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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国血泪60年——“一位老同志的谈话”大反思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2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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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当下,中国官方正在不顾社会腐败不公,贫富对立严重,官民冲突不止,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的严峻现实,为隆重纪念建制60周年,讴歌执政60年业绩,展现60年的“辉煌成就”,发起全国各省市,共同举办“辉煌60年”征文活动,由此导致了官方舆论又一轮的歌舞升平,肉麻媚颂的靡靡之风。
    
    然而,从互联网上正流出一股清流,正在迎面痛击官方自我标榜的宣传腐败之风,一份据称是根据全国人大前委员长万里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的反思中共执政60年的长文,顿时轰动了中外媒体。此文虽然在国内媒体被广泛封杀,但在海外互联网谷歌搜索引擎上,输入关键词“一位老同志的谈话”,可查到31万8千条之多。这篇从体制内部对中共执政伦理发起率直、尖锐批评的文章,包括抨击党国不分、党军不分;拥有7000万党员至今没有进行社团登记;多年政治斗争折腾祸及国家百姓。北京有资深编辑称:虽无法确认内容出自万里,但出自中共元老是可以肯定的。日前,官方喉舌中通社为此刻意发表了不敢署真名的“言力”文章《伪造出来的伦理》。该文作者的政治背景本身就是疑问,却批驳“谈话”说:“一些故知向这位老领导和他的家人提起这篇文章,得到的回答却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文章完全是编造的。”该文只字未提“万里”,也未说和这些“故知”谈话的“这位老领导”何人。可见,中国官方至今未敢正式回应的心虚状态。
    
    其实,在中共执政所谓“辉煌60年”的跨度里,民间社会历来就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而今年则又是中共建制60周年。历史轨迹充满了巧合。现代中国两位政治家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统治的时代跨度恰巧相等:毛的“阶级斗争”“加工政治敌人”统治了30年;邓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镇压异见统治”也是30年。如此经过60年的折腾,中国“辉煌60年”的征文主题,完全可以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的血泪控诉中提炼而出。
    
    一、毛的“阶级斗争”“加工政治敌人”30年
    
    前30年,由于政治斗争与经济政策失误,中国造成了多少人被迫害或饿死,这个数字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辉煌60年”成果。此据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一书中透露: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千5百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千7百万人死于“饥荒”,1千8百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则是,“中共建政后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千4百50万到7千2百万人之间。”而据国内“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透露:“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千万。”又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千万或更多。”
    
    当年毛时代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建国开始就进行残酷的“镇反”等政治运动,曾把不少善良的朋友“加工”成敌人。马寅初先生仅仅因为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论,就被打成右派。仅据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时统计,全国已划定右派6万余人,到1958年反右“补课”运动中,用阶级斗争观念生产敌人的方法已在全国“加工”了55万多个右派分子,并在全国制造出20多个中央部、省、市、自治区一级领导干部的所谓“右派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错划了30余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和“中右分子”,并由此株连了上百万这些“坏分子”的家庭和子女。
    
    继1956年“双百”之后的1957年、1958年“反右”阳谋并没就此结束,从1959至1960年,又发起让人们自查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思想,仅在党内就再次“加工”出365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惨遭批判或“政治流放”,当时仅中央机关就重点批判了1900多人,把224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军队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6人,重点批判了3847人。而党外群众遭到迫害的人已无法统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搞“阳谋”式“加工”敌人的方法,残害了一大批尚未涉世的大中学生,山东的李昌玉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代表。当时在各大中学校,老于世故的党委负责人掀起所谓 “向党交心”运动,鼓动学生“挖思想,献忠心,紧跟党,干革命”,诱导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发表不满意见。党委对青年人的意见先是称赞、表扬,同时组织人暗地里把他们认为反党的言论记录、整理出来,载入档案,做出政治定性。就这样,如此一些天真耿直的学生,先后被“加工”成“反动学生”、“异已分子”、“内控分子”。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校长扬献珍,仅仅因提出“合二而一”新概念,立即被视为重大敌情遭到大批判、大迫害。到1964年年底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发表批判文章达500多篇,而中央党校内则天天专题批判,日日轮番轰炸。这场运动一直持续了8年之久。受“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逼跳入党校人工湖自杀,讲师黎明也投井身亡。军队有一“五好”战友,仅因撰文接受“合二而一”观点,便被判处死刑。死里逃生的杨献珍曾悲愤地说:“历史上曾经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们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
    
    在中共执政的“十年浩劫”,政治迫害已达登峰造极地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字显示:“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国内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当时除了打死人之外,更有在红色恐怖中自杀的无计其数,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晗、储安平等都是在文革时被迫自寻绝路。可谓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治大迫害。
    
    共产党受孕于马列主义,天生就具有敌对意识,而从事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并通过夺取政权来改变经济自然发展规律的政党。因而,它的使命就是“共”天下之“产”,没收一切私有权利与自由。中共建制时所崇拜的斯大林,就偏执于阶级对立、政治斗争。因此,中共在建政后,就采取“镇压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斗争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在对待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更是靠杀人、斗人来解决,包括杀反革命、“杀会道门”来解决思想与宗教问题。不仅如此中共对其内部也不断来树立对立面,进行残酷的大清洗。1998年《大参考》首发《林牧-牟传珩:新文明理论讨论通信》一文中,林牧在对作者谈到党内政治斗争时写道:“在中共党内宽容与残暴、人性与党性、关心人民疾苦与不顾人民死活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比之与压制党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更加残酷、更加可怕。我个人就因为1965年参加了胡耀邦在陕西省推行的以‘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为期百日的超前改革,受到长达13年的残酷打击,其中包括两次入狱、两次群众专政、两次开除党籍,多次自杀和8年半劳动改造。”
    
    可见,共产党的这种先天性,决定了它始终无法摆脱敌对意识之困,激化阶级矛盾、制造革命对象,始终是它最基本的政治职能。今天中共刻意宣传的所谓“红色记忆”,就是不断的要制造出一种“对敌斗争”的激情,当今中国的不少新老左派都在不断地被这种“激情”鼓动着不由自主地异化了人的本性。
    
    二、邓小平以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镇压异见统治”30年
    
    后30年,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似乎要超越敌对意识形态。但从镇压“民主墙”到“六四”开枪,从废贬胡耀邦到罢免赵紫阳,邓小平时代又何时停止过对“敌对势力”的镇压与党内的政治斗争?从1979年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我们要警惕。”可见“敌对势力”的意识渗透了他的骨髓。直到1989“6、4”,邓小平竟动用野战军和开动国家专政机器把全国性的学生爱国运动加工成“暴乱”予以枪杀与镇压,这较之毛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江泽民上台后要“三个代表”,让资本家入党,利用资本的贪婪发达权贵经济,在加大社会贫富差距,制造社会腐败与不公的同时,继续开动“加工”政治敌人的意识形态机器,他不仅主导镇压“98民运小阳春”,视温和、中性的知识份子组织“中发联”为非法,将致力于和平、理性、公开活动,不挑战中共执政地位的民间筹组民主党视为敌对势力,且把崇尚真、善、忍的“法轮功”众多善男信女视为洪水猛兽,全国围剿。江泽民就在内部《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一文中赤裸裸地指出:“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不断发展、日益富强。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这种政治图谋是绝不会改变的。这些年来,他们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达赖、台湾问题等向我们发难。他们还与流亡在外的所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的敌对分子相勾结,企图联手行动。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4页)。
    
    如今,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又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看来似乎是对着否定敌对意识和斗争哲学来的。但事实上,今天我们依然经验的是大批签署《零八宪章》的温和群体被视为敌对势力,继续抓捕法轮功学员和审判民间异议人士与民间维权领袖。如高智晟、胡佳、郭泉等等,这些年来这样的名单在不断加长,在中外舆论上再继续书写着他们的对敌斗争“辉煌成就”。今年2月18日,农历大年伊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又到公安部指挥中心通过视频指挥系统,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长和180万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发表内部讲话,表示“要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接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的通知:“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中都存在一些需要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为此,今年中共政法口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对一些群体维权的苗头及时处置,对“敌对势力”露头就打。
    
    由此可见,中共执政60年,“对敌斗争”始终都是中南海的头等大事,中共历代政治首脑从未改变其唯我独尊、排斥异已,不断加工“敌对势力”的政治指导意识。特别是现在,官方面临建制60周年,又如临大敌,不断加紧打压异见人士和民间组织。如今“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琦,在被捕14个月后被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开庭;郭泉因组党与撰文获罪“颠覆国家政权”案则刚刚庭审;揭露四川大地震“豆腐渣校舍”的环保人士谭作人,更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送交法庭;主张温和、理性的《零八宪章》代表刘晓波又面临审判;NGO组织负责人许志永则刚刚被抓捕。如此同时,最新一轮控制社会舆论也正在加剧,据称国内中宣部日前下达一份通知给大陆各媒体负责人,转达了共247位人士不得采访,并不允许刊登他们的文章。这一切事实似乎都在验证,中南海那位“老同志谈话”对该党执政伦理的大反思——官方大肆宣传的“辉煌60年”,难道不是因悖逆现代文明的政治伦理而导致中华民族充满了血泪与苦难的60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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