观点时说:“西方历史恰恰是把这种邪恶的精神原则作为其基础所产生的必然现象。这种原则远在极早的时期已经有了骇人的发展,它早已体现在古希腊及罗马的文化中,由法制的与理智的罗马传入罗马天主教会,新教不过是天主教注定的辩证性结果——其根本的原则并无两样。启蒙运动是理性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当代西欧文化与社会所有贬损人性的特征——个人主义、法制主义、社会的单元化、非宗教、反道德、唯物主义、商业化、官僚化、集体化、都市化、非人化、工业主义等等,都是这一原则的必然结果。”
    
     照理来说,若是放任人心物化而不加以限制,则会出现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谓的“相争相害、万人战争、民族自杀”的状态(“霍布斯邦”)。但是,如果能够成功地将矛盾转到外部世界,则不仅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而且化腐臭为神奇——产生“文明”,乃至包括民主、法制、科学和资本主义在内的“文明极致”!这就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人性恶也能够创造历史”(恩格斯在其所著《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程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黑格尔忽略了“人性恶创造历史”的后果有多么严重!汤因比说:“既然化身于人性中的邪恶已经用足够的技术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一高潮也许就是人类邪恶而疑蠢地将生物圈加以摧毁,从而将生命全部消灭。”
          
      2,文明渊源
        
      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源头是“两希”——古希腊与希伯来。其民主政治是由古希腊的城邦国家雅典所开创的。然而,希腊的殖民扩张,罗马的海外征服,加上两者的奴隶制度,则分别是它们的民主与共和的必要条件。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古罗马的民主制或共和国乃与其对外战争(三次布匿战争BC.264-BC.146)直接相关,即:“……到公元前265年时,意大利的霸主罗马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汤因比指出民主的雅典对外实行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他说:“雅典民主制的黄金时代,……民众乱用雅典海军的力量……使当时同雅典处于同盟关系的其他希腊各国,陷于附属国地位。以后雅典公民就靠这种优势的武装力量,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进行威逼和掠夺。”“雅典却使它的独裁变得如此可恶,以致依附于它的同盟国家均渴望摆脱它的统治,即使受到另一种奴役也在所不惜。”“当时……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和柏拉图,都曾把雅典的民主政治作为最坏的政治体制来谴责。”当古希腊和罗马的向外扩张达到最大化(遇到地理或生态的障碍)之时,则是矛盾返内而向心聚爆,其民主乃至整个文明便走向反面——陷于战争而趋于消亡。假如希腊或罗马已掌握近代科技,那么,20世纪的世界大战就会提前两千多年爆发,果真如此,人类或许在基督元年之前就已毁灭。当西方学者和西化文人仰慕那孕育民主的“古典文明”的时候,他们想到它的负面影响了吗?他们想到现代的西方文明及其民主的代价与后果是什么了吗?
    
     近代欧洲的“成功”只是一个例外或侥幸。在历史上,也包括希腊和罗马在 内,如果哪一个民族选择类似于西方式的生存方式,那它就是选择自我毁灭,只不过能够得势一时、繁荣一阵而已——海洋民族因其易于牺牲外部世界,故苟活长而尤亢奋,但实际上乃是回光返照,“最后的晚餐”!这是因为此种生存方式(人性恶)所具有的爆炸性张力,必需不断地向外平衡,这样的条件是不可能保证常有的(地理与生态皆是障碍重重,限制多端);所以总会是矛盾返回而爆炸内部,这意味着天灾人祸的愈演愈烈,直到无法承受为止。诸多古文明之消亡,皆因为此故:既未能中和人性与调控竞争,又遭遇地理障碍或生态限制。西方因其固含斗争性,故它的社会环境原本不适合自创技术来向外突破,从而摆脱生灭之蛮荒;而后亦不能自生文化来自我平衡,从而摆脱兴亡之轮回。古希腊、罗马源于亚非古文明,而近代欧洲则仰仗中国科技与文化之西传。中国的传统科技用于其本身广土众民之外倾发展实不足,但在海洋性较好的欧洲则被发挥之极:欧洲人用它来跨越大西洋,发现新大陆,遂能平衡其内部的大竞争大发展,从而进一步征服自然征服世界。思古抚今,眼下的全人类所居住的环境,已是相对封闭的地球村和极度饱和的生物圈,我们还能向哪里平衡?难道还有另一个地球+外星人来作为我们的牺牲对象吗?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依旧是让西方文化一统天下而大行其道,那么,吾人只能是“听天由命”而“与世沉浮”了!
        
      3,文明表象
        
      西方文明的至恶本质(人性本恶、原罪爆炸和自我中心),在一定条件下,即在牺牲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的条件之下,却表现为“至善”(比如罂粟花)——经济奇迹与民主政治,或称为“文明极致”。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 A Sorokin,1889—1968)说:“始自雅典的民主,以迄德国、英国、法国,甚至美国奴隶制度废除以前的民主,都是建立于对本国和殖民地的奴隶和农奴的剥削与专横统治的基础上的。”而在那以后,西方文明及其民主之被维持和完善,则主要是通过对外称霸和牺牲东方来取得的。关于近现代西方民主的发展,汤因比批评道:“这种复活的希腊因素对西方政治的影响则是很大的。表面上的后果是,传播了对宪政自治政府的崇拜。这种信念在激发了英国、法国和美国革命之后,最终获得了受到推崇的希腊文名称——‘民主’(Democracy)。到19世纪末,在西欧,民主政治似乎最终战胜了绝对君主政体;但是,这种政治伦理所蕴含的国际主义友爱却在实践中遭到了挫败:在后基督教的现代西方,民主越来越‘民族主义化’和丧失人道精神。”印度诗人泰戈尔曾严厉抨击西方文化,他说:“在整个欧洲,野蛮张牙舞爪,散布着恐惧。折磨人类的瘟疫,在西方文明的骨髓里复活,凌辱着人类灵魂,侵染着山川平原上吹拂的和风。”
    
     再来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总以为一个国家是否文明与发达,皆取决于民主与专制,进而取决于制度之选择。然而,如此“制度决定论”根本不成立,民主或专制亦都是似是而非的。从长远的观点看,专制——特别是被西方学者定性的“东方专制主义”——乃子虚乌有,并不存在;任何制度之选择,都是适合一定国情的最佳选择(“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地。”但对一个国家有利的,对其余世界或许是有害的。在制度选择方面,传统中国是利己利人;古今西方乃损人利己);不过,制度有其惰性,很难做到“唯变所适,与时俱进”,所以在危机阶段,就会被变更或替代。现代极权主义岂是错误选择!它是该国的应对危机的手段,只是权宜之计而已。人与动物比较:动物遵守自然法,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他具有无限突破的“天性”。因此,要人服从“权威”(专制或暴政),或者接受“理性”(民主与法制),理论上都是行不通的;虽有其实情,但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专制与民主的条件分别是:生存危机和牺牲异域,而且两者互为条件、互相转换(从空间上讲,民主国家与不民主国家,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从时间上讲,民主国家遇到危机时,就会走向反面)。历史中国看似帝王专制,但实际上儒家之教化大成,万民尚善,道德自觉,人人皆以礼乐修其心身,乡里自治,不用宗教而有道德,不用法律而有秩序,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呢!钱穆说:大体而言,汉朝和唐朝是“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和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而自宋至清,朝廷的仁政德治,则以人民的自我管理和乡里自治为主要内容;尤其是中古以后之民生,更是独立于政权,而由盛行义庄之互助,使老弱病残孤寡皆有所养,实际上是“伦理共产主义加自由经济”。
        
      4.文明祸害
        
      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个相争相害、万人战争的“霍布斯邦”,只不过因为它把矛盾转向外部世界而暂时呈现出“阴性的”而已(比如阴性的肿瘤)。西方文明潜藏着弗洛伊德所谓的“死亡本能”,其生命之延长,无非是“以空间换时间”而已;这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不能向外扩张的空间(生态圈),该“文明”就会死亡(因为其不具有如中国文化那样的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功能)。西方文明的失败者与受害者(例如20世纪上半期的俄国和中国)则就是“阳性的霍布斯邦”。这两个东方国度本来均有自己的相对和谐的传统文化,但在西方宰制的世界里,均已损失几尽。泰戈尔说:“从欧洲土壤中长出的政治文明蔓延到了全世界,犹如繁茂的莠草,……其倾向上是吃人的;它吞噬其他民族以为滋养,试图嚼下他们整个的未来。”
    
     进言之,西方文明依靠摧夷异文明和冲击生物圈来维持生命和膨胀机体,在20世纪之前,它以摧夷异文明为主、以冲击生物圈为辅,但到了世界领土被瓜分完毕之时,“死亡本能”便凸显,因而爆发世界大战等至烈人祸;自20世纪中期以来,它以破坏异文明为辅、以冲击生物圈为主,以致地理空间和生态纵深都非自然化——加速度地减弱维系生命之功能,人类濒临绝境!以破坏几大洲、诸文明和地球生物圈的大半而换来“欧美奇迹”,以接二连三地制造包括世界大战与“大萧条”在内的巨大祸乱而获得了“文明极致”,还把全人类置于资本的周期恐慌与核武的恐怖平衡之中,并且在生态环境的方面,更有海涨陆沉、倾覆地球家园之危险!对于这些,我们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仰慕“西方优越性”,而不知脚下已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不知不觉地陷于进退维谷,险象环生,危机四伏,毫无出路,坐以待毙,这岂不是现代人类的悲哀吗!
        
      5,文明条件
        
       西方文明所赖以存在的条件包含三要素:替罪羊、优越性和生物圈,分别论之:
    
     第一、“替罪羊”是指西方文明始终需要“敌人”,而且是足够大的敌人(“替罪羊”本于《圣经》,是西方文化的元素之一)。如果没有“替罪羊”,西方人就失去了“一致对外”的目标,就会自相仇视自相残杀——公民或选民也就成了乱民和暴民(自从“文明”之初,其人性中的情感部分就已被抛弃了)。这就是为什么中俄两国先后都从美国的“盟友”变成其“战略对手”(美国挑选中国作为它的主要敌人,是因为民主与专制之对立吗?那么,以前的彻头彻尾的红色专政何能为“盟友”,而今的有名无实的共产制度反倒是“宿敌”?中国人——特别是一向崇美的现代知识分子——对此实在难以理解?)
    
     第二、“优越性”是指西方必须对其余世界保持文化临驾或战略倾压。它为了具有这个“优越性”,乃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优越性”是依靠霸权和军事实力来维持的。如果一旦霸权衰落,西方人就会丧失对于他自己的文化的自信心与认同感,也就不能做到在宪法之下达到团结一致了。西方究竟有何优越性呢?难道是华夏维护和谐而“落伍”,欧美打破和谐而“先进”吗?罗素援引日本学者之指责:造成“西方优越性”的,说到底,乃是白种人之五种文化劣根性(1)偏见:只认为自己是人类,而其他种族及其文化皆为等而下之;(2)自私:维护自身利益,而置“低等民族”于不顾;(3)极端:他们的物质成就虽大,而其凶残也胜于别的种族;(4)傲慢:充满种族的自豪感,骄傲狂妄而不知谦让;(5)物化:拜金主义,金钱万能,物质进取而不择手段。罗素接着说:“这里所列举的我们白人的种种缺点,我认为是完全公允的。”
    
     第三、“生物圈”是指西方文明需要消耗越来越多的生态资源,此乃世界环境危机之根源。西方资本主义是一头吞噬地球生物圈的怪兽(《圣经》中的“海兽”,霍布斯书中的“利维坦”),等到吞噬完毕,它也就寿终正寝了,但人类和其他物种也都成了殉葬品。现代西方人似乎正在按照基督教“神意”行事,即在“世界末日”(地球变成废墟或地狱)之前,他们自己作为“上帝的选民”而移民太空(上帝天堂=科学天堂)。
    
      按照佛教的理论,今之世界具有双重性:它既是一个包括无数的大小因缘的关系体,所有因子互为条件,共存相依。因此 “文明”是以“不文明”为条件,“民主”与“专制”互为因果;而且一变全否,甚至颠倒,故不存在“普世价值”和“全球民主”(除非今之文明的前提改变,即从人性本恶变成人性本善,亦即西方文化被扬弃)。它又是一个基于性恶、原罪和“人智”的“裟婆世界”、“末法时代”或“五浊恶世”——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均为斗争与倾扎,五蕴炽盛,颠倒梦魂也!文明者乃最“无明”,凡“专制”者原本皆有比较和谐的真文明,但现在则尽弃美德、唯在穷于应对而已。
        
      6,文明失衡
        
      有这样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第一种是不仅不消耗生态,而且“赞天地之化育”的文明;它是立足于有限的生态圈,而进行礼乐之升华,其乃“长生久视,青春永驻”——因为大和谐的天空是无限的!此即中华文明也。第二种是不仅消耗生态,而且戡天役物、征服自然;它是越来越大的破坏地球生物圈,而换来物质之膨胀,其乃“物壮则老,无道命短”——因为大自然的赐予是有限的!此即西洋文明也。
    
    与传统中国能够保持自我稳定、并不断推广其和谐文化乃截然相反,西方文明却毫不具有“自我稳定”之功能,而且是越来越大地向外倾压、向外平衡,以致整个世界及地球生态简直不堪承受。不仅如此,因为西方对其余世界的致命重压,这就迫使后者效法西方,步其后尘,同样地以破坏地球生态来争取它们的“球籍”。此乃罗素所说:中国为了幸存于世界列强和西方霸权的祸患,不得不“学西方之恶”,来“旧邦维新”,从而变成一个竞争性的、产业化和重视军备的国家,这对于已被西方折磨不堪的唯一生命星球(地球)来说,很可能是最后一击!西方与西方化的国家必须寄生于“外部生态”,一定要有“外向平衡”,其大致可分为三阶段:A.在20世纪中期以前,它们是依靠对世界领土的殖民扩张与市场扩张来实现并保持平衡的;但在达到极限之时,便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和阶级斗争的风暴(后者是由东方国家来承受的)。B.在20世纪中期以后,它们透过“消费革命”深深地挖掘地球生物圈来实现并保持平衡(从而带来了高科技与大繁荣);这就导致了眼下的世界环境危机和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C.从今往后的西方文明,除了进一步伸张霸权与冲击生态之双管齐下之外(以打压中国为主),还得努力开拓“高边疆”,即凭借科学力量来寻找和开发“太空生态”,以期实现无限的外向平衡——这是西方文明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唯一希望。
        
      7,世界暴源
        
      索罗金说: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一个仇恨和战争的文化,而非爱好和平的文化。”就连美国右派学者亨停顿也承认:“民主化可能促使政治家发出民族主义的呼吁并扩大战争的可能性。”他还举出例子:“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国进行的第一次公平竞争的选举中,得胜者几乎都是能够调动起民族情绪,并许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反对其他种族集团、捍卫本民族特性的政治领袖们。竞选提高了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并促使……冲突激化为……战争。”(《文明的冲突》)
    
      西方文明是世界历史的暴力之最(世界上上有两大暴源:“草原暴力”和“海洋暴力”,后者即西方文明)。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文明乃以最大化地征服自然、征服世界为其特质。西方文明一旦压倒一切,即在消除其外部的竞争对手之后,它不但不能实现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谓“永久和平的世界共和国”,反而就会打世界大战。例如古代的“希腊世界”在打败了波斯帝国之后,民主的雅典便在希腊内部推行霸道,从而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关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这在表面上都是民主国家“后发制人”,但实际上民主国家则为“侵略国家”之根由(何况希特勒也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中国学者辜鸿铭曾透过西方媒体揭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霸权、群氓以及“民主精英”是德国军国主义化的根源。而主要是由民主国家先后订立的、旨在分赃与称霸的《凡尔赛和约》和《雅尔塔密约》,则分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埋下了祸根。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20年就已经作了准确预测,但他认为美国的霸权主义要比日本的武士道更负罪责。他说:“美日之间的冲突表面上看似乎是由经济上的原因引起的,但经济上的竞争往往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狂热追求。日本仍然信仰天皇的神圣权力,而美国则信仰商业的神圣权力。……美国人也同样深信自己的宗教、道德和文化远胜于东亚。尽管欧洲人大都持类似观点,但我却认为荒谬之极。日本人竭力保存自己的文化,以免为欧美文化所侵蚀,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应当同情日本。美国人比欧洲人有更深的种族歧视观念,但日本人却一定要证明黄种人并不比白种人差。从这一点来说,正义和人道主义在日本一边。所以从政治上、外交上发生冲突的真正原因来看,我的感情倾向于日本人而不是美国人。”
    
    汤因比指出:“现代西方民主概念已把基督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应用到实际政治生活当中,但这种新型的民主概念,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实践中,却表现为不是兼爱和人道,而是部落意识和穷兵黩武。”不是吗?作为西方民主的大本营的美国,刚打赢冷战,就叫嚣“文明冲突”,在“反恐怖主义”、“反极权主义”的旗号下,发动新冷战,而直取中东,兼控石油并包围中国。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地缘政治”的变化,而作出的战略调整——因为科技及军工的发展,使海洋变得“单薄”,从而称霸的重心转向了大陆纵深(大国的背后);此乃西方地缘政治学所论:以占据欧亚大陆的中心来宰制世界。
        
      8,谁享民主
        
      尽管现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之庶民,都希望过着自由民主的生活;但实际上,能够安享如此“文明”的,大约只有五类国家或地区:A.霸权国家,B.霸权亲缘(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C.霸权盟友(太平洋区域和土耳其等),D.资源富国,E.宗教国家。这后两类国家只是因为其“自我稳定”的性能较好,所以能够“赶时髦”而实行民主。第三类国家或地区,主要是因为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具有“地缘政治”的价值而能被霸主利用,所以它们有幸分享“西方优越性”(日、韩、台等是因为遏制中国的“岛链”,新加坡是因为马六甲海峡,土耳其是因为黑海之要冲)。除此之外,其他国家如果不顾其是否具备条件,而硬是选择西方式的民主,那就等于要承受双重祸患——西方霸权的致命重压与西方思潮的泛滥成灾;这将意味着政治的分崩离析,领土的四分五裂,意味着内战或革命乃至暴政暴民之恶性循环!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很善于发动人权攻势,来搞乱他国;特别是对中国,他们至少是要利用大陆知识分子与台湾民众的西化潮流来“以华制华”。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决定一个国家能否选择民主的要素,与其说是该国的内在精神或“文明程度”,不如说是它之分享“全球性生态”的人均份额——后者意味着民族的生存机率,其越大,则社会越宽松、妥协、和解与有序,因而即使是人性本恶与原罪爆炸的“洪水猛兽”,也大有可能成为“选民”或“公民”。反之,一个国家所占有的“全球性生态之人均份额”越小,则它的“紧张内压”就越大;在此情况下,即便一向是顺民良民也会变为乱民暴民,变为洪水猛兽和动乱之源;当此之际,“专制”或“专政”也就成了该民族国家防止自相残杀、自我毁灭或坐以待毙、不战而亡的必要手段。(以牺牲地球生物圈来争取生存机会和实行民主政治,这有多危险呀,西方文化之害人害己也!此乃后话,兹不赘述)。我们进而可得出这样的公式:A.掌握或分享霸权→“全球性生态之人均份额”较大→内部宽松→民主法制;B.霸权的受害国→“全球性生态之人均份额”较小→内部紧张→极权主义。
    
     然而无论如何,“全球性生态之人均份额”全是由霸权国家所掌握、并根据“西方优越”和“地缘政治”两项原则来分配的。这里毫无公平与公理可言,例如中国在国民党统治的“黄金十年”(1927-37年)里,在顶着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较大地提高了她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全球性生态之人均份额),并在往后几年又在国际政治方面晋升为“四强”;但好景不长,美国却以阴谋手段(《雅尔塔密约》),拒中国于世界市场与世界经济之门外。由罗斯福总统的“一片苦心”所设计的《雅尔塔密约》,表面上是使用苏联红军对日作战,实乃让中苏等国的共产主义会师,以否定正在崛起的中华民国;与此同时,美苏两国达成这样的妥协:以让共产主义之东扩,来换取西欧资本主义的复兴,以免爆发新的“热战”。不过,新中国运用传统智慧来“反败为胜”,那就是“以柔克刚、以夷制夷、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的王霸外交——先是合纵于苏联,后乃连横于美国,中间怀抱“第三世界”,终于使中国成为冷战的真正的最大赢家,此乃她的“和平崛起”之必要条件。在中国的“全球性生态之人均份额”(世界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的同时,其政治也以“宽政”(民本仁政)代替“猛政”(严刑峻法。宽政和猛政,此两概念乃孔子语)。中国政治有其自身的标准,其文明价值一点也不亚于西方民主。最近,美国右派(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首次评论中国崛起,并赞扬中国政治的传统优点与现代意义。以下转引2009年8月19日《参考消息》所载“福山分析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一文:
    
      “2009年9月号的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刊登了对F.福山的一篇专访《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该文指出,中国发展模式的 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了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和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上述政治传统不仅使中国在历史上保持长期统一、稳定与先进,而且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均体现出积极意义。二战后东亚“四小龙”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其中有着明显的中华文明痕迹,执行了一条由权威型政府主导的发展路线。”
        
      9,现代中国
        
      正因为西方文化的人性本恶、自我中心和原罪爆炸,要么是相争相害而民族自杀,要么是矛盾宣泄而祸害世界,而且终将是毁人亦毁己、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所以,具有高卓智慧的中国古圣贤和“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君子,始终排斥和否定西方式的文化模式。只是到了近现代,在西方所宰制的世界里和在列强霸权的致命重压之下,为了保住“球籍”,中国才不得已改弦更张,走向历史的反面;但是,如此改革与进步,如此采用西式或现代的生存方式与政治形式,皆为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此乃中国文化之暂时的“战略退却”。然而无论如何,现代中国问题之实质,并非是像欧美人士和西化文人所主张的那样:如何实现“民主宪章”与“普世价值”;而是中华民族怎样幸存于西方的致命重压,进而怎样承担儒家的终极使命,实现世界大同,以扭转由西方文化所造成的人类自毁之势头(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和《展望二十一世纪》两本书)。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西方思潮,除了稍加利用来促成社会转型和警示行政当局之外,必须严厉控制,以免“爆炸性张力”(西方文化的毒素)祸害中国内部。至于当今中国之社会恶象,诸如官吏贪污、商人奢侈、学术腐败、医教失德和民风大坏等等,凡此皆因传统沦丧与西化泛滥所致——亦是中国承受西方祸患之表现,其治疗之方乃双管齐下:A.治本:发掘固有的人文资源(传统文化),以针对“信仰缺失”;B.治标:拓宽国际的生态空间(世界市场),以缓解“紧张内压”。
    
      20世纪中国的内乱和今之台独之猖獗,主要是由西方思潮作祟所致的。目前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差不多都是在利用中西之争与文明冲突来“吃中国饭”的(往昔它们是在文明母亲的哺育下成长,而今则要跟随西方霸权一道来嚼噬她的血肉)。诸位须知,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乃至享有“民主”,并非是因为其自身有什么“能耐”、有多么“文明”(要有,那也是儒家的遗赠),而是因为在美国看来,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遏制中国的“地缘价值”,所以它们能够“有幸地”被霸主所看重而让其“入围”,来享有“西方优越性”(日、韩、台等),或在“外围”来蒙受照顾(印度、蒙古、越南等。目前泰国的“民主之退化”,也与美国对东南亚地缘政治之利用程度降低有关)。
    
      然而,中国毕竟是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的“老手”,并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例如中国从冷战中脱颖而出。老子《道德经》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但愿地球生物圈“留有余地”,而让中国充分地“和平崛起”,从而实现她自己的理想目标,其中包括真正的民主政治,即儒经《周礼》云:使民兴道德,选出做官;使民有能力,录取为吏。这样的民主乃基于董仲舒所说的民情世风——“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中国实现民主须以民富国强为条件,而以其传统文化之复兴为前提。这就是说,中国不会盲目照搬西方式的那种基于人性恶、利益型的、国族主义的体制,即标榜“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体制;她将重新选择其传统的那种基于人性善、道义型的、世界主义的政治,即主张“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政治。孙中山说中国的政治哲学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梁启超也说中国传统政治之机制,不同于西方民主之国族观与狭隘性,它是为全人类的永久利益而设计的。所以汤因比主张依照儒家“大一统”来创建“世界政府”。
        
      10,文明毁灭
        
      如前所述,西方之暴起骤兴,乃“文明的例外”和“历史的侥幸”。两千多年前,东西方之圣哲创造了维护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的“轴心文化”(当代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发现并命名)——例如《易经》上说:“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即要为全人类与生物圈进行“文化保险”。然而,正当其他文明——主要是中国——死守善道(人类赖以存在的和谐之道)的时候,西洋人一经获得外来科技,便突然发难,割裂阴阳而偷天盗地,以破坏大和谐来创发“新文明”——物质文明(生态克星)+科技文明(物种天敌)。他们又用这压倒一切的征服力量来扼杀中国,这样一个科技的施主、文明的母亲和世界和谐的终古卫士。此乃“欧美奇迹”和“中国落伍”的真正原因之所在!当中国正在逆境挣扎、绝地反击之际,西方学者和西化文人却指责其“不文明”、“不民主”,还说她是与生俱来、一脉相承的“东方专制主义”。但是不管怎么说,为了救亡图存,中国走到了“历史的反面”,也采取西方式的冲击生态、伤天害理的生存方式了!——大家都搭上了这条由西方文化导航的通向死亡之海的“贼船”了!
    
      西方文明自始便患上了绝症——所有的已经消亡的文明均由此故,这是因为这类文明放纵人性或对它失控。与此相反,凡是能够长生久视之文明,皆是因其能够有效地自我调节——发而中节,从而制导心性与情欲;动态平衡,从而驾驭竞争与科技。东方文化能够在有限的生态范围之内(而非整个地球生物圈),创发出无限的天人合一的文明,而西方文明则截然不同:它寄生于外,倾压异域,消耗生态;这很容易达到极限,而走向毁灭并造成“世界末日”。倘若西方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或地理环境之中(比如“伊甸园”或中古欧洲),此种文化(指解放人性的俗世精神)一经发难,其文明不是胎死腹中,便是幼年夭折;所以那时的西洋人不得不依靠宗教禁锢,以牺牲现实人生来防止自相残杀自我毁灭。只是因为中世纪后期,中国科技之西传,欧洲人遂能够于1492年跨越大西洋,“发现新大陆”,从而平衡其内部的人性与竞争;再以大竞争大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实力来进一步征服自然征服世界,于是在数百年内就把地球生物圈消耗得差不多了。目前的世界(地球村)几乎已经没有“外向平衡”的调节余地了,这就是说西方文化已把全人类带入了绝境!我们将何去何从?
    
      无论那令人叹为观止且又不可思议的“史前文明”是否确实存在,现在的西方文明都是如出一辙,而且正在走向同样的结局。这就是汤因比所说:“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正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走火入魔!”古代西方的希腊和罗马的消亡,只限于其自身,其余世界乃安然无恙;而今西方之走向毁灭,则必将要全人类与生物圈为之同归于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或许伯特兰•罗素说‘Man will sooner die than think’(人类将比预想更快地消亡)是太过悲观了。但是……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罗素所言的有效性。我们无法预知在21世纪这支倒计时钟的分钟会朝那个方向走。”
    
      英国剑桥大学权威的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Martin Rees)推断,人类仅有50%的机率幸存于21世纪。而汤因比则认为,这个“幸存机率”主要是看未来中国,看她能否有所作为,而发挥其传统文化之救世功效,亦即中国能否从“三大国或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变成全世界的“中央王国”,从而承担儒家所指派的“平天下”和“大一统”(世界大同)的终极使命;唯有这样,才能把今天下从“知者动”(妄动)变成“仁者静”(清净)。但实际上,中国的进一步崛起直到她能够转动“世界之阴阳”,也是困难重重的——既要面对西方霸权对她的拼命打压,又要面对生态反弹所带来的地球灾变。所以人类幸存于21世纪的机率又得减半,只剩下25%了!罗素虽然希望用东方文化来拯救世界,但他更担忧中国的崛起会加剧世界竞争与地球危机。就中国自身而言,其现代化岂能停止,否则的话,她将会被西方霸权所压垮而陷于四分五裂;退一步讲,即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西方也只能喘息一时,但世界绝不会存活一世。相反,中国勇往直前,若其失败则一毁俱毁,如果成功则立己立人。总而言之,希望微弱,危险极大。老子曰:“……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後且先,死矣!”
    
    
    ◇◇严家祺:《谈谈孔老夫子“救世论”》
    
     《动向》月刊2010-3-15 严家祺
    
     “六4”一声枪响,把马克思主义送出了中国。从毛泽东时期以来,“十一”的天安门广场总挂着马 恩列斯巨幅画像,去年“十一”,马恩列斯在天安门广场消失了,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送出中国”一个官方“标志”。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也因为胡 锦涛提倡“和谐社会”,被官方丢进了“历史垃圾箱”。在中国处于“意识形态真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居然找不到其他替代品,不得不把孔老夫子请了出来,企 图用孔老夫子来维护中国日益混乱的社会秩序,挽救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现在,尊孔尊儒正在成为一种热潮。
    
     在这一热潮中,最近网路上流传一篇驳斥《08宪章》的文章《西方文明与西方民主之反思:为什么人类正在走向毁灭?》。这篇文章说: 西方文明患了绝症,西方文明“寄生于并且愈益消耗外部世界乃至全球之生态。”“现代中国之问题之实质,并非是像欧美人士和西化文人所主张的如何实现‘民主 宪章’与‘普世价值’,而是中华民族怎样幸存于西方的致命重压,进而怎样承担儒家的终极 使命,实现世界大同,以扭转由西方文化所造成的人类自毁的势头。”这篇文章声言要发挥儒家 之“救世功效”,“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中央王国’,从而承担儒家所指派的‘平天下’和‘大一统’(世界大同)的终极使命”。
    
    尊孔的名义和尊孔的实质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多大的代表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尊孔”热潮中的一种“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我夸大”的情绪。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批林批孔”,把周恩来当作“大儒”,实际上是用“批林批孔”的名义“倒周”。毛泽东“批孔”,同“五四时期”的“批孔”,根 本不能同日而语。在今天,对共产党来说,同样是,尊孔的名义比尊孔的实质更重要。余英时说,中国现在尊孔,并没有按孔子一套来做。“如果真的是尊敬他,自 己首先要遵守孔子所指出的一些大教训。孔子第一就是讲仁。孔子是有两件事情最重要的,在里面精神上是要有仁,仁就是爱人,能够爱人,爱一切的人;另外一个 就是外面要有礼貌,那就是文明。所以仁跟礼内外都有了,那就是一个最理想的文明的人。这是孔子的理想。”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要的是在“尊孔”的名义下,要 “想把孔子的道德来约束年轻人、下一代,要他们规规矩矩做人,不要犯上作乱之类的。”而《西方文明与西方民主之反思》一文,反映了中国“尊孔”热潮中—— 希望中国成为全世界的“中央王国”,以拯救全世界的自我夸大的情绪。
    
     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天安门广场上摆放着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也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一套”来做。现在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真正照孔老夫子的教导来做, 就像当年有人批判毛泽东没有按照马克思一套做一样,不是实质性的问题。从历史长河来看,毛泽东不是孔老夫子的“传人”,而是秦始皇加上马克思的“传人”。 现在,中国“尊孔”,就像在秦始皇之后出现的“儒家复兴”一样,除了共产党提倡外,还有中国历史传统因素起作用。
    
    孔老夫子的精华和糟粕
    
     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到毛泽东,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孔老夫子。就是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孔老夫子可以和摩西、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相比。一个中国 人处在中国亿万人群中,不会感觉到孔老夫子对自己的影响,但当这个中国人,来到国外,处在白人、西班牙语裔人、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间时,他处理人际 关系的方式立即显现出孔老夫子的一套,就是“台独”主张者、中国共产党官僚,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也不会与一个阿拉伯人或白人一样。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是难于代代相传,而孔老夫子的影响可以代代相 传。我在2007年3月的一篇文章《孔老夫子佛教基督教三分中国天下》中说;“儒家学说中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华的那一部分,就像基因一样,存在於每一个中国 人的细胞中,这是中华文明长期绵延的根本原因。‘文明’是一个人觉得有‘归属感’的文化中最大的‘我们’”。
    
     为了说明孔老夫子和儒家的思想,我在这里不引述孔子、孟子、朱熹和儒家学说的大段经典,而用今天中国人熟悉的语言来说话。可以说,孔老夫子思想的精华是在“非政治领 域”中处理人际关系的典范。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都带有更多“神”的因素,关心天堂地狱、关心来世,而孔老夫子关心的是人的今生、关心的是处 理“人际关系”的伦理标准,是一种没有宗教色彩的“人际关系”学说。孔子的“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具有“普世价值”。但孔子的“正名”、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人际关系”规范,在政治领域,就成了维护专制政治的根本原则,这正是孔老夫子和儒家思想的糟粕。在儒家认为,只要依靠 “有完美人性的明君贤臣”推行“仁政”,就可以“以德治国”。毛泽东不喜欢孔老夫子,但他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典型的不要“法治”理论。他要求各级“贤臣”正确地划分“两类矛 盾”、妥当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後果,则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以德治国”在一个短时期内可以做得到,然而,没有一个皇帝可以一直保持“德 治”。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少有“仁政”,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暴政”。
    
    中国的首要问题是要走出“王朝循环”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政治理论,孟子认为,一个君王,如果言行举止不配做一个君王,按照孔子“正名”的看法,他就失去了做君王的资格。一个“国家最高领导 人”,如果只顾及自己的所谓形象、自私自利、不讲正义、不问是非、不关心民众疾苦,就是按照儒家的看法,这种人就不配当“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有二千年儒 家传统的中国,孔孟这种思想深入人心。面对“暴君”,人民就有起来“革命”的权利。然而,由于孔子和儒家没有“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革命”的结果仍 然建立的是新的王朝。所以,孔孟之道,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不能使中国走出“王朝循环”。
    
     对孔老夫子来说,没有什么“人权”、“民权”,只要君王实行“仁政”,臣民百姓各安其位,忠于君王,不“犯上作乱”,就有好日子过。
    
     孔老夫子不维护“暴政”,但维护“君臣百姓”各安其位的“王朝体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一家一姓”的“家天下”王朝,而迎来的是“一党专 政”的“党天下”王朝。毛泽东为强化“王权”而消灭派系殊杀功臣、和今日中国“王权”衰弱情况下的官场派系倾轧和普遍贪污腐败,这些“共产党王朝”现象与明王朝、清王朝同出一 辙。要想改变中国的官场派系倾轧和普遍贪污腐败,求助于孔老夫子和儒家的“仁政”,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全人类共同的民主宪政的道路。
    
     孔老夫子“仁政”思想,是维护专制政治的思想,并不是“普世价值”,而孔老夫子的“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思想与自由民主思想一样具有“普 世价值”。
    孔老夫子救不了全世界。
    
     孔老夫子的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的今天,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孔老夫子的思想和儒家文明确实可以起一种调和、 缓冲、桥梁的作用。孔老夫子的“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中庸之道”在全世界的传播,有助于世界和平。但是,夸大孔老夫子思想的作用,认为 未来的中国将能成为全世界的“中央王国”,儒家思想可以拯救全世界,这就太不自量力了。
    
     中国的问题不是“儒家拯救世界”,而是提倡孔老夫子旧的一套救不了中国。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到了在中国最终结束“王朝循环”的时候了。100年前的 辛亥革命消灭了“家天下”的王朝,辛亥革命100年後的今天,已经到了最终结束“党天下”王朝的时候了。
    
    “打倒孔家店”,还是“打扫孔家店”?
    
     近100年前的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100年後的今天,不需要“打倒孔家店”,但需要“打扫孔家店”,彻底清除”孔家店”中形形色色的 专制主义——“仁政”、“忠君”、“以德治国”、“盼望明君清官”等封建垃圾。“文化大革命”结束後,因为毛泽东如帝王一般终身在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 灾难,中国1982年宪法已经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不得两次连任(但留了一个“军委主席”连任的尾巴)。这一“限任制”的宪法规定,加上《08 宪章》和自由民主“普世价值”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任何形式的“王朝”都不可能在中国存在下去。只有在民主中国,孔老夫子的“己所勿欲,勿施于人”、 “仁者爱人”以及儒家思想中的种种精华(如“中庸之道”)才能更加发扬光大。一个接受了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儒家文明,将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其他文明有更 多贡献。(2010-2-25)
    (2010/03/17 发表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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