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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福利制度批判/曾节明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2月16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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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制度的本来目的,是保障无劳动能力者的生存权,现在除美国以外的许多发达国家,福利制度事实上却在大力保障有劳动能力者不劳而获的“权利”。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越来越成为养懒汉、甚至纵容堕落的制度,其淫靡的色彩,完全淹没了福利制度救死扶伤扶助老弱残疾人的本色:
      在澳大利亚,过于优厚的失业救济,令该国公民不用工作也能租住舒适的房子,于是就出现了戏剧性的现象:澳大利亚中小学英语教师多为亚裔移民——留学生、新移民或工签者,难道澳大利亚本国公民不会说英语?从幼儿园教师到加油站工人、售货员、迪士尼服务员...许多工作都是亚裔新移民、甚至非法移民在做,而该国许多白人公民,宁可一年几次地跑到穷国游手好闲,也不愿上班,难道他们身体和智力不如亚裔人? (博讯 boxun.com)

     在加拿大,政府提供的一些“培训项目”完全沦为“蹭饭项目”,因为参加这样的“培训”不仅无须分文,每月反倒有1600加元左右的“工资”拿,而且绝对八小时“工作制”,每星期还有双休——这就出现了去读书不仅不用缴学费,反倒有钱挣,而且挣得比打工还滋润的怪事。对于新移民当中众多好逸恶劳的赖子来说,这样的好事实在求之不得,于是泡上“培训项目”,享受无限期“培训”,他们的潇洒生活,着实让老实打工的人倍感窝囊;辛辛苦苦打小工的人“醒悟”后,自然也去蹭饭,加拿大的劳力,就在这“培训”当中更加短缺了。
     此外,加拿大优厚的新生儿抚养费,足以让人仅凭多生育,就可以过上小康生活,这种政策对于穆斯林移民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于是只要能生,家家生他十个八个,领取养育金的大胡子们,直可以领得合不拢嘴。既然单凭造人的本能,游手好闲也可以过上好生活,那何必去忍受打工的辛苦和拘束呢?于是,随着优厚养育金的发放,加拿大的劳动力更加短缺了。
     于是乎,加拿大的穆斯林族群猛增,相比之下,白人和其他群体负增长或低增长,而因为加拿大寒冷的气候和愚蠢的移民法,其所能吸引的移民,根本不足以抵消穆斯林高生育率的影响,因此,加拿大联邦政府等于拿非穆斯林创业者的钱,积极推进加拿大的穆斯林化。
     但是,任何政府都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加拿大养懒汉高涨的成本,自然得由老实打工、辛勤创业的人来扛,沉重的赋税让众多的人视开拓创业为畏途,开个小店,成本的压力也会把人累个半死,其生活何如吃救济、逛公园那样潇洒健康?于是诸多行业无人问津,理发、保健、补鞋、裁缝、日用品维修等服务难寻且腾贵…购物、买药、就医、金融服务等皆极不方便…服务业的短缺,加剧了这个冰雪国度的寒冷,使之与邻国美国判若两个世界,一些便利生活之处,甚至不如中共国社会。
     这是什么原因?就因为加拿大的福利制度,偏离了福利的初衷,沦为放纵人的惰性的制度。在这种福利制度的影响下,加拿大成了一个奖懒罚勤的社会;加拿大的政策,变相惩罚勤劳者和创造者,鼓励大众象加拿大的棕熊一样,长时间冬眠在福利制度的又深又暖的洞穴中。
     无怪乎有人说,加拿大就是“大家拿”。一个山青水秀地大物博仅次于俄罗斯的大国,人口不足三千万(不及中国广西一省)居然压制开拓创业,竭力建设“大家拿”的棕熊社会…这样愚蠢的国策,实在是匪夷所思。
     因此,加拿大会坐拥比美国多得多的土地、资源、矿产,其全国经济总量却只相当于美国一个州;这个几乎与美国同时拓殖的前英国殖民地,两百年五十年下来,人口却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成为一个永远潜力无限、却永远难成气候的巨型“小国”。  
     有人认为过于优厚的福利制度不会导致懒汉社会,并举瑞典等北欧国家为证。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瑞典等北欧国家,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它们除了接纳一些难民外,很少汲纳移民;北欧国家的本民族——日尔曼诸族(英国主流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也属于日尔曼民族),不仅生理条件优越、而且素养和受教育程度普遍很高,他们创造发明的能力、工作和创业的自觉自主程度,不是别的民族所能比拟的。因此,只要不大量吸收移民,高福利制度在北欧(其福利比加拿大更为优厚)不会造就严重的懒汉问题,而这种制度放在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则必然会导致懒汉成灾。
     实际上,由于严重低生育造成的老龄化问题,近年来北欧国家增加汲纳移民,其懒汉问题也日趋严重:许多亚非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群体,利用高福利制度,大量生育却不工作,成为北欧社会的包袱;无奈之下,丹麦不得不修改福利条款:从2006年起,政府只帮养两个,多生自己养。
      北欧国家的高福利制度,正在步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如果说,养懒汉的福利制度是良性肿瘤的话,纵人堕落的福利制度则是恶性肿瘤。英国和丹麦的福利制度,居然用纳税人的钱为瘾君子吸毒买单;虽然政府不予报销超出一定数量之外的毒品,但政府报销个人吸毒费用,等于是鼓励放纵吸毒行为:对瘾君子来说,既然吸毒的经济后果不用自己承担,那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对不沾毒来说,因为有了政府的“保护”,沾一点毒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
     因此,政府报销定量的吸毒费用,必然造成瘾君子更多的吸毒,助长吸毒歪风,其效果正如“平反”同性恋一样,必然导致吸毒行为更加公行于世;吸毒行为更加公行于世,必然导致社会性的恶性扭曲和衰颓,整个社会就象患上癌症的艾滋病毒感染者。
    
     与政府报销吸毒的政策相伴,丹麦政府还搞出为特定群体报销嫖资的福利政策:丹麦的未婚残疾人群体,只要向政府指定的妓院召妓,费用就可以找政府报销。据说这项福利制度的制定是出于人道主义:因为未婚残疾人群体因难有性生活,而遭受性压抑之苦。如果这个理由可以成立,丹麦政府还得为未婚残疾妇女召男妓才行,因为她们岂非同样遭受性压抑之苦?并且,所有低收入者,只要感受性压抑,都有理由要求政府出钱满足其性要求。这不是鼓励大众去买淫卖淫嫖娼吗?
     丹麦报销嫖资的福利制度,由于部分拆除了制约社会淫乱的经济力量,必然导致卖(买)淫嫖娼普遍公行和体面化,而淫乱是无助于生育(不负责任)的性行为,淫风的体面化必然导致生育率下降,这对于本来就人口负增长、严重老龄化的丹麦社会,无异于雪上加霜。
    
     纵观以上种种荒唐的制度性放纵,人们不禁要问:福利制度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那些不残不瘸、年富力强的人游手好闲、不劳而获?难道是为了淫乱堕落者安心放纵、免除后顾之忧?
     国家挪用勤劳创业者的血汗钱,去保障懒汉赖子们不劳而获的“人权”、去减免堕落放纵者应负的行为责任,这样的福利制度是否合理、是否道德呢?
     有人说人偷懒和堕落是人的权利。是的,人有不劳动的人权,但有劳动能力的人拒绝劳动,他(她)就必须承担拒绝劳动的后果;人也有选择放纵堕落生活方式的人权,但他(她)必须承担放纵堕落的行为后果,因为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任何人都无权要别人承担自己的行为后果。
     而养懒汉和放纵堕落的福利制度,就是一种强迫他人承担一部分人不良行为后果的混账制度。国家挪用勤劳创业者的血汗钱,去保障懒惰和堕落,就好比一幢大厦的混账物管,把楼内几户无赖业主所拖欠的物管费,分摊到按时缴费的守信业主头上。比比喻中的情形更糟糕的是,加拿大、英国、丹麦等西方国家现行的养懒汉和放纵堕落的福利制度,居然长期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真正是民意的体现;这反映出这些国家的社会风气是何等的颓靡!
    
     当代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之所以朝向放纵人的劣根性方向演变,究其根源,乃是因为社会的去宗教化:随着基督教影响的持续消褪,人类越来越回归原欲(高涨的离婚率、同性恋合法化),人本主义的影响由是空前高涨,“以人为本”日趋盛行,而且愈来愈极端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已经逾越反迫害反奴役(包含工具化人)的初始界限,变为一种寻求人欲无限满足的欲壑填充;今天的人本观念不再局限于人权保障,而在把越来越多的人的欲求(包括物质欲求和肉体满足)当作最高价值、核心根本,一切都要对之让步、围绕其服务。
     在这种人本主义的影响下,崇高的精神和社会正义感必然会逐步沦丧,整个社会越来越缺乏坚毅的品质,愈来愈多的人沦为信仰淡薄、责任心匮乏、极端自私自利的、耽于物欲和感官刺激的寄生蛆虫。
     这,就是当今西方社会一种真实存在的演变趋向之写照;这,就是福利制度朝放纵人的劣根性方向演变的根本原因。
     现行的西方国家制度是极端人本主义的产物,它把人类引向整体堕落。
    
     除非此次人类文明行将灭亡,否则人类社会去宗教化的趋向将不会长久;因此,现行放纵人的劣根性的福利制度也不可能长久,随着去宗教化所带来的人性的放纵的消停,福利制度终将回归本色。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一〇年二月七日星期日中午,于曼谷家中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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