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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儒家论纲/刘清平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月2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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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三
    
    19.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在此提出“后儒家”的理论构想。
    
    所谓“后儒家”之“后”,当然是相对“原儒家”之“原”和“新儒家”之“新”而言,主要意味着“后儒家”彻底消解它们所确立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根本否定它们所坚持的传统儒家基本精神。所谓“后儒家”之“儒家”,则是直接就儒家传统自身而言,主要意味着“后儒家”对于“原儒家”和“新儒家”的彻底消解、根本否定,并不是试图在儒家传统之外另起炉灶、运用外来分立的理论体系取而代之,而是将儒家传统自身包含的种种积极因素,以一种内在异质的理论架构重新组合起来,从而使其在维系儒家传统自身认同的前提下,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后儒家”,既是“后”儒家,又是后“儒家”,在“后”之后还是“儒家”,因为它不仅解构传统儒家,而且重构儒家传统。
    
    20.后儒家所要消解的理论架构,就是传统儒家那种主张血缘亲情本根至上、坚持血亲情理精神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后儒家试图重建的理论架构,则是那种主张恻隐仁爱本根至上、坚持仁爱情理精神的普遍主义理论架构。换句话说,在后儒家中,占据本根至上的终极地位的,不是慈孝友悌的特殊性血缘亲情,而是恻隐仁爱的普遍性人际情感。
    
    21.后儒家之所以选择这种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第一,如上所述,儒家传统在实质上首先是一种人本主义学说;而任何一种人本主义学说,只有在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内,才有可能将自己的立场贯彻到底、成为本真性的人本主义。其实,所谓“以人为本”,就其本意而言,便是意指普遍群体性地“以一切人为本”、“以每个人为本”,而不是仅仅意指一己个体性地“以我为本”,或是特殊团体性地“以父母亲人为本”、“以某个团体为本”;因为不仅我自己、我的父母亲人、我所属的团体成员是人,而且其他人也是人、也具有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否则,所谓人本主义就将陷入深度悖论,最终变成实质上的“个人至上主义”、“血亲至上主义”或是“团体至上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儒家其实并不是本真性的人本主义,而是血亲性的人本主义。)有鉴于此,后儒家为了将儒家传统的人本主义立场贯彻到底,必然选择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
    
    22.第二,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是丰富多样的;各种不同的人本主义学说在界定人的根本规定性的时候,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着眼、从不同的层面入手。后儒家则从维系儒家传统的自身认同、承扬儒家思潮的情理精神出发,首先选择恻隐仁爱作为属人的根本规定性,坚持“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人而不仁,如之何” 的立场,强调每个人都应当对一切人怀有恻隐之心和仁爱之情。尤其重要的是,在现代背景下,后儒家特别强调,这种恻隐仁爱并不仅仅限于对他人的苦难不幸怀有同情怜悯,而是在更普遍、更广泛的意义上首先包括:一视同仁地尊重一切人的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关爱一切人的人性生活和正当利益。
    
    后儒家明确认为,这样一种普遍群体性的维度,对于人的整体性存在具有至高无上的本根意义:它既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又是人之为人的终极理想;人的一切行为举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损害否定人的存在的这一至上本根。
    
    众所周知,传统儒家原本就有以恻隐之心为端绪、以仁者爱人为理想的观念,强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只是由于处在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中,这一普遍群体性维度受到特殊团体性维度的束缚压抑,不可能真正实现(参见 Qingping Liu: “Is Mencius’ Doctrine of ‘Commiseration’ tenable?”, Asian Philosophy, 11(2001):73-84;刘清平:“无根的仁爱——论孔孟儒学的深度悖论”,载《哲学评论》2002年第2册)。后儒家在这方面对于传统儒家的解构工作在于:把被颠倒性地置于派生从属地位的恻隐仁爱维度,重新置于本根至上的终极地位,使其摆脱在传统儒家的理论架构内所受到的特殊团体性维度的束缚压抑,从而确保这一普遍群体性维度能够在理论上贯彻到底,确保儒家传统的人本主义立场能够在实践中真正实现。
    
    23.由此出发,后儒家明确主张:在这种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中,人的存在的一己个体性维度,应该与上述普遍群体性维度保持内在的统一。其实,后儒家在恻隐仁爱的普遍群体性维度上,主张尊重一切人的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关爱一切人的人性生活和正当利益,这本身就包含着:高度肯定每个人的一己个体性人格独立、意志自主、精神自由的重要意义,大力推崇每个人的一己个体性道德自律、志向自强、品格自立的伦理价值,充分承认每个人的一己个体性肉体生命、本能欲望、物质需要的正当合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儒家特别强调:由己为己的一己个体性维度,应当并且可以与恻隐仁爱的普遍群体性维度达到内在的统一。换句话说,本真意义上的普遍群体性维度,本来就包含着本真意义上的一己个体性维度;本真意义上的一己个体性维度,也必然会通向本真意义上的普遍群体性维度。
    
    众所周知,传统儒家原本就有“为仁由己”、“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的观念,力求通过强调恻隐仁爱本来就植根于每个人的心性之中,而把普遍群体性维度与一己个体性维度内在地统一起来。后儒家充分肯定传统儒家的这种观念,并且通过解构,将它重新置于恻隐仁爱本根至上的普遍主义理论架构之中加以强调,从而使这两个维度的内在统一,能够摆脱在传统儒家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内必然受到的特殊团体性维度的束缚压抑,确保这种有机的统一能够在理论上贯彻到底、在实践中真正实现。
    
    24.与此同时,后儒家特别提倡:一己性个体应当对普遍性群体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尤其是在二者之间出现冲突、不可得兼的情况下,甚至应当不惜限制和牺牲一己个体性的维度,以求维系和实现本根至上的普遍群体性维度。后儒家的这种主张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第一,既然本真性的人本主义要求“以一切人为本”、“以每个人为本”,一个人肉体生命、本能欲望、物质需要的满足,人格独立、意志自主、精神自由的维系,道德自律、志向自强、品格自立的实现,就不应当损害和否定、而应有助于维系和实现其他人在这些方面平等具有的基本权益;否则,人本主义便不再是本真性的人本主义,而会沦为自我至上的个人主义。同时,就其实质而言,自我至上的个人主义所造成的这种损害和否定,最终也必然会损害和否定一个人自己在这些方面与其他人一样平等具有的基本权益,从而陷入深度悖论。
    
    第二,后儒家提倡的在出现冲突时应当限制一己个体性维度、实现普遍群体性维度,只是主张:一个人在必要时不惜放弃自己的某些本能欲望、限制自己的某些物质需要、乃至牺牲自己的肉体生命存在,并非要求一个人因此放弃自己的与普遍群体性维度根本一致的人格独立、意志自主、精神自由,牺牲自己的与普遍群体性维度根本一致的道德自律、志向自强、品格自立。相反,即便一个人在必要时为了维系普遍群体性维度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存在,他或她的与普遍群体性维度根本一致的人格独立、意志自主、精神自由、道德自律、志向自强、品格自立等等,不仅不会受到束缚压抑,而且还能得到充分完美的终极实现。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得以维系的普遍群体性维度,本身就包含着对于这个人自身的与普遍群体性维度内在合一的一己个体性维度的根本肯定。
    
    因此,后儒家的上述主张并非旨在凭借社会性压抑个体性,而是为了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更好地实现普遍群体性维度与一己个体性维度的内在统一。在这个意义上说、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后儒家的普遍主义理论架构内,一己个体性的维度既派生于、又从属于本根至上的普遍群体性维度。
    
    众所周知,传统儒家原本就有“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的观念,提倡人们应该不惜牺牲个体性的生命存在、以求实现社会性的仁义理想。后儒家充分肯定传统儒家的这种观念,并且通过解构,将它重新置于恻隐仁爱本根至上的普遍主义理论架构之中加以强调,从而使其能够摆脱在传统儒家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内必然受到的特殊团体性维度的束缚压抑,以确保“杀身”、“舍生”的自主举动完全是本真性地为了实现恻隐仁爱的普遍群体性维度,而不是扭曲性地为了维系那种与普遍群体性维度正相冲突、坚持有父有君至高无上的特殊团体性维度。
    
    25.进一步看,后儒家明确主张:在这种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中,人的存在的特殊团体性维度的价值意义也应当受到充分的肯定。就其具体内容而言,这一维度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如父母子女的血缘团体性、丈夫妻子的姻缘团体性、朋友熟人的友缘团体性、同乡邻人的地缘团体性、上级下属的治缘团体性、同事同行的业缘团体性、师生同窗的学缘团体性、宗教信众的教缘团体性等。
    
    后儒家的这一主张主要基于以下理由:在人的整体性存在所包含的种种关系中,不仅有一个人与其他一切人所发生的普遍性群体关系,不仅有一个人与这个人自身所发生的个体性对己关系,而且有一个人与某些特定的人所发生的各种特殊性团体关系。这些特殊性团体关系各自拥有不容否定的特殊性存在根据和具体内容,如血亲、婚姻、友谊、乡邻、治理、事业、教学、信仰等,因此在人类生活中必然会拥有无法取消的特殊性价值意义、发挥不可抹煞的特殊性重要作用。
    
    26.与此同时,后儒家明确主张:这些特殊团体性之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应该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占据本根至上的终极地位,而应当在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内,既派生于、又从属于本根至上的普遍群体性维度以及与之内在统一的一己个体性维度,并且在此基础上与后二者实现内在的统一。
    
    后儒家的这一主张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从本真性人本主义的视点看,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上述特殊团体性关系首先是以普遍群体性关系作为自己的终极本根的,然后才能凭借某种特殊性的存在根据,确立自身的特殊性具体内容。以父母子女的血缘团体性关系为例。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父母子女首先是在普遍群体性人际关系中具有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然后才会在特殊团体性血亲关系中具有父母子女之为父母子女的特殊规定性。换句话说,对于一个人来说,她或他的父母子女首先是作为“人”、像其他一切人那样与他或她保持着普遍群体性的人际关系,然后才会凭借生育抚养的血缘纽带、作为父母或子女而与她或他保持着特殊团体性的血亲关系。其他特殊团体性关系亦然。因此,在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内,没有任何一种特殊团体性能够凌驾于普遍群体性维度以及与之内在统一的一己个体性维度之上;所以,一个人也不应该为了维系和实现前者而损害和否定后者。
    
    27.有鉴于此,后儒家特别强调:必须彻底消解传统儒家赋予血亲团体性以及君臣团体性以本根至上地位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
    
    先就血亲团体性而言。后儒家充分承认:父母通过血缘关系赋予了一个人以肉体生命,亦即承载一个人作为人所具有的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的质料性实体,并在其生命进程中对于他或她具有养育之恩和教导之功。所以,一个人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回报父母、孝敬双亲。然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父母并没有、也不能仅仅通过血缘关系就直接赋予一个人以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如上所述,这种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只有在普遍群体性维度以及与之内在统一的一己个体性维度的层面上才能真正确立。有鉴于此,后儒家根本否定孟子从“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的前提中推出的“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的狭隘有限的特殊主义人性结论,并且因此根本否定传统儒家主张的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基本精神,尤其反对那些为了维系和实现血亲团体性维度(孝)而不惜损害和否定普遍群体性维度(仁)以及与之内在统一的一己个体性维度(己)的观念和行为。
    
    与此相应,后儒家特别提倡:在血亲团体性维度与普遍群体性维度(以及与之内在合一的一己个体性维度)出现冲突、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人们应当“舍孝以取仁”(以及“舍孝以取己”——此“己”乃与“仁”内在统一之“己”)。后儒家的这一主张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社会群体的普遍性利益在本质和地位上大于和高于个别家庭的特殊性利益,普遍群体性关系的价值意义在本质和地位上大于和高于特殊团体性关系的价值意义。第二,由于这种“舍孝以取仁”(以及“舍孝以取己”)的终极目的首先是旨在实现普遍群体性的维度,因此,即便在这种“舍孝”的选择中,父母作为“人”所具有的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等等,依然可以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会在受虐待的状况下被损害或是被否定。(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导致虐待父母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恰恰就是由于儿女缺失那种首先尊重父母作为“人”所具有的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等等的本真性人本主义观念。)其实,后儒家在普遍群体性维度与一己个体性维度内在统一的基础上,主张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关爱一切人的人性生活和正当利益,这本身就包含着:充分承认任何一个特殊性团体中的成员(包括自己的父母亲人)的人格存在、基本权利、人性生活和正当利益。
    
    28.再就君臣团体性而言。后儒家根本否定传统儒家的“君权至上”观念以及荀子为此提出的下述理由:“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因为这一理由即便在古代社会也不符合事实、根本无法成立。与此相应,在现代背景下,后儒家同样根本否定传统儒家一直主张的 “君臣有义”、“君惠臣忠”等陈腐观念。在探讨现代社会治缘团体性中的上级下属关系时,后儒家将以普遍性的社会公德(仁)作为至上本根,提倡那些遵循本真性人本主义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普遍性伦理规范的职业道德。
    
    与此同时,在现代背景下,后儒家也不再提倡传统儒家极为推崇的内圣外王理想以及尧舜文武典范。这不仅是鉴于这些打有古代社会深刻烙印的理想典范虽然包含某些积极的正面价值、却又具有各种严重的负面弊端,也不仅是鉴于后儒家之“后”并非向“后”看(眷恋过去)、而是向“前”看(面向未来),同时更是鉴于:后儒家的终极目标,不是力图把某个人或某些人造就成因为道德超拔便能平治天下、并让万民景仰的青天圣王,而是旨在把每个人或一切人培养成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社会公民。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后儒家的终极目标,不是“满街人都是理想圣王”,而是“满街人都是优秀公民”。
    
    此外,后儒家还根本拒绝在现代社会中喜剧性地再次扮演传统儒家那种自命的或是他封的“王者师”尴尬角色,而宁愿选择孟子提倡的“大丈夫”自主身份(当然是在消解这一观念的男性中心主义色彩之后)。
    
    29.在坚持上述观念的前提下,同时也从维系儒家传统自身认同的立场出发,后儒家强调:在当前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历史进程中,应当充分承认各种特殊团体性因素(尤其是血亲团体性因素)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的重要意义,大力肯定各种特殊团体性情感(尤其是血亲团体性情感)在人类生活中的正面价值,尤其提倡一己性个体应当对特殊性团体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那些与普遍性群体权益根本一致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甚至推崇为了履行这类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而在必要时不惜放弃自己的某些本能欲望、限制自己的某些物质需要、乃至牺牲自己的肉体生命存在的高尚品格,由此克服和消解所谓“现代性”相对忽视特殊团体性人际关系和人际情感的负面弊端,维系和巩固家庭观念、朋友情谊、社区意识、团队精神等等。
    
    事实上,通过深度批判和彻底解构,后儒家甚至主张在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内积极肯定和重新建构传统儒家的“爱有差等”观念,明确认为:在一视同仁地尊重一切人的人格存在和基本权利、关爱每个人的人性生活和正当利益的本根至上的终极基础上,一己性个体可以并且应当按照各种特殊性团体的存在根据和具体内容,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丈夫妻子、朋友熟人等等,分别给予更强烈的情感关怀、提供更专注的体贴照顾、建立更密切的交往沟通。当然,其前提必须是:这种差等之爱只是在内容和强度上、而不是在本质和地位上大于和高于上述一视同仁,亦即这种差等之爱不应该在实质性意义上凌驾于上述一视同仁之上,更不应该为了维系和实现这种差等之爱而损害和否定上述一视同仁。后儒家也将从这个视角肯定和重构宋明儒学提倡的“理一分殊”观念:在一视同仁地实施恻隐仁爱这个本根至上的普遍性一理维度的基础之上,积极肯定各种团体性关系的特殊性分殊维度的重要意义,充分承认各种团体性之爱的特殊性分殊特征。
    
    30.综上所述,后儒家之所为仅仅在于:深度批判传统儒家的血亲情理精神,彻底消解传统儒家的特殊主义架构,依据一种原本就内在地潜含于儒家传统人本主义立场之中的普遍主义架构,将传统儒家提倡的那些依然具有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加以重组,由此大力弘扬儒家传统的仁爱情理精神,以使自身既成为 “后”儒家、又成为后“儒家”,在“后”之中继续维系“儒家”传统的自身认同。换句话说,后儒家之所为仅仅在于:把被传统儒家颠倒了的理论架构重新颠倒过来,以一种上下倒置的颠覆方式重新建立儒家传统的理论架构。
    
    正因为如此,后儒家对于原儒家和新儒家的深度批判、彻底解构、根本否定、异质重构,在本质上其实是儒家传统的自我批判、自我解构、自我否定、自我重构。同时,也只有这种自我批判、自我解构、自我否定、自我重构,才有可能真正使拥有两千五百年悠久历史的儒家传统,在当前人类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氛围中,持续焕发普世性的生命力,并对今后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其他文化传统、其他思潮学说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31.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仅试图提出一个后儒家的大体构想。儒家传统的许多思想观念,诸如性善性恶的问题、仁义礼智的问题、己立立人的问题、义利关系的问题、血亲推恩的问题、天人合一的问题等等,并没有在这里得到具体讨论和深入展开。此外,在展开儒家传统的自我批判、自我解构、自我否定、自我重构的进程中,后儒家如何不仅批判性地汲取中国文化传统中道家、墨家、佛禅等思潮的积极因素,而且批判性地汲取西方文化传统以及其他文化传统中各种思潮的积极因素,也是一个十分重要、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所以,后儒家的上述理论架构,也将一直敞开自我批判、自我解构、自我否定、自我重构的大门。
    
    32.在这种自我批判、自我解构、自我否定、自我重构中,对于后儒家来说,一以贯之的口号是:
    
    颠覆传统儒家,弘扬儒家传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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