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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授的风骨/杨开亮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12日 转载)
    
     同为橘,逾淮而变枳,地气使然;同为人,逾时而变质,时事使然。人生一世,风骨为重,风骨源于骨气,骨气出自骨头,肾主骨生髓,一个被抽掉了骨头的知识分子,一个大势已去的宫廷阉人,焉来风骨?故前者成为犬儒,后者统称太监。犬儒与太监的共性是,没有是非,只有利益,忠于主子的是这类人,摇身一变陷害主子的也是这类人。一个连人格都不要的人,还奢望他能对其主子忠贞不二从一而终?崇祯帝危难时,想召集一次御前会议,而莅临者只崇祯一人。那些每天三呼万岁的文武大臣哪里去了?那些每日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哪里去了?那些誓死捍卫皇上的太监哪里去了?崇祯如梦初醒,泪如雨下,对家人也是对自己仰天长叹:愿世世代代不要生在帝王家!可怜袁崇焕们剐的剐跑的跑,剩下一堆软溜溜的糊涂蛋怎能撑起大明万里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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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组合的国度,永远是脆弱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就是风骨,就是那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鲁迅是铜豌豆,毛泽东认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岂止鲁迅,经历过五四精神历练的民国教授们又有几个是吃软饭的?那是真正的教授啊,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虽非圣人亦不远矣。他们的人格、骨气、言论经得起跨世纪的检验,可谓历久弥新。时至今日,在他们中间我们找不到反民主的教授,也找不到污蔑国民素质低的教授、更找不到自愿去势的阉人教授。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奉行君子不党的教授,不合作的教授,拒不做官的教授,视尊严为生命的教授。
    
     傅斯年一生不党,拒不做官,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傅斯年才华横溢,桀骜不驯。朝野上下,唯有傅斯年翘着二郎腿跟蒋介石讲话。蒋介石对傅斯年的恃才自傲也不放在心上,相反,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 1946年初,蒋介石要补充一个国府委员,直接点将要傅斯年。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求才心切,要求“大家劝他”。任凭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从1938年起,傅斯年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强敌入侵,国难方殷,然而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和黑暗已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傅斯年以学者的良知和责任,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数次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无能,由此而得“傅大炮”之名。傅斯年弹劾孔祥熙时,蒋介石为平息此事,特意请他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是:“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大气磅礴的傅斯年,不畏权势,敢讲真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胡适说,傅斯年“无沦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使浑浊不堪的权力集团不得不有所忌惮。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对傅斯年的骨气,连一向目空一切的李敖也赞誉有加: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 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台湾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傅斯年逝世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哀荣至极。
    
    与傅斯年同时代的还有一位教授叫刘文典。刘文典因跟蒋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当时。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当时蒋介石刚掌握大权不久,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正像美国的学校拒绝奥巴马演讲一样,八十年前的中国教育也是独立的。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对此刘文典的解释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后来,安徽大学闹学潮,蒋介石传令刘文典当面向他汇报。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通知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声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见蒋介石时,他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如入无人之境,对蒋介石视而不见。蒋介石冲口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傲然应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要刘交出在学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要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蒋介石拍案而起:“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 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遂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校长关押。此事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 “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经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刘文典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安徽大学,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他担任国文系主任。蒋和国民党当局都没有干预,刘一直在名牌大学做教授,讲授《庄子》,一样头角峥嵘,桀骜不驯。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教授们的人格尊严受到挑战的时候,没有人去拍马逢迎,他们宁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抛弃地位以保持尊严。学者傅国涌提供的张奚若教授 “要蒋介石滚蛋”的事例,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抗战期间,身为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的张奚若被聘为国民参议员,有一次开会时,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当局寄来路费和通知,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1946年初,他应学生邀请,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一时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尽管蒋并没有因此为难他,但他要公开说出这些话无疑还是需要勇气的。没有担当也就没有尊严可言,真正的尊严来自学者的骨气。
    
     如果说张奚若的不合作是为尊严而战,那么,柳诒征教授的言论则是为国家而战。柳诒征教授训斥政府官员:“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做民主国家的官吏”!
    
     柳诒征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担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抗战胜利后,柳诒征当选为江苏省参议员,凡与国计民生有关之事,他总是仗义执言。一次,参议会开会时,省主席及各厅厅长均列席被质询。会上,教育厅长为一件事指责参议员吹毛求疵,柳诒征当即拍案而起,声色俱厉地说:“你是我在高等师范时的及门学生,何以这样糊涂,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须知道参议员时代表人民行使神圣的任务,你们不过暂时负一时治权责任,应当小心,敬听主人翁代表的意见。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列席会议,就不配做民主国家官吏!”
    
    教育厅长一时被训斥得面红耳赤,呆如木鸡,而全场则掌声雷动。
    
     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他与蒋介石的一段恩怨,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铮铮铁骨。马寅初教授有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抗战期间,马寅初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1940年他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宋霭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训斥道:“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走笔至此,顿生万端感慨。时移世易,对比之下,无论学识品格,还是胆识风骨,今之曰教授者,有几人能超越他们的同行?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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