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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博士多与钱学森不当官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1月08日 转载)
    
    来源:汪翔博客
     中国人喜欢谈数字,对于数学可能天生就善长。于是乎,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了一个个与数字相关的奇迹。 (博讯 boxun.com)

    
    最近,在与时俱进,打造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在看到“知识的”价值之后,又开始制造了大量的高学历的新一代中国人。不过,稍加注意,人们又开始茫然:为什么做出大成绩的都是“古代”的海龟?为什么自己的“土鳖”那么没有“能耐”?为什么现代的海龟,又没有哪个能够做出顶级世界水平的成绩来?难道中国希望靠一代代的海龟,来实现自己的强国梦不成?
    
    为什么,即使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从报纸到电视、电台,你所看到的谈话的人,没有一个不是顶着“高官”的帽子的?为什么几乎上了一点档次的政府官员,都是博士?而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博士是专门给那些想做学问的人准备的“下酒菜”,而且,“那道菜”也不应该是那么的味道鲜美?
    
    难道中国人真的比世界上其他的人聪明很多?攻下一个博士,对他们每一位都是那么的轻而易举不成?
    
    更有意思的是,几年前,我回国和朋友喝酒,几位大学院长朋友还在犹豫和埋怨,他(她)的博士学位到底要不要完成,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已经是博士导师之后?
    
    中国的特色太多太多。
    
    在钱学森问温家宝那个关于教育的问题之后,温家宝找了那么多的校长,还是没有“搞明白”到底原因在哪里?实际上,那里的问题和这里的是一样的。
    
    对于“高官博士多”和“钱学森不当官”的现实,不少人做了非常中国特色的解读。对于这类解读,虽然非常符合传统的中国式思维,虽然在考试时这样的答案能够得个很好的分数,但是对我而言,许多方面不应该是那么一回事。当然,你可能说,我这是在搞“文人相轻”。我已经好几次听到这样的反应了,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我看来,中国官员博士多,是因为:
    
    博士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况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必须的。中国还是一个“面子”大于“里子”的时代,任何人都改变不了这个现实。再者,博士容易获得。对于追求博士帽的人而言,结果是投入少,产出多。也就是低风险高回报。如果你已经拥有政治资源,那种帽子就更是小菜一碟,当然人们更愿意干了。人是理性的吗。
    
    如果说,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把严学校这头开始,结果发现不理想,那我说,再自然不过了。学校的教授和领导哪一个有能力和政治家对垒。如果这样做,那不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不要命了。
    
    于是乎,这里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教授怕官员?为什么中国学者的“权力”低于中国“政治家”的?
    
    以“钱学森不当官”为榜样,来鼓励“博士不做官”,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是不可能有效果的。
    
    为什么?很明显,钱学森不是一个一般的博士,他不需要官职来为他提供任何他“做学问”所需要的资源。他是“特保户”,而且,他所做的还是国家的“命脉”式的东西。整个国家举国力来实现他所描绘的目标和理想。
    
    一般的人,哪能有他那么牛气。君不知,即使那么厉害的钱伟长,在1972年外派他出国考察之前,也还是一个“劳改犯”,而钱学森则是为数极少的特保户。
    
    人混到那个份上,你就是“太上皇”了,什么头衔都不需要,你的名字就意味着拥有了一切。
    
    在目前,一则,是因为美国的人才太多,科技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了,想在美国短期内达到钱学森当年在美国的那种学术地位,已经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了。再则,在中国,目前也是“人才济济”,在你很难“证明”你的“超级”独特性的情况下,获得你做学问所需要的资源,就得靠你自己了。这时候,你还在期待 “永久”的伯乐相伴和支持,也实在是太幼稚了一点。
    
    所以说,在国内发展,你还不能不当官。问题是,在“人才”过剩的现在,能够给你的职位可能已经非常有限了。在后者的情况下,你就需要好好权衡一下,你的付出和所得的恰当性问题了。
    
    中国在学位产出数量上已经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甚至还超过了,但是,却没有得到那些国家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和科技产出。即使这为数已经够少的学术产出,不少还是通过金钱“购买”的,海外机构华裔学者的,名义上属于中国的成果。对于这一困境,我看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不管是谁。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无可逾越的内在制约与激励机制的缺陷在那里。
    
    温家宝只能解决表面的问题,无法深入实质。这与温家宝的水平和能耐没有关系,实际上谁都解决不了。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激励机制存在,而且,以任何人的一人之力,也不可能制造出一个有效率的机制出来。
    
    用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将人才比喻为水,很多人才比喻为很多水。如果在这个洪水季节,你当放的不放,当堵的不堵,结果你还是无法形成足够的水势来为你的发电服务。并且,你所看到的,还可能是泛滥的洪水。
    
    人才,你用它就会成为人才,如果你用其所长的话。否则,那就是蠢才和庸才。
    
    况且,在高质量人才非常奇缺的中国,欧美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居然在那里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为什么?因为有限的空间已经被“人才”给塞满了。
    
    我倒是担心,如果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下去的话,中国是不是会流于形式,从表面看似乎是都已经现代化了,实际上还是不堪一击。那种结果可是非常可怕的。我实在是不愿意看到那种结果出现。
    
    按理说,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在以中国为主旋律推进人类进程的时刻,至少从社会科学来看,研究中国问题是很容易出成果的,而且,这种成果还应该是很容易高质量的。但是,在没有人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会有成果呢?如果没有成果,又如何谈论质量呢?
    
    如果有一天,有一位非黄皮肤的外国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学家什么的,靠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规律,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不知道,那些为数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会怎么想?
    
    这种尴尬的局面很可能就会在今后二十年出现。
    
    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附录】
    
    2009年11月5日《山西日报》发表了徐补生的评论文章,题目是《“官员博士多”的尴尬》,文章说,干部要求“四化”,其中之一便是“知识化”。所以,官员学历高本该是好事。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今天我们最大的博士群不是在高等院校,也不是在科研院所,而是在官场!这说明,一则我们有太多的博士太爱官帽,二则我们有太多的官员,太爱博士帽,三则对于身居高位的官员,这博士帽实在是来得太快、也太容易了。
    
    由此,让我想起日前的一篇新闻报道,报道称,钱学森对于官位很淡泊。回国后,他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了国家领导人。对这些官位,他的态度是:“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成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后,大量的行政事务使他无法专心于技术问题。于是,他果断地向周恩来和聂荣臻写了辞职报告。从此,中央只让钱学森任副职,钱学森对此非常满意。钱学森70岁以后,就不断地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各种职务。
    
    可见,钱学森不当官,完全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矫情,充分体现了一名科学家淡泊名利、襟怀坦白的高风亮节。在他看来,无论是官衔还是职务,都不过是身外之物。淡泊名利,只为科研,这或许是钱老精彩一生最生动的写照。
    
    相比于钱学森的淡泊名利,当下我们有些学者却让人不敢恭维。他们不恋学问,恋官场,记得河南曾面向全国公开选拔125名博士副县长(2008年9月7日新华社);广东公选百名干部,3828人竞逐,6成是硕士博士(2008年9月7日《羊城晚报》)。类似消息还有不少。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有报道称,有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竞争处长落选后,甚至锲而不舍地继续竞争副处长。看到教授们对行政职务趋之若鹜,如此放弃清高和自傲,屈尊参加考试、答辩、民主测评甚至打电话、发短信、请吃饭、拉选票,四处讨好同事,八面逢迎领导,心里真不是滋味。
    
    这正像徐补生在文章中所说的,学人不用其所长而硬要挤进官场,这是学人的尴尬,更是教育的尴尬。硕士生、博士生等高学历人才,是国家花费大量钱财培养的专业技术研究型人才。学成之时,他们宁愿丢弃所长,蜂拥去考公务员,既而从事一般的行政管理工作。这是极大的人才浪费,也是从根本上,对“官本位”思想的有力助长。这与钱学森的淡泊名利形成了鲜明对比。
    
    正因如此,我认为,淡泊名利,看淡官职,是当下科技界和学者最需要反思的问题。学术抵不上官职,大师抵不上处长,像钱学森这样淡泊名利,只为科研的人越来越鲜见,那么科教兴国从何谈起,科学大师从何而来、诺贝尔奖靠谁去得?
    
    所以,徐补生在文章的最后呼吁:不能让博士学位泡沫化,更不能让博士学位的授予金钱化、权力化。我想,这也表达大众的心声。或许唯有如此,中国的科技才有层出不穷的成果,才会再度涌现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而不会再出现“40教授争一个处长”的怪相。【附录资料来源:林伟:"官员博士多"与钱学森不当官,2009-11-06 09:17《东方网》】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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