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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翻译专家科赫在中国工作的日子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20日 转载)
    来源:德国之声
    
     玛丽娅-夏洛特·科赫女士在80年代和90年代曾在中国生活过较长时间,先是作为一名汉学系的学生去学习中文,后来又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专家去天津任教。89年六四事件后,西方暂时中断了与中国在文化交流等领域的联系,当时主要从事中德翻译工作的科赫也只好转而从事其它职业。回忆起在中国生活的岁月,科赫女士迄今记忆犹新。 (博讯 boxun.com)

    
    德国之声:您是什么时候去的中国?
    
    科赫:我在1978到1980年期间去了台湾,那时我已在大学里学了两年汉学,所以去台湾继续学习语言。大学毕业后,我于1985年去了上海复旦大学,呆到1987年。1992年到1996年我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派出的专家在天津外国语学院任教。1998年我又在北京做了几个月的培训,之后就再没有到中国去了。
    
    德国之声:在中国的这些年间,您感到中国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科赫:上海在90年代的变化很快。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刚到德语系时从德国带了一台电脑,后来还帮德语系从德国买了一台电脑,这也是他们的第一台电脑,因为那时中国的电脑非常昂贵。而一年后,我的先生却在中国买了台电脑带回德国。因为就在这短短时间内,中国市场上电脑的供给和性能都大大改进,价格也很便宜。
    
    德国之声:您觉得变化这么快的原因是什么呢?
    
    科赫:中国人很多,当某个人想到了一个主意或一个产品时,就有很多人去迅速地付诸实践。例如街道的建设等,如果人们决定要做一些改变和更新,就会非常迅速地实现。
    
    德国之声:作为教师,您同中国人肯定有不少接触。您对他们有些什么了解,对他们所关心的事以及对未来的设想有些什么了解?
    
    科赫:我已经有10年没有去中国了,但我和以前的学生们还一直有联系,因此也可以知道中国近年来的发展。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学生们非常希望到外国学习进修或生活。但近些年这种趋势渐弱了。许多人看到中国国内的机会,德国有些停滞不前,而中国国内则有很多发展机会,充满活力。很多以前的学生都回了国并找到很好的工作。
    
    德国之声:您怎么看中国教育体制的发展?
    
    科赫:高考取得高分的人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学生。学业中还要有其它的能力,社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都是之后工作时需要的,仅有专业能力是不够的。我认为教育体制有些过于呆板,规定过多。像在自然科学领域等需要学习和背诵很多内容的学科,中国学生往往比德国学生优秀。而涉及到独立思考、创新力、反应、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国学生就比较弱。欠缺自学、解决和研究问题的能力。
    
    德国之声:有没有什么人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科赫:有,比如复旦大学的一个老师,他在文化大革命时境遇很糟,被送去劳改。后来他在复旦大学与曾经批斗过他的一个年轻人一起共事。他原谅了这个年轻人,还和他保持着友好关系。我觉得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度量-去重新接受一个敌人,甚至和他成为朋友。这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他还有很多人和事给我印象深刻。我觉得中国人能去面对去适应很不好的处境。比如在80年代的上海,一个房间可能住了5个人,学生宿舍一间房住8个人。这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
    
    德国之声:中国那时也处于变革时期,当时气氛如何?
    
    科赫:我92年到天津时,仍能感到一些89年运动的残余。学生要接受军事训练。对外国人教学内容也有一些限制。比如,我们不能庆祝圣诞节,不能讲关于圣诞节的内容。教学内容经常变化,我们有一种不安全感,学生也是一样,有一种不信任感。在天津等发展较慢的城市,如果同出租车司机聊天,能知道人们有不少不满。一些企业缺乏资金而停产,工人则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但也有些人克服了不满情绪,开始自谋出路,比如作个体生意,而另一些人则被动等待。
     德国之声:学生们谈论89年的事情么?89年后,复旦大学的首批新生好像要做一年军训。
    
    科赫:是的。但是大家对89年的事谈得很少。我至今也看到,许多人并不知道当时真正发生了些什么事。除了北京外很少有人清楚当时的情况。那时也没有网络等渠道,只有一些官方的报纸或电视媒体渠道。如果不在场,就很难知道那时的事情。政治方面,许多学生即使不是不感兴趣,也至少是不清楚。对民主没有经验,也没有政治经验。
    
    德国之声:人们有没有恐惧感或不安全感?
    
    科赫:这我很难说。85到87年,也有一些小规模学生运动。但我感到,大家对民主的理解不尽相同。对有些人而言,民主就意味着是食堂的饭菜多点选择。对于另一些人而言,民主更多地关系到中国的国内事务,比如对待少数民族、西藏、新疆的方式等等。对于民主的要求是单方面的,汉人要求民主,但是对于少数民族却又不民主。汉族对少数民族有一种骄傲的态度,认为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曾到过内蒙古,能够感受到一些蒙古族人就有受压迫和不被认可的感觉。我们还去过西双版纳旅游,也有类似感觉。汉族人很骄傲,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根本不了解,也并不真正感兴趣。人们缺乏自省,自己提出的要求,也应当适用于其他人,不能只为自己争取。
    
    德国之声:您会用什么词描述那个年代?
    
    科赫:90年代是"觉醒"与"变革"的时代。天津等城市还比较慢,但北京和上海非常明显。那是觉醒的时期。人们开始尝试,有人开始从国外回来,带来投资等。
    
    德国之声: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开始崛起,但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您在中国的那个年代,主要看到哪些社会问题?
    
    科赫:比如大型国有企业停产,不给员工发失业金。天津也有退休人员得不到退休金而出现过骚乱。潜藏的失业问题是当时的最明显的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差距开始拉开。有些人变得富有,建了自己的工厂。有些人有"关系",其他人则没有,于是开始形成社会差距。而现在的社会差距更大了。希望有所成就的压力从小孩子时就开始了,压力越来越大。
    
    德国之声:作为德国人,您有些什么感受,人们的态度友好吗?
    
    科赫:我在天津时,整个城市大约只有三四十个外国人。有10到20个外国人同中国学生和老师一样住在校园里。天津不像北京和上海有外国人集中的区域。我们很自然同其他中国的同事和朋友一起生活,只是我住的房子可能比较大一点。我认为这很舒服,让人忘掉自己是在国外生活。我生活在小区里,熟悉周围买菜的商贩和店家,和附近的居民也认识,互相打招呼。熟悉之后就有一定的归属感。语言也是一个重要的融入其中的因素。
    
    德国之声:在中国的生活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科赫:我在那里生活了好多年。回到德国度假时,我感到自己开始学会不需要很多的钱就能够过得满足。我会想到我的学生们每次搞点庆祝节日时,也就是包包饺子,买些饮料,因为他们也没什么钱,花费很少却很有乐趣。但在德国大家就会组织得很周全,必须要很特别,总是要花很多钱。那种不需要花很多钱就能感到开心,找到乐趣的感觉,我认为特别好。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可能消费比德国还厉害,这也是比较大的区别。
    
    德国之声:您还能回想起初次到中国的情景吗?
    
    科赫:80年代的上海同70年代的台湾有些相似,许多自行车、摩托车,小店,小街道。我从上海机场坐计程车去酒店和学校。街上行人和自行车那么多,我简直觉得计程车快要压着路人了,不过每往前开,人群就分开来,开过以后,人群又合拢了。这情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中国的人之多让我印象深刻。比如等公共汽车。车来了,车里车外都是人,人群一拥而上,而我自己还站在车外。三次挤不上车后,终于才明白,必须去挤才行。这真是与众不同、带些冒险感的经历。
    
    德国之声:您希望再去中国看看吗?
    
    科赫(中文):我希望明年去中国。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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