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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元元自杀说起——谈谈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15日 转载)
    
    来源:昭君博客
     最近,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杨元元因为不堪贫困折磨,在宿舍用一条毛巾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成为继涂序新博士跳楼,南方圆博士在湘江边自杀事件后又一起撼动高等教育界的自杀事件。 (博讯 boxun.com)

    
    正如我在心里之路文后的评论中表述的那样,我认为在这个自杀事件中,学校方面并不负有直接责任 -- 就像心灵之路指出的那样,学校并没有义务为学生的家长安排住宿和其他的生活方面的事宜。但我想说的是,这个事件所反映出的目前中国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缺乏关怀,才是真正造成这样的悲剧的背后原因。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在财富分布方面做到绝对的公平(当然乌托邦除外)。但我们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它是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维持公平原则的前提下,对相对弱势的群体给予足够的关怀和帮助,以逐渐缩小贫穷和富裕阶层的差距。如果一个社会的总体收入水平在上升,但由于分配不公和资源不公而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即所谓的 the rich gets richer, the poor gets poorer现象),那么这个社会的进步只能说是有限的。虽然从个人利益出发我并不赞同美国的一些“劫富济贫”的做法(因为像我们这些在这里工作了十来年的professionals ,在收入上一般都至少是归于upper middle class, 甚至更高的“阶级”,因此也成为了被“劫”的对象,而不是被“济”的阶层),但理性上我还是认同适当地通过税收和其他社会福利项目来帮助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理念。如果美国没有各种福利措施来帮助这些群体,那么这个社会的稳定性绝对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赞同所谓的“水桶理论”的 -- 也就是说,构成水桶的木板中,最关键的不是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最短的那一条的强度。 如果最短的木板出了问题,造成的将是整个水桶的崩溃。
    
    基尼指数是一般用来测量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指标,它的值在0 到一之间,越接近零,表明这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越小;如果基尼指数为一 ,那就说明整个社会百分之百的收入(财富)被一个单位的人占有了(这里的“单位”不一定指一个人); 新中国建国60年来,Gini Index经过了几个起伏。建国初期,中国的基尼指数是0.224,但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后达到那个时期的最高值(0.332 at 1960);此后指数一度下降(到文革开始的1967年下降到0.25),但在文革期间却又一直呈现上升状态,直到1976年重新达到0.31。此后指数又呈下降趋势,到1985年达到了0.25,之后则直线上升,达到了2000年的0.372, 而2004年更是达到了0.47的最高水平。
    
    如果说只看这样的纵向比较不能说明太多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来个横向比较,就可以看出中国 目前的贫富分化到底水平如何了。我们都知道,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分化是比较严重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不像欧洲和日本等国家那样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但美国2004年的基尼指数,也就是是0.43, 和中国基本相当(而日本是0.28,印度为0.37,Germany 0.28)。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小二哥”的中国”和“老牌资本主义”代表的美国,在这个重要的社会指标上竟然如此相近,不能不说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美国从1950年到2000 年的基尼指数一直在上升(from 0.33 in 1950 to 0.43 in 2000),不像中国那样经历过几个起伏,但上升的幅度小于中国.
    
    不过,再深入地比较中美两国的财富分布,就会发现,两个国家的贫富分化虽然在总的指标上相近,但实际的分布相差却很大。最大的区别,大概就是中国的地区性贫富分化了。无庸讳言,美国的最富有阶层大多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但和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的非城市人口平均收入和城市人口的收入在总体上来说相差无几,而最贫困的人群,往往是聚居在城市边缘地区的人群(所谓的outskirt),而不是农村人口(美国的农民是非常富有的阶层)。而且,尽管各州的平均GDP 和收入水平有差别,但总的来说,没有太明显的区域性贫富分化。而中国就完全不同了。不仅农村和城市收入天差地别,就是同为城市,东南沿海和内陆城市的贫富之差也是非常明显的。图 1是1950 -2000 年内陆和沿海地区的贫富差别图. 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同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地区性贫富差别相比印度都要高得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发展特点。
    
    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30 年中,社会贫富分化和城乡分化以及地区分化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呢?造成这种收入不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不少学者对此有专门的研究,这里就只简单地总结一下主要的成因。
    
    首先,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发展不均衡,主要是改革开放早期的政策造成的。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神指导下,沿海地区因为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和政策优势,起步早,发展快,占据了所谓的“first mover advantages" ;而内陆地区如西部,虽然在后期也得到一些政策上的优惠,但一来在理念上落后于沿海地区,二来在硬件软件各方面的条件,也大大落后于这些“先行者”。给这个区域性发展不均“推波助澜”的,当然是区域之间对资源的竞争;而国家缺乏统一的发展部署,也对区域之间缺乏合作,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有直接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来,decentralization 的经济发展策略,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
    
    其次,中国的广大农村,一直受着国家发展政策的“歧视”。无庸讳言,农村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比改革开放初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但许多内陆地区的农村,其贫困程度仍然令人难以置信。以联合国的“每天美人一美元收入”的“贫困线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有超过一亿的人群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当然中国官方使用的贫困线标准比这个要低得多,因此官方的数字是三千万人口),而这些人口几乎全部生活在内陆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如何发展?农村的剩余人口除了到城市做“民工”,和到乡镇企业做工人,还有其他的出路吗?人为的城乡隔绝(通过户籍制度),给予城市人口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而如果你不幸如杨元元那样生在农村或者小城镇,那么你除了读书考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找到工作,得到城市户口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手段。但现在,连这条路似乎都不是那么容易走了。这的确是很可怕的现实
    
    这些都是目前中国必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如果再不重视贫困人群的问题,中国必将遭遇所谓的“发展瓶颈”,而且社会不安定因素将会继续增加。果真如此,那么中国是否真的能够保持过去二十年的发展速度,就真的很难预测了。像杨元元这样的悲剧,就会一再上演。
    
    Source for some of the data used in the article:
    
    Patterns of Spatial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India and China, by Gajwani, Kanbur, and Zhang,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ABCDE), 2006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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