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公民的集会自由权利何以名存实亡?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月05日 转载)
    
    
     公民的集会自由权利何以名存实亡 (博讯 boxun.com)

    
    ——公民和平集会权利的现状调查及分析报告
    
    
    维权网
    
    2009年12月31日
    
    
    
    目录
    
    前言
    
    一、公民和平集会权利的相关背景
    
    1、集会自由的定义、意义及其分类
    
    2、和平集会权利是民主国家普遍保护的基本人权
    
    3、和平集会权利受国际人权法律的保护
    
    二、中国现行法律对公民和平集会的规定及其限制
    
    1、宪法的规定及其司法效力
    
    2、《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1)对集会主体的限制
    
    (2)对集会地点的限制
    
    (3)对集会时间的限制
    
    (4)对集会方式的限制
    
    3、地方政府作出进一步限制
    
    三、公民和平集会权利的落实情况
    
    1、和平集会:无法通过主管机关的审批关,获得合法资格。
    
    2、主管机关对和平集会的日常管理
    
    3、主管机关对宗教性质集会活动及政治性集会的管理
    
    (1)对宗教性质的集会活动的打压(以基督教家庭教会为例)
    
    (2)对政治性和平集会的打压
    
    4、政府剥夺公民集会权利的原因
    
    5、集会表达权被剥夺是社会冲突日渐突出的重要原因
    
    6、“反日大游行”和“抵制家乐福事件”
    
    7、公民创举
    
    四、少数民族地区的和平集会权利现状及其限制
    
    1、拉萨“3-14事件”
    
    2、乌鲁木齐“7-5事件”
    
    五、建议
    
    
    
    前言
    
    本报告从法律条文和实践的视角对近二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的公民和平集会现状作了初步的调查和分析,从法律条文、和平集会的申请和审批、主管机关对公民集会的日常管理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和平集会现状等几个层面具体展开对公民和平集会的分析和研究。本报告把当前中国社会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亦归类于公民的集会权利问题来进行研究。
    
    本报告通过大量实证资料、案例和分析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是一直沿用至今的规范和管理公民和平集会权利的一部实体性法律;由于它完全违背了国际人权法和中国《宪法》保障公民集会自由的原则,实质上是一部限制和禁止公民和平集会的法律,它的施行导致了中国公民的和平集会自由与权利名存实亡,因而是一张虚有其表的“空头支票”和一部典型的恶法。因此,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作出实质性的修改;同时,废止一切与公民集会权利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和管理办法、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5条、《刑法》第296条这两款处罚集会行为的条文。修改后的《集会游行示威法》必须与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公民集会自由的规定相契合,必须以有效保障公民的集会自由权利得到落实为立法宗旨,必须明确公民的集会自由权利受到侵犯时的司法救济渠道。
    
    鉴于当前政府对言论、新闻的管制,本调查报告所引用的数据、案例、资料及分析,远不能涵盖当前中国公民集会权利的全貌,权且当作抛砖引玉之用,为公共领域研究及公民行动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发。不足之处,有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公民和平集会权利的相关背景
    
    1、集会自由的定义、意义及其分类
    
    集会自由是指公民所享有的、由宪法赋予的、和平聚集在一起讨论问题、开展某项活动或表达意见和观点的自由。
    
    集会自由与持有主张自由、发表意见自由的权利统称为公民的表达权。公民集会,除了指公民可以和平参与任何集会的权利以外,很多时候都可以认指在特定的议题与政府持对立立场时,反对者有权就这一议题集会反对。集会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拓展和延伸,通过集会可以扩大言论的影响,是公民参与政治及社会生活的重要形式,没有集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乃至宗教自由就失去了重要的表达平台,这些自由也同时失去了其大部分的意义。
    
    按照公民集会的诉求与目的,集会分为政治性集会和非政治性集会,政治性集会是指公民就特定的议题与政府持对立(或认同)立场,按照法律规定举行的集会反对(或赞成)活动;非政治性集会是指公民就其他非政治性的议题举行的集会活动。
    
    按照公民集会实际进行的地点,集会可以分为室内集会和露天集会。按照公民集会的参与性质,集会又可以分为私人集会和公共集会,私人集会研讨的议题局限于一些私人领域的范围,而公共集会则将议题延伸到大众及公共领域。其中,公共集会中的露天集会有时往往表现为公民游行、示威、请愿等诸种形式,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所理解到的公民集会属于“静态”的公民集会,那么游行、示威、请愿等则是一种动态的公民集会形式,在法律上,它们都统归公民和平集会权利的管辖范围。
    
    2、和平集会权利是民主国家普遍保护的基本人权
    
    和平集会的自由是民主程序的基础。这项权利起源于古代人们聚集在一起向国王或官府请愿。现代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均对公民的和平集会表达权给予充分的法律保障,政府和其它社会力量不得随意干涉或剥夺公民的此种权利,公民享有和平集会的表达权,既是天赋之人权,也是人类文明进程演进的积极成果,是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成熟、发达的标志。
    
    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著名的《权利法案》,第一次将公民的集会自由纳入法律保障范围,受国家法律的保护。美国拥有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其宪法内容并未明确公民拥有的政治权利和义务,但随后,在1791年12月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第1条就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订关于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救济权利的法律。”采用修正案的形式将公民权利作为对宪法的补充条款正式确定下来,其中的“和平集会”涵盖了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等等诸种权利。西班牙宪法也作了了类似的规定,其宪法第16条规定:“西班牙人民依合法宗旨和法律规定,自由的集会结社。”此外,意大利、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均对公民的集会权利作了相应的法律规定。
    
    由于公民的和平集会表达权具有参与人数众多、人员构成复杂、集会目的和诉求不完全一致等特点,容易导致秩序混乱、引发暴力冲突等情况,因而,各国对公民的集会表达权通常都有一些法律上的限制,比较典型的有意大利宪法。意大利宪法第17条规定:“所有公民均有不携带武器和平举行集会的权利。集会如果是在向公众开放的建物筑内举行,无须预先通知当局。在公共场合举行集会,须预先通知当局。而当局只有根据公共安全和公众免遭损害的充分理由方可禁止。”又如,美国纽约地方法院对公民的集会权利也有一些限制性的法律约束,公民集会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但是这些限制性的法律约束首先遵循的是“权利在先”原则,如果审批部门不同意公民的集会申请,必须给出不予批准的具体理由,当事人拥有正当的司法救济渠道,政府审批部门不得滥用权力任意剥夺公民的和平集会权利,即使公民违反了这些限制,除非集会有暴力行为或煽动暴力行为,对公民的处罚最多只是罚款或者社会服务令等温和方式,不会动辙以拘留或者刑事处罚的方式处理。
    
    无论各国怎样对公民的和平集会权利加以限制,都是遵循“权利在先”这一基本原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的保障和促进基本的公民权,而不是相反,和平集会表达权是受民主国家普遍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
    
    3、和平集会权利受国际人权法律的保护
    
    《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权利。”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1条规定:“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同时规定:“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加的限制。”《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最重要的一个国际法依据,而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该国际公约,有义务修改国内法以遵守这个公约的各项条款。
    
    对公民的和平集会表达权表述较为完整的另一份国际文件是《人权捍卫者宣言》。该宣言于1998年12月9日被联合国大会采用,是联合国第一份承认人权捍卫者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承认给予开展保护人权运动更好保护需要的文件,为联合国所有185个成员国适用,作为一份《宣言》,它对各成员国并没有法律约束力,然而,它却具有极大的道德权威,因为所有国家都一致同意宣言约定的所有条款,反映了国家意图遵守的规范。
    
    《人权捍卫者宣言》第2条第五款规定:“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发展,每个人,无论单独的或团结其他成员,不论在国内或国际,都有权和平会的聚会或集会。”第六款规定:“每个人都有权单独或与他人联合自由印刷、教授、传播关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观点、信息和知识;对如何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具体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进行学习、讨论,形成各种观点,通过这些及其他一些适当方式来引起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第8条规定:“每个人,无论单独的还是与他人联合,都有权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有效地接触并参加一国政府并且参与公共事务。”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人权法律对公民游行、示威、请愿的权利并未作出单列的法律规定,涵盖在“和平集会”的权利范围之内,这并不影响到游行、示威、请愿的权利受国际人权法律保护的事实效力。
    
    二、中国现行法律对公民和平集会的规定及其限制
    
    1、宪法的规定及其司法效力
    
    1954年,中国立法机关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其中第8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物质上的必需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以后,历次修宪都将这一公民基本权利保留下来,纳入在宪法体系之内,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我国公民对集会、游行、示威这些现代政治概念并不陌生,中共建政后,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关于集会、游行、示威性质的群众参与,曾一度滥用了“集会”、“游行”、“示威”这些公民权利概念,根据现代政治学的释义,这并非现代政治学所描述的公民权利,只是为了配合执政党的政治需要展开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本报告中,不予阐述。
    
    本报告所指的公民的集会自由,是指公民的政治权利,此种权利不受任何党派和舆论控制和操纵,体现公民的自由意志。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当前的法治进程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进程,状况十分令人堪忧,长期以来,有宪法无宪政、法律有而法治无,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至今依然停留在纸面上,流于形式与表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实践中,公民的和平集会表达权仍然是一项抽象的象征性宪权。(根据国际惯例,本调研报告中“和平集会”均涵盖了游行、示威、请愿等权利,不再予以单列。)
    
    在下面所作的调研中,我将进一步从立法及司法实践中论证这一基本调查结论。
    
    2、《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以下简称《集会游行示威法》)于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通过,是当前规范和管理公民和平集会权利的一部实体法律,同时也是一张虚有其表的“空头支票”。
    
    从《集会游行示威法》的法律条文进行分析,其中含有“不得(“未经许可”的法律条款多达20余处,其中大部分限制性和禁止性法律条款是剥夺或者变相剥夺公民和平集会权利的,该法律因此也被外界形象地戏称为“限制集会游行示威法”。 之所以称其为“限制集会游行示威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集会主体的限制
    
    第15条规定:“公民不得在其居住地以外的城市发动、组织、参加当地居民的集会、游行、示威。”
    
    第16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组织、参加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责、义务的集会、游行、示威。”
    
    第34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参加中国公民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
    
    根据第15条规定,公民不得在其居住地以外的城市发动、组织、参加当地居民的和平集会,明显违背自由原则,理由有三:第一、如果公民和平集会的诉求和目的在其居住地政府可能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需要引起上一级政府的关注,就有必要去上一级政府所在地的城市举行和平集会,被这一法律条文禁止;第二、公民如果在异地旅行或者暂居,其权利受到侵犯,需要引起当地政府与社会的重视,需要在公民居住地以外的城市发动、组织和平集会,同样被这一法律条文禁止;第三、公民在其居住地以外参与当地公民举行的和平集会,为什么不行?特别是一些非政治性集会、室内集会、私人集会,公民在异地不能参加这样的集会,显然侵犯了公民的集会权利,违背了宪法本身所要求的。
    
    第16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组织、参加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责、义务的集会、游行、示威。”什么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责、义务的集会、游行、示威?这一规定是含糊不清的,实践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本国公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所拥有的和平集会的权利同样应当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
    
    至于第34条的规定,也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的驻外使、领馆可以组织华人、华侨在自由国家举行和平集会,而外国公民需要在中国境内举行类似的和平集会是不会得到中国政府许可和批准的。
    
    此外,国务院曾出台规定,超过1000人以上的群众性集会活动,必须提前20天向公安部门批准,违反者主办机构可能会被处罚30万元人民币,该规定被一些法律人士解读为是对一些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进行打击的举措。
    
    (2)对集会地点的限制
    
    第23条规定:“在下列场所周边距离十米至三百米内,不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经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的除外:(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在地;(二)国宾下榻处;(三)重要军事设施;(四)航空港、火车站和港口。”
    
    对一些不适宜举行集会的场所进行限制原本无可非议,但是这条规定显然已经超出这一范围,比如:剥夺公民在国家机关附近举行集会的权利,明显违背了集会自由的原则;又如,国宾下榻处不得举行集会这一规定明显带有歧视色彩,“国宾”的界定标准是什么?其下榻处为什么不能举行集会?公民举行和平集会,又如何得知有无“国宾”?法律都没有作出明确而又合理的解释。
    
    (3)对集会时间的限制
    
    第23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时间限于早六时至晚十时,经当地人民政府决定或者批准的除外。”
    
    这条规定从时间上对公民和平集会加以限制,违背了和平集会的基本规律,比如,一些突发性的事情,往往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以外,需要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但是却被这条法律条文所禁止,违背了自由的原则。
    
    事实上,如果公民和平集会的权利真正得到了落实,许多集会都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以外的,最常见的有非政治性集会、室内集会和私人性质的集会,这些集会活动的举行往往不会固定时间。从法律条文上解释这一规定,显然是侧重于国家与政府如何便于对公民集会、游行、示威这些权利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与“权利在先”的原则是根本相悖的。
    
    (4)对集会方式的限制
    
    第8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有负责人。”
    
    第25条规定:“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必须负责集会、游行、示威的秩序,并严格防止他人加入。”
    
    第26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不得违反治安管理法规,不得进行犯罪活动或者煽动犯罪。”
    
    由于集会行为具有参与人数多、人员结构复杂等特点,一些民主制国家也有相关的集会负责人的法律规定,举行集会不得违反当地法律、进行犯罪活动等规定,但终其一点,这些法律规定不能成为防有碍公民和平集会权利的实现,而在具体的司法操作中,我国的做法是不符合通行的国际惯例的:第一、一般而言,公民集会的和平、有序进行应由组织者、参与集会的全体公民、集会地点的警察各方来共同维持;第二、第25条谈到的“秩序”,其实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审批部门以及公安机关常常以此为由拒绝集会的申请和惩治集会的组织者;第三、“严格防止外人加入”,显然有悖于常理,在实际举行的集会中,特别是一些露天性质的公共集会,组织者或者警察都不可能做到禁止其他公民进入和平集会的行列,况且,任何公民都有权参加和平集会,不应当从法律层面剥夺公民此种权利,更不能以此为由惩罚和平集会的组织者。
    
    不难看出,根据以上3条规定,公民的任何和平集会行为在理论上都可以被认定为“非法集会”,集会的负责人因此可能要承担极大的个人风险。
    
    3、地方政府作出进一步限制
    
    除了在国家法律的层面对公民的和平集会权利进行限制和约束之外,一些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了各种五花八门的行政命令、法规、办法,在集会时间、地点、主体、范围、表达方式、罚则等方面对公民集会权利进行限制和约束,譬如:
    
    1、《甘肃省实施集会游行示威法办法》明确规定,在兰州市中心广场举行集会、游行、示威,须经主管机关报兰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事实上,在民主国家也有权限制集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例如特别大型的集会、在市中心繁忙时间举行的集会等,要求举行集会前向政府申请批准,但这并不一定等于剥夺了公民在市中心集会的自由,而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实际上明确了这些地方不被允许集会示威。
    
    2、据《扬州晚报》2003年11月报道,扬州市公安部门发布通告,该通告要求:“公民不得越级上访,表达全体意愿的上访活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严禁非法集会、游行、示威、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呼喊口号、发表煽动性言论”等即时性强制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硬性规定。
    
    3、四川省成都市2008年发布通告,通告规定:成都市市中心天府广场、春熙路周边区域禁止任何单位、组织、个人进行自发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如有违反者,公安机关将采取强制措施予以取缔、驱散,并追究为首组织者的法律责任。实际操作中,即剥夺了公民在成都市中心举行和平集会的自由。
    
    4、2009年11月,深圳市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司法局联合出台了臭名昭著的《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的通知》,14种公民行为被认定为“非正常上访”,需承担法律责任,其中包括在北京中南海、天安门、新华门等政治敏感区上访,在深圳市委、市民中心等国家机关、市民广场等重要场所,会展中心等重大活动的主要场所非法聚集、滞留、游行、示威等行为,采取自伤、自残、自杀、跳楼、静坐等信访行为,等等。
    
    我国现行的立法理念赋予地方政府制订法规的权力,同时为地方官员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开辟了便捷的渠道,地方官员为了当地的社会“稳定”,人为地突出“政绩”,通过制订地方性法规剥夺和限制公民权利的现象十分严重,甚至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通常,这些地方性的立法行为具有随意性强、操作弹性大、政策变化快、“人在政在、人走政息”等典型的“人治”特征。
    
    三、公民和平集会权利的落实情况
    
    1、和平集会:无法通过主管机关的审批关,获得合法资格。
    
    以上提到的公民的和平集会权利的诸项法律规定,是在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层面对公民的集会自由进行干涉和剥夺,体现在司法实践中,首先是公民的和平集会行为无法通过主管机关的审批门槛。
    
    《集会游行示威法》第6条规定:“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是集会、游行、示威举行地的市、县、城市公安分局。”根据这款规定,公安部门是公民和平集会的批准机关。该法第12条第4款同时规定:“有充分根据认定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将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公安机关可以不予批准,值得一值的是,《集会游行示威法》并没有就“危害”、“公共安全”、“严重”、“社会秩序”等这些界定公民集会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作出定义,或作出严格的标准,可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公安机关有很大的酌情权和裁量权来决定公民集会是否“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主管机关也通常以此为依据拒绝公民的集会申请,完全违背了“权利在先”的原则,并且,这一权利的实现也没有事后的司法救济渠道。
    
    2005年5月30日下午三时,北京法律工作者许志永、维权律师吕宝祥就河北承德一刑事案件向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申请集会游行,抗议最高法院和公安部的不作为,游行路线是从公安部到最高人民法院这一路段,负责接待的警察以“有可能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为由拒绝了两位律师的集会游行申请,但表示就该案件会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由于该案件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2005年7月4日,许志永、吕宝祥二位律师向公安部门再次递交了集会游行申请书,游行路线依然是从公安部到最高人民法院这一路段,他们的诉求被以同样的理由拒绝。据许志永回忆,他们后来改变了申请的游行路线,表示不再选择从“公安部到最高人民法院”这一路段,改为在北京郊区一条总长不到50米的偏僻小巷子里头进行,以“防止可能引发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这一局面出现。不过,他们的申请依然遭到拒绝,负责审批的警察给出拒绝申请的理由是:“有可能会引起周围群众的围观或者参与,还可能引起中外媒体记者采访等不可预测因素,从而导致事态扩大,极有可能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许志永、吕宝祥律师的和平集会申请最终未获批准。
    
    (参考:http://xuzhiyong.fyfz.cn/blog/xuzhiyong/index.aspx?blogcatid=16393)
    
    2003年,福建省莆田延寿、溪白等十余个村落两千多亩农业用地被当地政府强行征收,引发了当地村民的强烈不满,2005年,农民维权代表黄维忠申请集会游行,抗议政府的强制征地行为,他的申请遭到公安机关拒绝,并于当年12月25被以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治安罪”被逮捕入狱,判刑3年。2007年1月12日,黄维忠的哥哥黄维德又向福州市公安局递交集会游行申请书,要求就政府违法征地问题申请集会游行,结果福州市公安局向申请人出示了不许可通知书,黄维德继续依法向福州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市政府维持了不许可的决定,在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之后,举行和平集会的愿望最终胎死腹中。
    
    2007年3月,曾多次组织集会游行示威申请的北京市民邵长良,拟订于“两会”结束后前往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示威。邵长良原本是出租车司机,于1997年开始组织司机反对北京市出租车市场的行业性垄断,曾于2006年12月22日向公安机关递交过一份和平集会的申请书,但遭到拒绝,这一次,邵天良准备组织300名出租车司机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和平集会,“反对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垄断,反对就业歧视,反对剥削人的收车份制度,要求退还违法收取的风险抵押金,要求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权力,力促社会公平、和谐。”,结果,申请书还尚未提交,邵长良便遭到警察的威胁、恐吓和软禁,力阻他组织集会示威活动。
    
    2007年8月28日,四川省自贡市吴昭玉、缪润华两位公民向公安部递交了一份由135人联名的集会游行申请书,申请在北京市长安街路段举行集会游行。公安部收到该申请书后,立刻通知四川省公安厅,公安厅通知自贡市公安局,2007年9月10日,自贡市公安局、自贡市各街道办事处、各乡镇政府、居委会工作人员统一行动,对所有在申请书上联名的公民进行地毯式清查,联署公民受到威胁、警告,其中:前往北京递交申请书的吴昭玉被自贡市驻京办的工作人员抓捕、关押,缪润华被遣送回自贡市当地,受到严密监控。其余的联署公民:罗世模、宋淑琴、缪群芳、曾孝凤、宋绍全、刘德芝等人,全部遭到秘密的或公开的监控、传唤、跟踪和软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6条第8款规定:“公安机关按照职权分工,依法履行管理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职责。”为公安机关从社会服务对象转变为管理者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实践工作中,公安机关实际上充当着政治审查员的角色,剥夺公民的和平集会自由。
    
    中国政府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曾向国际社会许下承诺,一旦申奥成功,将改善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然而,获得奥运会申办资格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兑现诺言,相反,人权状况日趋恶化,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2008年7月23日,中国政府宣布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划定北京市丰台区世界公园、海淀区紫竹院公园、朝阳区日坛公园等三处作为集会游行示威专区,并于7月26日公布了申请集会游行示威的相关细节:申请示威许可,必须提前5天向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申请,并提交身份证明和书面申请,必须填写表格,列出所有示威者的名字、联系电话和主要的示威口号。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此举恰恰证明了中国公民的和平集会权利长期以来被剥夺的事实。
    
    据新华社报道,警方在奥运期间收到149人共77份集会游行申请书,其中:74份申请书被申请人主动撤回,因为这些人的问题已经被有关部门通过协商解决了;其他两份申请因为手续不完整,没有获得处理。本人调查后发现,新华社的报道内容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从设立“奥运集会游行示威专区”的实际执行效果看来,没有一例集会游行的申请获得成功,原因并非申请人自动放弃的结果。
    
    7月31日,广东省阳山县杜步镇旱坑村委会丘屋村村民何秀丽,依法向北京公安局治安总队递交集会游行申请,抗议阳山地方政府“包庇黑恶势力,在村中横行霸道,强占她家宅基地,砸毁她家正在居住的房屋,威胁要杀死她及她的小孩,并将她逼得家破人将亡,小孩至今失学流浪在外”的现实。结果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知广东地方政府在京截访人员,以“解决问题”为由,“动员”何秀丽回到老家,集会游行的申请没有得到正式的书面答复。
    
    
    
    8月1日,江苏省苏州市的葛亦菲女士向北京公安局递交抗议示威的申请,抗议开发商和当地政府互相勾结,侵害自己的权利,但是最终没有得到许可。她自己在接受北京市公安局人员的询问时,被得到通知赶来的4名江苏本地政府的截访人员包围捉拿,将她遣送回家乡严密看管起来。
    
    
    
    8月3日,四川省成都市维权人士陈云飞为抗议“彭州市公安局野蛮执法、胡乱执法及事后的麻木冷漠〔今年5月9日彭州公安以我“5.4”前发短信,邀约朋友散步关注彭州大型石化+炼油项目为由,对我行政拘留十天的处罚。在此案的办理及处罚过程中,彭州市公安局多次违法。如我七天遭到他们四个警察暴力;执法不着装及不向我出示证件;霸占我手机并用此上网、发短信;拘留后又不通知家属,象绑架……事后7月9日,我向彭州市公安局督察投诉及彭州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至今无音信〕”,依法向四川公安部门提出申请在奥运期间到北京奥运专区游行示威,结果被当场答复“不予受理”。之后受到严密管制。
    
    8月5日,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芙蓉乡廖家洞村5组村民唐学成先生前往北京公安局治安总队递交集会游行申请。申请人表示“在长期诉讼与上访过程中,对中国政治弊端有切肤之痛,深切感受,对当今社会官僚的腐败现象,特别是迫害良民的手段有亲身体会和认识。希望借奥运良机、充分表达。以期引起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真正采取有力举措。尽快推进中国政治改革、进一步完善、健全、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维护人民利益和人权不受侵犯,维护国家安定繁荣”。结果唐学成被北京公安局扣押,交给得到通知赶来的湖南郴州在京截访人员抓回。
    
    
    
    8月7日上午11点,中国退役军人维权代表北京武警总医院女军医单春向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康街甲1号的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综合接待室依法提起集会游行申请。当她写好申请书,交完毕证件和全部材料后却被口头告知不予受理。当问及不受理的理由时承办单位北京市公安局不置可否,她依法索要书面答复书时,公安部门也不告知任何理由坚决不给。不仅如此,接待人员分别是警号003460、004162和004022三名警察竟然劝说申请人放弃集会游行申请。他们说申请集会游行是一种过激的表达诉求的行为,不可取,应该回到信访途径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据媒体报道,7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综合接待室先后共有12人去申请游行示威都未曾获得受理,并且都受到同样的放弃劝说。
    
    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地方人大在对《集会游行示威法》的地方性法规解释条文之中,都有一些非常奇怪的规定,例如:《北京市实施集会游行示威法办法》第8条规定:“申请集会、游行、示威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主管机关在接到申请书后,可以通知有关机关或者单位同集会、游行、示威申请人协商解决具体问题,并可以将申请举行时间推辞五日。”,《甘肃省实施集会游行示威法办法》第12条规定:“申请集会、游行、示威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主管机关在接到申请书后,可以通知有关机关或者单位同集会、游行、示威申请人协商解决具体问题,并可以将申请举行时间推辞五日。”等等。这就产生了那些集会申请人所遇到的情况:普通公民向公安机关递交和平集会申请书—公安机关根据法规规定推辞五日审批——五日内通知公民原籍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或单位以“协商解决问题”为由强行扣留集会申请人——集会申请人失踪——公安机关不需要审批——集会申请自行终止——自公民递交申请书至集会申请自行终止,在五日之内完成,完全在当前法律规定的时间和程序内进行。换句话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全国人大的法律到地方人大的地方性法规,从管理集会的公安机关到集会申请人所在地的各级政府部门和单位,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机制,从法律层面、行政层面完全“合法”地剥夺公民进入和平集会的审批门槛。
    
    事实上,当公民坚决要求行使宪法赋予的集会权利,与这套审批机制发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时,地方政府就会以各种名义对其实施政治迫害,比较典型的有河南公民刘学立、福建公民纪斯尊,他们被当地政府分别处以“劳教”和“有期徒刑”。(注:这是在奥运开放集会示威区域期间,公民的和平集会申请被视为“合法”表达。)
    
    8月初,新疆访民李金成与河南访民刘学立共同向有关部门申请在世界公园举行集会游行活动,得到承办方的口头同意,并被告知可于9日后到指定办理处领取书面批准书。李金成于8月8日晚在奥运会开幕式举行地“鸟巢”附近被强迫失踪。而刘学立则被河南当地政府的截访工作人员押解回原籍看管,9月24日,刘学立被河南省洛阳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处以1年9个月的劳教。
    
    
    
    8月9日,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延安北路公民纪斯尊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提交在奥运专区集会游行的申请书。申请人表示在“长期从事法律服务、诉讼和信访工作,对中国社会政治状态具有深刻认识,愿针砭时弊,并提出全国性政治体制机制改进重大建议”。由于当时有近十家境外媒体跟随前往采访,北京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以周六休息为名拒绝受理集会申请。8月11日,纪斯尊再次前往北京治安总队申请集会游行,被警察与福建驻北京的截访工作人员当场扣押,带回福建漳州老家,9月18日,被漳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26日羁押于福州市第二看守所,2009年1月17日,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纪斯尊犯有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纪斯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09年5月4日,福州市中院作出二审维持原判的决定。
    
    奥运会结束以后,公民向主管机关递交集会示威申请的事件也不断有发生,但是都遇到主管机关的拒绝,从集会自由的角度上讲,政府对社会的管制并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
    
    就在残奥会闭幕前的2008年9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公民黄柳红带着4个月大的孩子及其他十余位访民在去申请集会游行的路上,被柳州市驻京办工作人员及警察抓住,连夜直接送回柳州看管起来。
    
    2008年12月28,山东省民办教师马德义(济南市历城区)、郭启平(济南市天桥区)、王殿刚(曲埠市)、杜挺湘(荷泽市)来到北京,代表数千民办教师集体向公安部申请集会游行,29日向公安部递交了集会游行申请书,公安部表示这件事由北京市公安局管辖,四人又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处,执勤警察以为了维护首都治安为由拒绝了他们的申请,之后,申请集会游行的相关负责人陈明于2009年1月14日被当地警方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拘留十天,关押于汶上县拘留所,王殿刚被以同样的罪名拘留七天,关押在曲埠市公安局拘留所。
    
    (注:以上案例来源于维权网关于集会自由的相关报道。)
    
    2、主管机关对和平集会的日常管理
    
    国务院于1992年5月12日批准的《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办法》第23条规定,对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或者在集会、游行、示威过程中出现危害公共安全、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情况的,警察有权制止,对不听制止,需要命令解散的,应当通过广播、 喊话等明确方式告知在场人员在限定时间内按照指定通道离开现场。对在限定时间内 拒不离去的,人民警察现场负责人有权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命令使用警械或者采用其他警用手段强行驱散;对继续滞留现场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 。第24条规定:“拒绝、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维持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职务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样,主管机关在审批关剥夺公民进入和平集会的法律门槛之后,同时也为公安机关打击业已形成事实的和平集会行为进行打压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1. 行政处罚
    
    
    
    根据2005年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5条规定:“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不听劝阻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据《京华时报》2007年8月24日报道,在北京工作的28岁研究生岳某抗议房价过高,在网上发贴:“我倡议深受房价压迫的同志们于X月X日在XX地区集会,共同抗议房价虚高。”许多网友在其他论坛、博客、NSN、QQ群、个人邮箱、短信里转发该贴,结果,警察摸到了岳某的居住地,8月21日晚9时,岳某被警方拘捕,之后,警方以“煽动非法集会”的名义将岳某行政拘留14天。
    
    (参考:http://www.dalianfang.com/n585c77.aspx)
    
    2009年10月28日晚九时,广州丽江花园业主“epccben”在当地的一家论坛发帖,称:“我们要合法的发出我们的理智的声音,支持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美好番禺!请所有买了环保车帖的车主在周日(11月1日)上午把车子开到渔人码头正门处,用一正一反的方式停车,让进入码头或出码头的的街坊都看到我们在车上的帖子,让更多街坊知道。”,准备以此抗议在当地大石会江村兴建垃圾焚烧厂。2009年10月31日上午,来自广州碧桂园、丽江花园、南国奥华等华南板块的2000余位业主,来到丽江花园醉心湖前举行签名活动。当晚10时左右,以“epccben”为主的四位业主遭到警方的连夜传唤,理由是这些业主涉嫌“煽动组织非法集会”,结果,这些业主拟订于11月1日举行的和平集会抗议活动在警方的压力下被迫取消。
    
    (参考:http://jnsb.e23.cn/html/jnsb/20091103/jnsb8732286.html)
    
    2006年6月15日上午,浙江省缙云县砩矿工人一百余人为“争取生活保障,要求政府解决后顾之忧”,打着横幅,标语,在缙云县行政机关大楼前举行和平集会,持续大约半个小时。缙云县公安机关以“未经批准、组织、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为由,对组织和参与和平集会的陶根林、杨子娟、黄余福三位公民分别处以行政拘留十四日、五日和三日的处罚。
    
    (参考://jynews.zjol.com.cn/gb/node2/node5/node17/node23/userobject1ai19097.html)
    
    2009年5月6日上午,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区域小客营运人卢颂丽、柯美菊、葛如勇、王可勇等三十余位公民在宁波市政府大门口举行和平集会,抗议车辆营运中存在的问题。5月7日,象山县公安局以未向主管机关提出集会申请为由,给予卢颂丽行政拘留12日,柯美菊、葛如勇、王可勇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参考:http://www.nbxs.gov.cn/gb/nbxs/node5/node11/node706/userobject1ai125208.html)
    
    (二)刑事处罚
    
    《刑法》第296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对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2004年1月19日,湖南省首宗非法集会案在长沙市芙蓉区法院审理,被告人罗园更、刘芳波、曾小桃、高英被以“非法集会罪”名义均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罗园更、刘芳波、曾小桃、高英是长沙金苹果市场的经营户,由于受“非典”的影响,金苹果市场2003年上半年的生意受到很大影响,罗等人多次找到市场管理部门协商,要求减免有关费用,但均被市场管理部门拒绝,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罗园更等四人组织300位经营户于5月22日到省政府机关附近举行和平集会,希望能够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未果。5月23日,罗园更等四人再次组织200余位经营户到省政府附近举行和平集会,被警方强行驱散,法院认定,罗园更等四人未依照法律师规定的程序集会,构成“非法集会罪”。
    
    (参考:http://news.sina.com.cn/c/2004-01-20/02512674897.shtml)
    
    2006年7月,山东省莱芜市九位出租车司机被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集会、扰乱社会治安给予刑事拘留或行政拘留,原因是这些出租车司机因抗议燃油价格上涨,导致出租车运营成本增加,要求提高起步价,于5月29日组织三百台出租车在东南汽修举行集会。
    
    (参考:http://www.laiwu.gov.cn/006news.asp?id=21954)
    
    2007年5月14日,深圳市宝安区法院审结首宗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案例,深圳市民李宝昌被以“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事情的缘由:因抗议南坪快速公路经过宝安区新锦安雅园小区旁,2006年10月20日上午八时许,李宝昌与新锦安雅园小区的其他三百位业主,手持标语在深圳市民中心广场举行和平集会,要求市政府改变南坪快速公路建设方案。下午两时许,新锦安雅园小区的数十位业主慢走到深南大道香蜜湖路段静坐示威,被警察强行驱散。由于市政府并未解决小区居民提出的诉求,2006年11月3日、11月5日,新锦雅安园小区的数百位业主两次在深圳市民广场举行和平集会、示威。法院认定,李宝昌是数次集会的负责人,由于未经过公安机关的批准,构成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
    
    (参考:http://www.bafy.gov.cn/article_show.php?artid=408)
    
    2007年11月9日,宁波市数百位货运出租车司机抗议有序放开货运市场的政策,在宁波市政府机关附近举行和平集会,被认定未经法律程序批淮,构成非法集会游行示威,集会的主要组织者许国良、韩亚萍、胡秀娣、周吉峰以及在现场被强制带离的翁直惠当即被刑事拘留。
    
    (参考: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07/12/17/010179595.shtml)
    
    2008年1月21日,西安市雁塔区丈八街道办事南窑头村村委会副主任房亚萍被以“非法集会罪”判处一年有期徒刑,成为陕西省首宗“非法集会”案。西安市雁塔区法院的审理材料表明,房亚萍是经南窑头村村民大会选举出来的合法村委会副主任,由于对以前村里的财务、土地问题不满,由房亚萍负责成立了清账小组,随后,雁塔区政府成立的联合调查组针对村民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审计,并将审计调查结果向南窑头村两委会全体人员、全村党员及村民代表进行了通报。由于对调查结果不满,2007年6月24日,房亚萍以清账小组名义组织召开了村民大会,要求全体村民支持清账小组的工作,6月27日,房亚萍以清账小组的名义通知村民于6月28日前往省政府东门口和平集会,向省政府反映问题。28日上午,100余名村民在省政府东门集会,抗议雁塔区政府联合调查组的审计结果。法院认定房亚萍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申请举行集会,又拒不服从公安部门的解散命令,其行为构成非法集会罪。
    
    (参考:http://news.21cn.com/domestic/difang/2008/01/22/4270982.shtml)
    
    2008年8月6日,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以“非法集会罪”分别判处邱土改、梁管社、张建荣三位公民4年、3年、1年的有期徒刑。根据法院的判决书认定: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事处梁家街村的土地被当地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征用,2006年4月起,该村的房屋被拆迁,部分村民对房屋赔偿标准、拆迁范围、安置方案等问题不满,推选邱土改、梁管社、张建荣等人为村民代表,多次组织村民集会抗议,希望能够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法院认为,邱土改、梁管社、张建荣多次组织、策划百余名村民集会,且未依法到公安机关进行申请并获得许可,经公安机关依法劝散,拒不离开,长时间滞留、聚集在省委、政府、市政府附近,严重破坏党政机关的办公秩序和社会秩序,其行为构成非法集会罪。最终,村民们的问题没有得到切实解决,作为村民代表的邱土改、梁管社、张建荣却被捕入狱。邱土改、梁管社不服从判决结果,提出上诉,西安市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陕西省西安市连续发生两起以“非法集会罪”名义打击公民抗争权利的案件,引发了国内舆论界对当前公民和平集会权利面临司法壁垒的关注,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司法审判应着眼于推动矛盾的化解趋于理性和有序,而不能成为地方政府弹压民意的手段。西安的非法集会判决引发了一边倒的批评,其社会效果自然说不上好,原因在哪里呢,当然是因为它既无益于民生难题的解决,也无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参考:A、http://www.chinanews.com.cn/kong/news/2008/11-13/1447404.shtml
    
     B、http://www.ynet.com/view.jsp?oid=45809216)
    
    2009年6月,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公民杨信坤、王友怀以“非法集会、示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和有期徒刑二年,宣告缓刑三年。2008年11月30日下午,杨信坤、王友怀等五人向五河县沱湖乡党委书记王启卫询问沱湖渔民基本生活水面的落实问题,王启卫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五人便到沱湖渔家乐合作社办公室商量对策,决定用和平集会的方式进行抗议,要求乡政府解决问题。12月1日上午九时,杨信坤、王友怀组织沱湖乡渔民三百余人来到沱湖乡政府办公地举行和平集会、静坐示威。杨信坤、王友怀被五河县公安局以扰乱机关秩序的名义行政拘留,2008年12月16日,沱湖乡一百多渔民步行至五河县政府机关,举行和平集会,要求县公安局释放被拘留的杨信坤、王友怀,被公安机关强行驱散。据此,五河县法院认定杨信坤、王友怀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举行集会、示威,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致使政府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构成“非法集会、示威罪”,杨、王不服法院判决,向蚌埠市中院提出上诉,被驳回。
    
    (参考:http://ah.anhuinews.com/qmt/system/2009/07/30/002307341.shtml
    
     http://www.bengbu.jcy.gov.cn/ajzz/200906/t20090625_235460.html))
    
    事实上,在公民集会需要经过批准的一些民主国家里,对未经批准进行的公民集会也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是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上来看,很显然,公安机关在处理上完全是以破坏、制止公民的和平集会为目的的,其打击的力度和深度远远超过集会自由得到保障的民主国家,对于主管机关对公民集会的事实剥夺与公民宪法权利之间形成的尖锐冲突,甚至根本对立,北京维权律师张立辉、陈育华、许志永在代理一个“非法集会”的案件中剖析得较为透彻,这些维权律师们认为:1、关于“和平集会需要事前申请”的问题:许多集会确实没有经过事前申请,违反了《集会游行示威法》,但是违反这一法律不等于构成犯罪,主管机关也不能以“没有绝对自由”为名,以“需要批准”的理由剥夺公民的宪法权利。2、关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问题:集会示威确实对社会秩序构成一定影响,但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不等于非法集会示威罪的构成前提——“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因此,只要不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就不构成犯罪。“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对于这个剥夺公民自由的考量标准,应当有明确的评价标准,比如:公众评价标准、财产损失标准等,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
    
    (参考:许志永博客:《和平表达无罪》。网址:
    
     http://xuzhiyong.fyfz.cn/blog/xuzhiyong/index.aspx?blogid=426998 )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对于不同类型的集会抗议所采取的回应态度是区别对待的,按照公民集会的目的与诉求,政府对政治性集会和宗教性质的集会活动比因经济利益或其他矛盾策动的集会活动,政府的容忍底线相对要严厉一些,对于那些因经济利益或其他矛盾策动的集会活动,只要他们的诉求和规模不明显超越界限,政府一般并不视这些集会抗议形式为对政权的威胁,相对于跨辖区跨省份或跨行业的群体性集会抗议,单个辖区内或者单一行业的集会抗议往往不会引起执政高层的焦虑和关注。就集会主体而言,官方对宗教信仰团体和政治团体则比对工人、农民、教师等社会群体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用官方的语义表达,后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3、主管机关对宗教性质集会活动及政治性集会的管理
    
    (1)对宗教性质的集会活动的打压(以基督教家庭教会为例)
    
    宗教涵盖了非常广泛的权利范畴,它不仅仅涉及到简单的宗教信仰权利,同时也包含着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结社权、集会表达权等诸多公民权利,本报告就公民的和平集会权利作为切入口探讨宗教自由所遭遇的困境。
    
    当前,政府除了对法轮功信仰群体进行系统地、持续不断的迫害之外,对最近几年来异军突起的基督教信仰群体的集会敬拜活动,同样是十分警惕的,根据中国当前的法律规定,任何公民(包括信仰团体)的集会活动都必须得到主管机关的批准,因此,大量游离于官方教会之外的基督教家庭教会教徒的集会活动(查经、讲道、礼拜、团契等聚会活动)就处于非法状态,没有制度保障,以2009年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信徒聚会情况为例:
    
    2月中旬,河南省南阳市近六十位基督教信徒被警察强行限制人身自由,并没收随身携带的财物。据了解,南阳市一家庭教会举行教义培训,为期三天,近六十位信徒参加聚会,培训的第二天,警察就强行搜查了该教会,带走了全部教徒,并没收了个人财物,手机、摄录机、现金全被搜走,并搬走了教会的家俱和电器。与此同时,上海市闵行区的万邦教会受到上海市警方和宗教局官员的警告,命令万邦教会牧师崔权取消即将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牧师团契研讨会,第二天,万邦教会集会地点的房东受到警方威胁,要求其解除与教会的租约,一千二百位教徒面临失去集会场所的困境。
    
    (参考: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2/20090214010758_13671.html)
    
    3月1日上午,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姚亮村赵庄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举行主日崇拜,遭到当地警察的包围,十八位聚会的基督徒全部被拘留并遭到审讯。3月2日,在交了1000到2000元的罚款以后,其中16位基督徒获释,此次集会的召集人王玉录和赵淑均被以“非法宗教活动”的名义行政拘留15天。
    
    (参考: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3/20090305221025_14096.html)
    
    3月下旬,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奎屯市一家庭教会集体聚会,当地宗教局、国保大队、警察展开联合行动,冲击聚会场所,每位基督徒都被登记名字,专程从北京赶来的传道人张绪军牧师受到公安机关传唤,当地宗教局的工作人员宣读了宗教文件,宣布此次基督徒聚会属于“非法聚会”。
    
    3月下旬,山东青岛、安徽毫州两地的基督教徒集会也受到冲击。其中,山东青岛城阳区一个50多位传道人的集会被解散,带领同工和一位韩国牧师被拘留,警方同时抄走了教会的乐器和其他物品。
    
    (参考: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3/20090321095351_14415.html)
    
    9月,山西省临汾市一基督徒集会地点被武警驻守,禁止教徒集会,并拘捕了九名上访的基督徒。9月13日,临汾市出动四百多警察,以取缔非法建筑为由,大肆破坏临汾市浮山教会集会点,打伤一百多位教徒,临汾教会杨丽荣等九位同工在9月25日的上访途中被警方劫持并关押,临汾金灯堂教会因为帮助浮山教会,被停水停电,一位基督徒失踪。
    
    (参考:http://www.crd-net.org/Article/bzsf/200909/20090930221833_17508.html)
    
    11月1日,北京守望教会的基督徒被迫在大雪中进行主日敬拜。由于聚会点的房东在警方的威胁下,中止了与守望教会的租约,当天上午九时,守望教会牧师金天明刚出家门便被北京国保人员带走,与此同时,七百多守望教会的基督徒来到海淀公园东门聚会,为了阻止集会,公园管理部门故意用高音喇叭反复广播“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公园内举行集会”的宣传,教徒同时被监视,最后,众教徒被迫在公园东门口举行露天集会,当天恰逢今年北京下的第一场大雪。
    
    (参考:http://www.crd-net.org/Article/bzsf/200911/20091102082318_18045.html)
    
     (http://www.crd-net.org/Article/bzsf/200911/20091110101334_18199.html)
    
    11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宗教局等四个部门联合行动,取缔了上海市万邦教会,据美国德州的宗教团体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透露,取缔万邦教会的理由被统一定为非法聚会。
    
    (参考:http://www.crd-net.org/Article/bzsf/200911/20091106084958_18129.html)
    
    (2)对政治性和平集会的打压
    
    以政治议题为目的和诉求的公民集会,是当前各种性质的公民集会中最为敏感的一类,尤其是以政治议题为目的和诉求的公民游行示威权,更属于禁区中的禁区,一些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在公民集会方面所能展开的,仅仅局限于一些极小范围内的聚会、纪念活动或召开小型公共事务的讨论会,即便如此,只要一经发现,就会遭到主管机关的打压和破坏。
    
    2007年9月,北京人权捍卫者张文和邀请胡佳、齐志勇等近二十位维权人士举行聚会,而通州区警方则在集会地点提前实施布控,张文和在约定地点等候其他人时被近十位国保强行拘捕,在派出所拘押近七小时才予以释放,期间,警察威胁张文和不要再参与维权工作,否则将他关进精神病院。在现场目睹这一幕的维权人士齐志勇表示,国保抓捕张文和完全是用对付犯人的手段,抓住张的脖子,使劲往警车里面摔,非常狂妄。准备参加聚会的维权人士胡佳及其他公民则被警察拦截在家门口,无法外出。
    
    (参考: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709/20070912224433_5634.html)
    
    2008年7月初,浙江杭州六位异议人士在一家茶馆喝茶聚会,就奥运会、贵阳市瓮安事件及上海杨佳袭警案等社会问题交流看法,二十多位警察突然出现,将聚会的公民全部带走,据参加集会的杭州市公民邹巍介绍,警察一共带走了七位公民:萧利彬、魏桢凌、席传喜、孙利虎、王东海,另外还有一位律师龙永生。警察审问邹巍举行这次集会的目的,邹巍先生则认为与朋友一起喝茶纯属个人私事,拒绝回答,警察进一步威胁邹巍,说在中国没有沉默权,必须配合警察的提问。参加此次集会的席传喜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同样受到了警方审讯。最后,此次喝茶聚会被警方单方面宣布为一次“非法举动”。
    
    (参考: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807/20080707233456_9294.html)
    
    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布六十周年当天,贵州民主人士在贵阳市和平公园举行集会,召开第四届国际人权研讨会,警察从一开始便对此次集会进行严厉控制,贵阳公民申有年、陈西、杜和平被贵阳市公安局软禁在家,无法前往会场,整个和平公园受到严密监控,便衣、警察到处巡逻,如临大敌,很多与会者遭到警察的威胁、恐吓,在警察的骚扰下,参加此次集会的公民不得不以边散步边交流的方式探讨问题,贵州民主人士李任科受到现场的国保人员警告,要求他们马上离开会场。由于受到警方的干扰和驱散,最终,此次集会流于形式。
    
    (参考: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812/20081210231907_12309.html)
    
    2009年2月下旬,四川人权捍卫者陈卫到重庆与朋友穆家裕、王译等人聚会,探讨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深夜十二点多被大批警察以查身份证为由,强行闯进私人住宅,参加集会的所有公民被强行拘押,王译的表弟还被执行搜查任务的警察打伤。陈卫、王译、田永德被拘押三小时,陈大杨、穆家裕被拘押四小时。
    
    (参考: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2/20090226225723_13937.html)
    
    2009年4月中旬,四十位贵州公民自发前往当地一座公墓悼念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受到警察监控,异见人士陈西遭到警察传唤近八小时,并胁迫他供认参加此次集会活动的公民。另外一位集会参与者杜和平的相机被没收,参与集会的公民吴郁还受到单位领导的警告,要求他不得参与类似的集会活动。悼念当天,三四十位民间人士前往“海天园”公墓悼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当祭奠仪式开始时,几位政府指派的工作人员突然冲上来,抢夺了他们专门为祭奠用的“为捍卫祖国独立、自由、领土完整而英勇捐躯的抗日烈士永垂不朽!”的标语横幅,用暴力驱散了此次祭奠活动。
    
    此前,由北京公共知识分子凌沧州发起的“清明节向辛亥革命烈士献花”的祭奠活动同样受到警方的全程监控,一些响应凌沧州呼吁、准备到当地烈士墓献花的各地人士,受到各地警方的警告被迫取消悼念活动。
    
    (参考:http://www.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4/20090415221506_14948.html)
    
    2009年4月18日上午十时,“党治国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会”在陕西省西安市陕西政务大厅一楼餐厅举行,党治国先生的儿子党崇光事先通知党治国先生的生前好友,大约近百人应邀参加。但是,4月18日上午九时,大批国保便衣和警察将整个会场重重包围,将纪念会的组织者及一些与会人士予以拘捕,其中:党治国先生的儿子党崇光、西安市91中教师郑保和及他的一位同事被强行带离会场,随后一些与会人士被抓到西安市公安局西大街派出所。著名学者陆中明先生与警察交涉,被强行推搡至角落。维权律师张鉴康先生在赶往会场地点发现被人跟踪,不得不中途折返。从审讯者口中得知:“西安市警方之所以如此高度紧张,是因为他们认为有大批《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与会,以及‘六四’二十周年将近,上面认定此次纪念会以纪念党治国先生为名,实际上是一次《零八宪章》的大型会和‘六四’二十周年纪念会,必须予以阻止。”最终,“党治国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会”在警察的极力拦阻下被迫流产。
    
    (参考:http://www.2008xianzhang.info/tea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4/20090418123212_15000.html)
    
    4、政府剥夺公民集会权利的原因
    
    通过以上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第一、规范公民和平集会权利的法律法规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套完整的限制和剥夺公民集会权利的法律体系;第二、在司法实践中,和平集会在由公安机关把关的审批阶段就被拦阻在合法集会的门槛之外,无法获得“合法”的集会主体资格。第三、在司法实践中,一旦发生事实上的公民集会活动,主管机关就会以“非法集会”的名义将集会主体绳之以法,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集会自由,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剥夺公民的集会权利呢?
    
    第一、这是由中国政权的形式和性质决定的。一个全能型政府本来就是以剥夺公民的权利作为其存在基础的,在运行过程中,也必然有对所有的事物加以控制和管理的欲望,稳固它的权威。
    
    第二、这是由制度的惯性运转和执政者传统以来的执政思维决定的。由于制度长期以来运行的惯性和因此形成的惰性,执政者的思维难以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并不愿意真正着手改观这种不合理的局面。
    
    第三、这是由于当前各种现实利益所决定的。由于公民集会抗议表达的诉求往往牵涉到地方官员的各种经济利益和“维稳”政绩,因此,杜绝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行为、“稳定”社会秩序往往同时也是各地政府官员本身职责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在一个政治文明、法治健全的正常社会中,公民的集会表达权往往是平衡公民与政府、政府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润滑剂,使政府与社会、公民能够达到较好的默契,通过公民的和平集会表达,一方面,公民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表达,化解潜在的各种冲突与矛盾,另外地,政府也能够及时、准确掌握社会、公民个人的信息,为制订政策提供第一手原始资料。
    
    5、集会表达权被剥夺是社会冲突日渐突出的重要原因
    
    公民的集会权利被政府强行剥夺,一方面成就了社会秩序的刚性稳定,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各种诉求受到压制,得不到充分有效的表达而日积月累,为大规模社会冲突提供了繁殖的土壤,说到底,这个责任不在公民,在于政府,最近十年以来呈不断不升趋势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官方的定义,‘群体性治安事件’为‘一群人非法聚集去扰乱公共秩序和破坏公共财物’。通常,这个词是指超过五个人参与的事件。超过500人参与的事件叫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过去十二年中,“大规模社会群体性事件”呈急剧上升的态势,1993年全国统计数据为8700起,2005年,增加到87000起,增长了整整10倍,从2006年开始,官方不再对外界公布统计数据。
    
    表一
    
    1993 8,700
    
    1994 10,000
    
    1995 11,000
    
    1996 12,000
    
    1997 15,000
    
    1998 25,000
    
    1999 32,000
    
    2000 40,000
    
    2002 50,400
    
    2003 58,000
    
    2004 74,000
    
    2005 87,000
    
    (参考:陈晋胜《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5)11、62和170页。)
    
    由于“社会群体性事件”在学术界以及舆论界报道和探讨的比较多,在本报告中不再予以详细阐述,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社会群体性事件”是由一些人聚集起来为达到特定目的而进行的集会、游行和示威抗议活动,很多“群体性事件”本身就属于公民集会的范畴。
    
    6、“反日大游行”和“抵制家乐福事件”
    
    上面谈到的主要是公民的集会权利被政府和主管机关剥夺的具体情况,现实中,政府由于某些特定的需要,也会默许和纵容一些公民的集会行为,这些集会活动至少必须具备两个主要的构成要件:1、与官方的立场和利益保持完全一致;2、这些集会行为的诉求、规模、进程等在官方能够掌控到的范围。比较典型的是2005年的“反日大游行”及2008年的“抵制家乐福事件”。
    
    (1)2005年“反日大游行”。
    
    2005年4月9日上午,北京数千民众举行反日示威大游行,抗议日本通过有争议的教科书、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驻常理事国,号召抵制日货。
    
    此次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并没有到公安部门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而是学生团体和网民串连起来的形成的集体示威活动,游行起点选择在中关村海龙电子城的市民广场,游行学生拉起“历史不容篡改”的横幅,这次游行也是近6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游行示威。
    
    这次游行的组织者在事先没有向公安机关提出正式申请,但事后并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并且官方还派出了两千名警察在游行现场维持秩序。
    
    日本驻华大使馆、日本大使的官邸、三菱银行分行、日本餐厅都遭到示威者的石块、水瓶、鸡蛋等物袭击。
    
    此前,成都、长沙、广州、深圳、上海等城市都举行了类似的反日游行,反对日本入常。
    
    四川成都一家日本超市“伊藤洋华堂”遭到当地市民的冲击,抗议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一批高呼抵制日货口号的市民将店门和招牌砸烂,警方出面制止了可能引发更加暴力的事件,维持秩序。
    
    湖南华银旺和超市和超市新中路店门口在4月2日挂起一块五十米长的横幅,写着“捍卫尊严,拒绝日货,抗议日本歪曲历史——华银旺和强烈抗议”的文字,仅仅四十分钟就密密麻麻的签名名单,随后,该超市内所有标明“产地:日本”、“中日合资”、“日本口味”字样的商品全部撤柜。
    
    在深圳,多个反日网站和保钓团体在4月3日发起一场反对日本入常、呼吁抵制日货、收回钓鱼岛的街头签名运动,演变成数千人游行示威的抗议活动。外交部否认政府与这些反日游行示威行动有关联。
    
    (参考:http://www2.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news/05-04-04/05040412.htm
    
     http://www.epochtimes.com/gb/5/4/15/n889661.htm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jp/pages1/sino_jp050409b.html)
    
    (2)2008年“抵制家乐福事件”。
    
    2008年4月19日。西安市。来自西安美术学院、理工大、外事学院、财经学院、欧亚学院等学校的数十位大学生,在西安市小寨家乐福超市门口举行集会静坐,每位学生手持一封“支持北京奥运会,抵制家乐福”的致市民信,表达抵制法国商品和家乐福超市之意。此前,西安市很多市民收到短信,短信称由于“家乐福的大股东捐巨资给达赖,支持‘藏独’”,一些法国政界人士也因为中国糟糕的人权状况,拒绝出席奥运会开幕仪式,从而引发中国舆论的激烈批评,为了表达中国人民的气愤之情,该短信号召中国消费者不要去家乐福购物。
    
    静坐抗议活动从上午九时开始,到晚上六时结束,持续了将近九个小时,现场围观的百余人才逐渐散开。另据香港《明报》报道,在西安,有超过1000人在家乐福超市门口高呼宣传口号,反对西藏独立,支持北京奥运会,以及反对美国有线电视记者的辱华言论。
    
    在云南昆明,“抵制家乐福”的抗议示威持续了几天,由于得到警方的默许,至4月19日,集会示威的公民立场更加坚定,集会组织者专门成立了“红丝带”成员,主要职责就是维护集会现场的秩序——“办好自已的事,才是最大的爱国”。下午2时,南屏街所有通往家乐福的要道均有民警把守,百余名民警围成人墙,维持集会抗议秩序,主动为和平集会保驾护航。
    
    同一天,北京、武汉、广州、深圳、海口等城市的“抵制家乐福、拒买法国货”的集会抗议活动也同时进行,不少家乐福超市被迫关门停业,各地集会示威者通过网络、QQ群、手机等现代通讯工具进行沟通,互通情报。
    
    到4月20日,当地警察开始介入,各地情况趋于缓和,但仍然有集会抗议的情况发生,4月19日集会规模最大的安徽省合肥市,警察度图以武力强行带走现场采访的香港电视台记者,之后市政府官员到场调停,数百民众仍然在家乐福门口举行集会,呼吁市民抵达超市抗议,部分学生表示,他们获得网上讯息后自发到现场抗议,尽管学校之前已强制要求他们不要再进行示威活动。到20日上午10时,逾百位警察开始清场,驱散集会示威者。在北京,法国大使馆前门后门都拉起了警戒线,派驻了警察把守,武汉的家乐福现场也有近百位警察戒备,门口仍然有数十位示威者聚集,深圳、广州的家乐福超市开始照常营业,但广州、海口的家乐福现场仍然有民众抗议示威。
    
    (参考:http://www.360dxs.cn/class/07/20134942700.html
    
    http://www.hongzaowang.com/shownews.asp?newsid=9404 )
    
    从集会自由的角度上讲,“反日大游行”、“抵制家乐福”这样的集会示威原本无可厚非,每一位公民都应当有反对日本入常、抵制家乐福的权利,同时也应当有支持日本入常、不抵制家乐福举行集会示威的权利,不过,根据本人对公民集会自由及对现行的相关集会法律的理解,从现实的角度上考量,这两次集会抗议行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集会自由:
    
    (1)两次集会的组织者并未依法向主管机关申请并获得批准,因此,这些集会活动显然违反了中国当前与集会相关的法律,但是官方却并没有按照集会的相关法律惩处主要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并且由警察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可以视同为得到官方的默许和支持,从集会的实际进行情况来看,更像是毛泽东时代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2)集会抗议以政治议题为诉求和目的,主要针对所谓国际反华势力,在当前中国舆论受到操纵、言论不自由的环境下,民众很难获得真实有效的讯息,无法把握这些诉求是否真正符合其内心追求的爱国愿望,这些集会示威演化成为执政党向国际社会施压的“民意”筹码,即便这些诉求本身是一些民众主观愿望的真实表达,也很难将这两次集会的性质等同于现代政治生态下的集会自由。
    
    (3)由于缺乏真正有效的法律及制度保障,这样的集会示威很容易受舆论、现场气氛和政治操纵演化成暴力行动,在“反日大游行”的示威抗议中,一批高呼抵制日货的成都市民将日货店的招牌和店门砸烂,虽然警方出面制止了可能进一步的暴力行动,但无疑地,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显然与现代公民的集会自由所奉行的理性、非暴力原则是背道而弛的。
    
    7、公民创举
    
    由于公民的和平集会权形成事实剥夺的状况,一些具有现代权利意识的公民在现有的司法空间内,利用现代通讯和网络工具,通过各种渠道,主张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公民和平集会形式,体现出现代公民的首创精神,比较典型的事件是厦门公民以“散步”的方式集会抗议PX化工项目事件。
    
    事由:PX项目在厦门特区海沧开发区落户
    
    PX全称“对二甲苯”,属于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而且遇氧只需27摄氏度就会爆炸。
    
    厦门腾龙芳烃80吨PX化工项目于2004年2月由国务院批准立项,经国土资源部建设用地预审,国家环保总局于2005年7月通过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国家发改委将该项目纳入了“十一五”PX产业规划7个大型PX项目之中,并于2006年7月核准通过了项目的申请报告,因此,该项目手续完备、程序合法,选址在厦门特区的海沧开发区,于2006年开始正式施工。
    
    厦门PX化工项目中心5公里范围内有超过10万以上的居民,并且有师生近5000千人的厦门外国语学校和北师大海沧附属学校,在7公里范围内,有厦门市政府行政区、有国家级风景区鼓浪屿,另外,距离厦门海沧规划中的新城区仅1500米。
    
    专家质疑:政府决策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博弈
    
    2007年3月,中科院赵玉芬院士等106位来自科技、教育、医药卫生、民盟、九三、台盟的全国政协委员首先提出质疑,在当年“两会”期间联名提交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指出:离居民区仅1。5公里的PX项目存在泄露或爆炸隐患,厦门百万人口面临危险,必须紧急叫停项目并迁址。
    
    
    
    此前的2007年1月6日,厦门市委、市政府与厦门大学的专家们就PX项目进行了对话,但政府方面的态度非常强硬,该项目必须无条件上马,而厦门大学的专家则坚持认为这个化工项目必须停建并迁址,双方最终没有达成一致。
    
    接下来,政府方面为了使该项目能够顺利进行,千方百计封锁该化工项目的消息:根据2003年的《环境评价法》,环评报告应当有公众参与的环节,如果公众参与程度太低,环保局就不应当通过该项目的环境评价,而PX项目的上马,不但厦门大学的学者们不知道,甚至连海沧本地的居民也少有人知。
    
    赵玉芬等政协委员的提案出台以后,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副司长李宁宁带一大队人马于“五一”前夕往厦门展开调查,最终的调查结论是该化工项目手续完备,不存在停建的问题,算是对一些政协委员的提案作出的回应。
    
    与此同时,赵玉芬要求获得PX项目的环评报告的请求也被厦门政府方面拒绝,而根据《环境评价法》的规定,环评报告应当公开提供给市民查询,不仅如此,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于3月18日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公开表态,要求“统一思想认识,委员提他们的,我们不理睬,要抓紧速度干。”还拟“组团上京汇报,要把其他化工项目也批下来,看谁还敢提。”
    
    一个已经通过各级决策部门层层审批的国家级重点项目,此时遇到民间的质疑之声,无疑地,会引起官方的激烈抵制和强烈反弹。
    
    市民和平集会:抵制PX化工项目
    
    一个极有可能危害公共利益的工业项目就这样堂而皇之的进驻厦门,不过,政协委员的提案却无意间在厦门民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2007年3月29日,厦门作家连岳在博客上发表了《厦门人民怎么办!》的文章,将厦门市政府重重封锁的PX化工项目真相公开曝光,厦门市民的情绪被大范围的点燃,关于海沧PX项目的安全及环保危害的揣测在厦门各个角落流传。“有没有收到短信?”成为厦门市民见面的寒暄语,而这条短信的内容即直指PX项目:“翔鹭集团合资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项目,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而在这条手机短信之前,关于PX化工项目已经在网络上议论纷纷,厦门著名的网络社区——小鱼社区、厦门大学的公共BBS上,关于PX项目的帖子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点击率,“保卫厦门”、“还我蓝天”的字眼屡屡出现在一些网文标题中,通过这些现代舆论工具的动员,集聚了广泛的民意基础,从很大程度上祛除了市民心中对政府和警察系统的恐惧感。
    
    随着网络QQ群的扩大,市民讨论的话题从PX项目的危害逐渐转移到如何用实际行动“反对PX,保卫厦门”的话题上来,一些公民在网络上呼吁市民带“反对PX,保卫厦门”的横幅和黄丝带,于5月29日到厦门世贸商城前举行和平集会,受到警察的干扰,最终被破坏。
    
    厦门市民并没有因此退却,6月1日、2日,厦门市民举行了更大规模的“上街散步”行动,抵制PX项目落户海沧,黄丝带成为市民之间相互联络的标记,一些市民甚至特意戴上了防毒面具,警察们也自觉地主动为这些集会抗议的普通市民们开道,维持集会现场的公共秩序。
    
    福建省委、厦门市委、市政府在强大的民意面前,开始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2007年12月13日、14日,关于PX项目的环评座谈会在厦门宾馆举行,106位与会代表各抒己见,近九成代表反对PX项目落户厦门,其中15位发言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14位反对PX化工项目。
    
    最终,厦门PX化工项目停止兴建,迁址福建漳州,在专家学者们的策动下,通过网络QQ群、BBS、手机短信等联络手段,厦门市民最终采取和平集会的抗争方式,迫使一个国家级重点化工项目停建并迁址,取得了这场环保战役的最终胜利。
    
    (参考:http://www.world-china.org/newsdetail.asp?newsid=2384 )
    
    四、少数民族地区的和平集会权利现状及其限制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集会权利现状,从地方性法规制订的内容上看,和汉族地区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例如:《拉萨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办法》中,除了明确规定“不得在大昭寺广场及其附近的八廓街、宇拓路等路段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之类具有地方特色的限制条款外,其它的法律条款与汉族地区基本上差不多。不过,一些关注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国际机构(例如大赦国际)认为,政府对集会自由的控制比汉族居住的地方要严厉得多,例如:一些和平集会的组织者和负责人(官方通常称之为“幕后黑手”,这是“敌我矛盾”的一种提法。),在少数民族地区所受到的惩罚远比汉族地区要重,有时甚至会处以极刑。
    
    1、拉萨“3-14事件”
    
    
    
    据2008年3月11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3月11日发生多起抗议事件,拉萨市警方在市中心大昭寺附近的八廓街拘捕了10余位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的藏民,并拦截了从哲蚌寺游行到拉萨市中心的数百名喇嘛。2008年3月10日,是1959年西藏暴力事件49周年纪念日(官方称此事件为“西藏平暴”,而流亡的西藏人则称此事件为“抗暴起义”,事件中有数万人丧生)。
    
    3月10日上午,10多位藏族人聚集在拉萨市的大昭寺门口进行了短暂的抗议活动,随即被警察拘捕,有目击者称,抗议者中有九位和尚和两位尼姑,都是藏族人,有很多人围观,他们挥舞着西藏的旗帜,并散发传单,当时在场的派出所警察并没有采取行动,后来武警来了,才开始拘捕和殴打示威抗议者。与此同时,拉萨市哲蚌寺大约300名喇嘛,计划游行到拉萨市中心进行抗议,但在距离市中心十公里处的公路上遭到武警的拦截,警方出动了20多辆大型警车,并逮捕了50-60位喇嘛。
    
    3月11日,近600位藏族僧人从寺庙游行到拉萨市警察局,要求释放3月10日游行示威中被捕的僧人,一些参加抗议的喇嘛高喊“释放我们的人”、“我们要求西藏独立”等口号,抵达警察局附近以后,抗议僧人遭到大量武警的拦阻,武警向抗议者发射催泪弹试图强行驱散他们。
    
    3月14日,西藏境内又有数百人举行示威,持续抗议警方逮捕3月10日抓捕的示威者,并引发了暴力活动。而据法新社14日报道,在藏族人口较多的甘肃省夏河镇,约有200人在喇嘛率领下,进行了短暂的抗议活动,15名喇嘛在14日下午4时左右,开始在夏河顺着主要街道奔跑,随即有200余人跟从,警察也立即出现,阻止了示威活动,没有发生对抗的迹象。
    
     (参考: http://news.bbc.co.uk/go/pr/fr/-/chinese/trad/hi/newsid_7290000/newsid_7291700/7291754.stm 注:由于政府限制国内媒体、记者对拉萨3-14事件的采访权利,国内少有媒体报道3-14事件,因此,只能从国际媒体得知与拉萨3-14事件相关的消息。)
    
    对于3月14日之后的暴力活动真相及其背后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渊源在本报告中不予阐述,但从公民集会自由的角度上考量,3月10日藏族僧人组织和平的抗议示威是符合集会自由的宪法权利的,这些藏人不应当受到逮捕,由于参与集会的藏人目的和诉求不一,即便在整个示威抗议过程中有藏人喊出了“要求西藏独立”之类的口号,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应归类于言论自由的权利范畴,只要其集会抗议行为是和平进行的,他们的宪法权利理应受到保障。
    
    2、乌鲁木齐“7-5事件”
    
    类似的事情在新疆同样也在出现,在2008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中,发生了维族人针对汉族人的暴力行动,造成了惨重的流血冲突和人员伤亡,对于这起暴力事件的结局以及背后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渊源在本报告中同样不予阐述,但是从集会自由的角度上考量,维族人的集会权利同样是被剥夺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成为导致后来发生暴力行动的直接导火索(类似的现象同样也出现在汉族地区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当中)。
    
    6月26日,广东省韶关市旭日玩具厂发生维吾尔族员工与汉族员工群体性斗殴,其中2位维族员工在此次斗殴中丧生。据官方网站报道,该事件在新疆维吾尔族人中间引发了极大的反响,7月4日晚,一些网民在QQ群、论坛和个人空间发帖,呼吁7月5日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行集会。7月5日下午五时,大约200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举行集会,集会示威者认为此次事件中死亡的维族人不止2人,要求对6月26日发生在韶关的斗殴事件进行调查。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六日上午的一个情况通报会上称:“7月5日17时许,200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新疆警方按照工作部署和处突预案开展相应处置工作,依法强行带离现场七十余名挑头闹事人员,迅速控制了局面。”从努尔-白克力的讲话中我们可以得知,集会示威者在7月5日17时许并未进行暴力活动,而警察“依法”“强行”带离现场七十余名闹事人员,驱散了其余的集会公民,迅速控制了局面,不论警察强行驱散集会公民的举措与事后的暴力活动有无直接的因果关联,最起码地,警察的强力行为剥夺了公民集会自由的权利。(从上面的集会案例我们可以得知,这些集会公民是无法通过主管机关的审批门槛获得合法资格的。)
    
    (参考:http://gb.cri.cn/27824/2009/07/06/3365s2555068.htm
    
     http://gb.cri.cn/27824/2009/07/06/Zt1965s2554780.htm)
    
    五、建议
    
    鉴于当前公民的和平集会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和落实,维权网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据此修改国内的相关法律,以便落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接收国际社会保护公民集会自由的规则,创造一个民主、宽容、文明的政治氛围。
    
    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尽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作出实质性的修改。修改后的《集会游行示威法》必须与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公民集会自由的规定相契合,必须以有效保障公民的集会自由权利得到落实为立法宗旨,必须明确公民的集会自由权利受到侵犯时的司法救济渠道。
    
    第三、废除一切与公民集会权利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和管理办法、废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5条、废除《刑法》第296条这两款处罚集会行为的条文。
    
    第四、政府应转变执政方式,改革当前的警察建制,依法限制警察权,尤其要严格限制警察使用武器和暴力的权力,切实保障公民和平集会的权利,缓解当前尖锐的官民对立、警民冲突的紧张状态,真正从政治审查员的角色转型为社会服务者的角色。
    
    第五、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和平集会权利,建议执政党转变“党主一切”的传统思维,杜绝防、堵、抓的现象,真正落实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自治,落实少数民族所应享有的各项公民权利与自由,这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
    
    第六、民间社会也应当逐步增进公民意识,继续沿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道路争取自身的权利,加强自我组织、管理、治理的能力,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和建立。
    
    首发维权网,原文网址: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1001/20100105123002_19290.html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