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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政府:自律、他律和制衡/张曙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28日 转载)
    
      道德和法律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二者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但其建立方式和运作方式又有着明显的区别。道德是一种无形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其建立和形成是一个长期积累、约定成俗、习以为常的结果,其作用之发挥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自觉遵从。正如梁漱溟所说,道德是理性之事,存于个人的自觉自律(1987)。而政府及法律制度是一种有形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其建立和形成却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其实施以外力的强制为特征⑹。
     (博讯 boxun.com)

      道德和法律是相通的,而且是与以权利为依据的法律相通的,也就是说,法律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而且是以权利为核心的道德为基础的。因而,合理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道德性的基础之上的,反过来,合理的政治制度也有助于道德秩序的维系。法律的建立以公正为基本原则,法律则是保护正义的有力武器。不同的道德观不仅会对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运作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也会对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重建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说前面我们从个人的行为动机的角度说明了常人的道德观和贤人的道德观,那么,现在我们想从行为方式的角度讨论程序道德观和贤人道德观。
    
      贤人道德观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假定之上的,这种道德观不仅要求人人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利他主义者,而且要求人人都是自知自爱自省自律的圣贤。因而,这种道德观实际上是确立了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是这样,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观也是如此。在这种道德观的基础上建立的政府制度,不是把政治事务看作是道德事务的一种,就是使道德服从于政治,成为达到政治统治目的的手段,其运作往往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伦理行为是政府的指导原则,而且政府也试图用自身的力量去改变所有人的伦理行为。由于这种道德要求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道德理想状态,只有极少数贤者可以免强践履,绝大多数人是无法实施的。不仅如此,这种道德观与政府制度本身就是相悖的。如果人人是圣贤,那么,政府就是不必要的(何包钢,1996),如果人人都能自觉自律,那么,法律也是多余的。
    
      程序道德观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假定之上的,即是说,在人类的本性中总是潜藏着某种作恶和不道德的基因。这种道德观不仅认为人们都是自利的,而且人人都是道德机会主义者,如无外在的约束,不可能实行真正的和完全的自觉自律。这种道德观也不是提出一个最高的道德境界,而是确立一个最低的起码的道德要求和道德目标,即人人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和公平程序。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而且做得到的。在这种道德观的基础上建立的政府制度,就是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一方面政治和道德的界限是清楚的,政府并不关心个人的品行和道德,只关注制度和法治的有效运作,另一方面,政府以及法律制度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其作用方式不过是用一种罪恶来抑制另一种罪恶,它不可能改变人们有可能作恶的动机和本性,只能通过抑恶来扬善,改变为恶的方向,减少为恶的程度。
    
      目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正在大步推进,而我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和道德重建事业却显得相对滞后。如果说我们提出了民主化的口号和重建道德的任务,但对于民主化的要求和重建的方向还不清楚,我们的思想和意识中还存在着与此相悖的东西,我们的很多政策和行为也在阻碍着这一过程的推进。
    
      首先,在整个社会的意识深处,贤人政治和好人政府的观念根深蒂固,而现实中的很多作法仍在不断制造这种神话。其实,人们在私人生活领域的行为比在公共生活领域更加诚实和道德。因为,在私人生活领域,人们的不诚实和不道德行为必然损害他人的利益,从而招致他人的反对和报复,反而对自己不利,因而易于制止,同时,在报复的威胁下,个人也易于自律。与此相反,在公共生活领域,官员们的不诚实和不道德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不仅与个人的利害隔着一层,不直接相关,而且具体到每个人身上,也只是其中的一份,个人的监督不易,也没有监督的激励,因而普遍存在着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这就使得官员们的不诚实和不道德行为更容易发生和更为普遍。如果不对政治家的行为加以限制,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因而,休谟提出的在政治制度设计中“人人都是无赖”的假定是一个既现实而又易于处理的假定,它符合形式正义和程序道德的原则,是民主意识和民主政治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基本途径。据此,必须通过适当的分权建立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
    
      其次,既然人类本性中总是潜藏着某种为恶和不道德的基因,如无外在的约束,人们不可能做到真的自觉自律,因此,仅仅依靠道德教化和自省自律,是无法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和道德社会的。要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和建立道德社会,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法律制度,一方面对不道德者的恶行给以严厉地惩处,尽量增大作恶者为恶的机会成本,甚至使其血本无归,另一方面,对有道德的善行以巨大的激励,提高有德性者为善的预期收益,道德宣传和道德教化才能真正收到成效,也只有在多次博弈中使这种情况不断重复,深入人心,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合作博弈比不合作博弈更有利的普遍预期,人们才会对那些不道德和不正当的盈利行为形成自律和自我约束,诚实、信任、善良、纯朴的社会道德和道德社会才能最后形成。可见,法律制裁(他律)和道德自律的一致和结合才是最有效的。在这里,对各种不道德的恶行进行制裁既需要法律的威慑,也需要各个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互动中形成的制衡。没有前者,后者难以形成;没有后者前者也是一纸空文,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有二者结合,才能形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局面,重建道德和道德社会的工作也就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再次,道德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实践,而法治关注的又是非个人的和一般化的社会关系(苏力,1996),政府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既非常重要,又相当有限。政府作用的方式和范围也值得很好讨论和研究。目前,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条件下,由于受传统思维定式的影响和限制,政府以道德建设为已任,试图在道德建设中起主导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一方面对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和道德诉求不甚了了,仍然把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诉求作为重建道德的目标,极力倡导一心为公,无私奉献,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另一方面对自己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和作用方式也不大清楚,以为通过广泛的道德宣传和道德说教,普遍推行承诺制,搞一些文明窗口之类的方式,就可以建立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因而不免南辕北辙,事与愿违。须知,只有个人才是道德的主体,只有个人的自由意志才能作出道德判断,也只有在适当的社会氛围中,个人才能将自己的道德判断付诸实践。政府与其替代个人作出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不如努力创造适当的社会氛围和制度条件,与其直接倡导和从事道德建设,不如下大力量建立和健全法制。这不仅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大,道德作用的领域不断缩小,而且是由于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并不是政府设计和创造的,而是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互动和博弈中形成的,政府也只是参与博弈的一方。只要政府能够有效地运用法律武器,对个人正当的自利行为加以支持和保护,对不正当的逐利行为给以彻底否定和严厉打击,就能够有效地促进道德秩序的形成。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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