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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国未来面临的真正挑战!哥大中国论坛讨论新疆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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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20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张清扬
     (博讯 boxun.com)

    哥大中国论坛讨论新疆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
    
    张清扬根据哥大中国论坛供稿改编
    
    
    7月18日,哥大中国论坛在曼哈顿天竹苑举办讨论会,讨论今年7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专家和意见领袖从不同角度对事件的真相、原因、前景和解决方案发表多样化的意见。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联络部部长曾大军、前《世界日报》副主编孟玄、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破空、电视政论片《河殇》主笔谢选骏、文化思想学者李劼、《参与》杂志记者刘路、中华战略研究所所长郭岩华、中国民主论坛(纽约)召集人傅申奇、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于大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候选人塞琳娜、独立网络政治评论员曲公、福特汉姆法学院国际法与正义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冠桦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等专家先后发言。
    
     会议由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说,乌鲁木齐的“75” 暴力事件震惊了中国,但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限制,这个事件的真相仍然被封锁,在中国大陆人们还无法进行公开理性的讨论,我们哥大中国论坛借助美国的制度空间,进行讨论,会对国人认识问题,有特殊贡献。特别是这个事件预示了中国未来政治变局中可能要严肃面对的困境问题,需要我们现在就开始认真思考;由于探讨的是前沿问题,哥大中国论坛遵循理性讨论的规范,尊重各种意见。
    

问责政府,实行自治
    

《北京之春》主编 胡平
    
    
    今天这种问题的讨论早就该在中国举行,只有通过公开的、自由的讨论,各族群之间才能互相理解,减少冲突。但是中共当局压制言论自由,人家王力雄去新疆调研,反遭拘捕,写出的书也不准在国内出版。现在出了这么大的惨案,令人悲痛。后遗症很大,更让人忧虑。
    
     新疆事件真相如何?还有若干疑问。但就是按照中新社的报道,维族人是在7月5日下午五点多开始集会游行,当局马上抓走几十人,而打砸抢是在八点多才开始出现的。可见,中共打压和平抗争才是使事态迅速恶化的关键。韶关事件导致局势紧张,一触即发。但在那样紧张的时刻,政府的作为,非但不是去消除引信,反而是去点燃它。针对平民的暴行无疑是犯罪。好政府要能防患于未然,至少也应该把可能发生的暴乱尽量减小。坏政府的做法正好相反。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在韶关和乌鲁木齐发生的不是针对维族人和汉人的暴力行动,而是反对共产党的游行,那政府会怎样?一定会立即镇压和控制局势。可见中国政府并不关心民族和睦关系和公民安全;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统治。
    
    不少人主张取消民族自治制度。但实际上,如今中国根本没实行民族自治。你无法取消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美国是移民国家,在美国,原住民族也是高度自治的。谈到民族融合,有的民族和有的民族是水和乳,很容易融合;有的民族和有的民族是水和油,一辈子也融合不了。维族和汉族差别那么大,要维族汉化根本不可能,强行汉化,且不说其过程必定是暴力的,反人道的,而且注定是会半途而废的,是无法成功的。真正的解决之道还是真正地实行自治。
    
    

如何处理帝国解体的政治遗产
    

前《世界日报》副总编 孟玄
    
    
    75暴力事件暴露出中国面临的一个困境问题。但75事件暴露的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帝国解体共同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民族分离主义。西方国家也有这类问题,例如英国-爱尔兰、法国-阿尔及利亚都是类似的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人类尝试过各种解决方案。
    
    让帝国崩溃,显然不是最好的方式,例如奥匈帝国和奥图曼帝国解体造成问题,危害国际安全长达半个世纪。
    
    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在族群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也不成功。但是孙中山从来就没有一个机会真正主导中国的制度建设,我们无法知道五族共和的具体方案。
    
    中共沿袭苏联的民族自治制度,很难说成功。这两年西藏和新疆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就是证据。苏东共产主义阵营崩溃时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及导致政治经济灾难,都预示了中国新疆和西藏问题还有比现在更恶化的危险前景。
    
    现在有人主张搞民族自决,采取威尔逊主义。但如果我们看看那些非洲国家的内战、腐败和贫穷的现实,这也不能说成功。也许这些国家继续让殖民者治理,比较本民族的精英治理,对被治理者而言,结果会更好。
    
    总之,依照身份认同的思路解决民族问题的现代政治思想,在实践中的问题都很严重。即使台湾社会的民众同文同种,强调身份认同时,也产生难以解决的族群问题,威胁民主和法治的运行。
    
    中国古代也尝试过各种方式,到唐朝时就知道对某些邻居的征服不可能。后来的传播文化中国方式应该说不错,明朝已经很成熟,但这套思路已经不适合现代国际关系体系。
    
    美国的宪政体制目前消化各种族群矛盾最成功;美国模式不在族群合作基础上建构共和,而是采取所有公民在政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美国做到这一点,还是有些在建国历史时创造的政治条件,例如对印第安人的政治优势,现在已经不可能在大陆建立。
    
    

新疆事件是全球化大气候中扇动的蝴蝶翅膀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联络部部长 曾大军
    
    刚才左边的记者小姐问我对新疆“7、5”事件的看法时,我说:“很难研讨”。因为,讨论事物的前提是,由不同的角度对大致相同的事实发表不同的看法。而在座的人谁敢说对“7、5事件”及其导火索“韶关事件”的事实过程基本清楚?因为我们在海外看到的中共、汉人、维人说法各异。虽说不是不能从混乱中捋出蛛丝马迹来,但那也只是分析猜测的结果而已。所以,我不主张大家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更反对仅因支持不同的说法就乱扣帽子甚至彼此破口谩骂。
    
    治病当然先要找到病因。唯中、西方法各异。西医是从个案往微观,如细菌、病毒里钻。中医是天人合一说。在无法按西医,采样化验分析的情况下,不妨试试中医的宏观推论,辩证诊断之法。
    
    已有一百多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特点之一是“与时俱进”。上世纪末以布莱尔和克林顿代表推出的“第三条道路”观点的前提就是“全球化”的现实。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推动地球村局面出现的动力,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其一大特点就是“优胜劣汰”!在座的大多都经历了从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的落差,经受过心灵上从夜郎自大地“誓要解放全人类受苦人”的狂妄自信,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已滑落到“开除球籍”的悬崖边缘所产生的心理震荡。
    
    二、三十年来,传统上重视学习,地理上靠近沿海的汉族,已基本上由大锅饭的惰性转变到市场竞争的积极状态。而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更封闭、更落后。如今,以内地竞争能力较弱群体为主的汉人,带着全新的观念,被那双看不见的手牵引到少数民族地区。带去了那里人们由几百年自然经济加几十年计划经济形成的文化风俗习惯全都难以适应的巨大心理冲击。而中共政府的官员却不但没有足够超前的眼光和引导措施,反而做了许多如权钱勾结,官场腐败之类的蠢事,从而对少数民族转型时期惶惑愤满的心理火上浇油。
    
    人是高级动物。具有哺乳动物共有的生理特征是人的自然属性。思想能力和社会性则使我们高于其它动物。汉族人的性格在汉唐之前比较接近自然,宋以后渐受约束。汉人同学三、五年,同事十几年,往往还是“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即便是小偷强盗,多半也宁冒坐牢的危险也不敢伤人致死。我在边疆民族地区呆了5年,少数民族比较单纯。一个陌生人,你对他好一点,他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把他惹恼了,拔刀就捅!信奉佛教的藏族尚且如此,遑论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
    
    “存在决定意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必须跟上经济基础的改变。封建经济从奴隶经济中诞生时,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600多年的疼痛。从封建制度的结束到新的经济政治形态的建立,又经历了1840年到1949年100多年的战争疼痛。其他国家大同小异。
    
    可见,只要是新生命诞生,无论是边远山村的接生婆或是医学院的妇科主任在场,疼痛都是避免不了的。区别只在程度的轻重。
    
    那么,可不可以不经过流血而进入和跟上历史潮流呢?欧洲从原始资本主义朝现代资本主义过渡和转型时,仅仅出现过十分短暂的以巴黎公社为典型的暴力流血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北欧和北美那些当今世界公认的先进国家,全都是从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平演变”道路上走过来的!
    
    希望中共党内有识之士和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们,能把解决问题的思路转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来考虑——这才是解决中国当代所有民族问题的治本之道。
    
    至于有人说,动不动就从历史找原因,在三皇五帝到唐宋元明清的故纸堆里打笔墨官司,一点用都没有——我们要的是解决现实的问题!本人不敢苟同。我不主张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历史上,但完全不讲历史也不行。水有水源,病有病史。东突厥斯坦恐怖主义大本营为什么设在土耳其?知道吗?上个世纪末,叫嚣声浪越来越大的“泛突厥主义运动”有句名言“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國长城!”(美国《新闻周刊》1993),您以为这是痴人说梦吗?不,这句话确确实实出自突厥民族一个精明强干的领导人——土耳其故总统奥扎尔之口!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世上绝大多数人肯定搞不清楚泛突厥主义的这种理论到底是有根有据,还是胡说八道?不将历史的真实面目澄清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吗?
    
    

澄清疑点必须问责政府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 陈破空
    
    
    新疆事件,疑点重重。中共当政,以谎言和暴力为基础,鉴于其本性未改、面目依旧,凭常识,查信用,这个在北京“六四”事件中运用谎言和暴力、在两次西藏事件中运用谎言和暴力的政府,在新疆事件中,必然也运用了谎言和暴力。
    
    从“6.26”韶关事件到“7.5”新疆事件,胡锦涛听任广东、新疆两地官僚的三重不作为:韶关事件何等惨烈,汉人围殴维人一夜,造成维人两死、近百人伤,韶关警方不作为;之后,在新疆,围绕韶关惨案,维族人议论纷纷,愤愤不平,酝酿举事,10日内,新疆当局不作为;7月5日夜,维人和平情愿讨说法,中共出动军警镇压,先镇后暴,“暴力”持续一夜,近两百人惨死、数千人受伤,连汉人都怒指当局不作为。
    
    如此乱局,如此惊人的人员死伤,令民众难以释怀的是,迄今,从韶关市到广东省,从乌鲁木齐市到新疆自治区,竟没有任何官员引咎辞职,没有任何官员受到“中央”处分。“问责制”何在?原来,腐败与屠杀,都在胡锦涛和中南海的庇护之下。
    
    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有种方式可以帮助人们评估真相,这就是查核信用纪录。只要我们考虑信用记录就知道,在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撒谎,掩盖真相,曲解事实,倒打一耙,造谣诬陷。土改、反右、文革和四五运动,事后检查,所有重大政治事件都是这样的。即使根据中共自己一些事后回忆和纠错的纪录都是这样写的。对于这样一个惯犯,我们凭什么相信今天他告诉我们的是事实呢?
    
    

杀人能保证什么太平?
    

政论电视片《河殇》主笔 谢选骏
    
    新疆事件发生后,我想起一句话。这句话是在六四前说的:杀20万人,保20年太平。有人说,是王震说的;有人说,是邓小平说的;有人说,是太子党说的。现在看这句话,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产党为了太平杀人了;杀人后确实做到了保20年太平。
    
    但是。20年后,我们需要问新的问题:现在20年满了;我们还有太平吗?新疆“75”事件和今年的其它事件表明,从现在开始,真正不稳定的时代开始了。新疆事件预示了这个新的不稳定时代会有些新特点:一个事件一夜之间,就有近200人命丧黄泉。
    
     这既是未来的中国预兆。也是20年的总结,各地通例,到处是暴力反抗;新疆和西藏更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少数民族更有血性或暴力文化,还与中国没有区域自治制度有关。虽然在专制下,这个制度是空的,但到一定时候就会变成实在的。苏联是个例子。
    
     我们应该清醒,民主化不必然导致分裂,就象世界上许多成功的民主化一样。但民主化卷入民族矛盾,就会有与民主化无关的风险。例如,要求纠正虚假的区域自治制度,会导致分裂和内战。我们应该正视未来出现这样的政治危机。
    
    

“七.五”事件是人权血案不是民族问题
    

思想文化学者 李劼
    
    
    被有些人故意描述得“极其复杂”、“云遮雾障”的新疆“七.五”事件,其实非常简单:乃是西藏拉萨事件的重演。从根子上说,这不是民族问题,而是人权血案。倘若说,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瓮安事件等等突发事件所凸现的是汉族民众的人权遭到地方官吏的侵犯,那么发生在拉萨和新疆的事变,则是藏民和维民的人权遭到封疆大吏的侵犯。无论是西藏的张庆黎还是新疆的王乐泉,在处理藏民和维民的和平请愿时,全都以政治辅导员的思维方式,诉诸不计后果的野蛮镇压。断言“青帮”误国也许有失夸张,但政工出身的张庆黎和王乐泉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手段,却一模一样。这种方式从历史渊源上说,是毛泽东的镇反、反右、和文革的继续,也是邓小平“六四”屠城的照办和模仿。这种方式从眼下的当政者来说,则是向古巴、北韩学习的具体落实。
    
    在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手段面前,无论是汉人,还是藏人,维吾尔族人,全都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人权被侵者,都是极其恶劣的人权状况的受害者。做了人权恶棍的屠夫,一面残害包括藏民、维民在内的中国民众,一面在汉族和藏族、维族之间,挑拨离间,企图制造民族矛盾,以掩盖其侵犯民众人权的血案真相。经由国内官方媒体和海外一些面目不清之徒的四处宣传,八方煽动,一时间,大汉族主义甚嚣尘上。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人面前,从来极其自卑的汉族人,突然在藏民、维民面前变得不可一世起来,变得无比夸张起来。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叫嚣:正告维人,你们唯有放弃伊斯兰教,完全汉化,才是唯一的出路。不知这类狂徒敢不敢向美国人叫嚣:放弃信奉基督教!或者向整个西方世界叫嚣:放弃罗马教廷!应该不敢。这种声音与当年德国纳粹党人朝向犹太人的穷凶极恶,何其相似!区别也许仅仅在于,纳粹是要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犹太民族,而此类狂妄得不成样子的大汉族主义者,则是企图把人家完全汉化。这种思路,或许出典于毛泽东当年的思想改造。斯大林与纳粹相像,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清除异己。而毛泽东则发明了思想改造。因此,这种企图强迫维族汉化的霸道,骨子里乃是掺杂了毛泽东方式的法西斯主义。任何一个政党,倘若以这样的思路作为自己的宗旨,那么有可能变成法西斯党。相信即便是当朝的共产党,都不会发出如此狂妄无知的叫嚣。
    
    在藏人和维族面前的这种狂样,源自极其扭曲极其变态的汉民族劣根性。这个民族由于长年遭受孔儒礼教诸如等级森严和尊卑有别之类伦理道德的毒害,从来不懂得如何平等待人。在外国人或者异族面前,要么低声下气,要么趾高气扬。这样的变态,又造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势利;总会区分出什么人是应该奉承的,什么人是可以随便欺负的。一个女明星交了个美国富翁,不仅当事人荣耀无比,举国上下全都跟着一起荣耀得不行。无论是奥运场合还是春晚舞台,会都少不了此星亮相。风光如此,让人忍不住想问一句,倘若这个女明星交了个藏族男友或者维族男友,还会有这份荣耀么?同样要发问的是:倘若在韶关被打死的是两个美国人,当地的官府敢那么不当回事么?再想发问的是:倘若在乌鲁木齐和平请愿的不是维族人,而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王乐泉敢随便开枪么?
    
     当然,经过六四那场没有胜利者的历史事件之后,当局在面对民众的和平请愿时,已经在努力学习谨慎,不再轻易玩火。去年的瓮安事件,前不久发生的石首事件,当局都处置得相当稳重。然而,偏偏在西藏和新疆的两地首府,张庆黎和王乐泉先后失控。倘若说是偶然,为什么全都发生在团系政工出身的大员身上?倘若说是必然,为什么不调整有关政策?既然知道了汉人的人权理当尊重,为什么就不懂得藏民的人权和维族的人权,也同样必须尊重呢?
    
     发生在西藏和发生在新疆的血案爆发之后,除了两位封疆大吏的同样僵化同样野蛮,还有就是极权作风和民族主义之间,同样的互相掩护。亦即由汉人族群中滋生的民族主义狂潮,和汉族封疆大吏的极权作风,互相包庇。极权主义是出在官府,民族主义则席卷于民间。仿佛由于族群的划分,民间和官家突然有了共同语言,突然变得休戚相关。于是,那些平日里得不到官府关怀的可怜小民,由于其出格的民族主义表演,产生了受宠若惊的感觉;并且是不管有无宠爱降临,都一样的若惊。而官家理当因为血案而被问责的大员,则在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浪潮之下,悄悄地松了口气。就算明眼人最为尖锐的指责,至多也只是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理当被问责的大员,不声不响地躲到一边,等风头一过,继续为官,照样作恶。西藏血案发生后如此,此刻新疆血案发生后,也正在继续如此。
    
     要说究竟是谁宠坏了专横的极权?回答应该是:中国人难以治愈的奴性!六四的创伤还未曾愈合,就有人以指向藏民和维族的凶狠,间接地包庇起肇事的官府大员。难道这些人是真的不懂得,在北京城里被杀害的无辜草民是人,在拉萨、在乌鲁木齐被杀害的藏民、维族以及汉人,也是人么?难道在人权面前,还有哪族人优先的道理?倘若不能平等待人,又哪来的人权意识?道理是非常简单的,事实也是非常清楚的。根本不需要装模作样地上溯历史,下究地理。无论是汉人,还是藏人,维族人,倘若全都站在人权的同一地平线上,那么族群之间的问题,会自然而然地得以消解。至于如何以联邦的方式,和平共处,那是有待于将来讨论的事情。
    
    
    

汉民族对维族兄弟心理上的伤害
    

下岗律师 刘路
    
    
    我想说的前面几位都已经说了,说点别人没有说到的。
    
    我同意李劼老师的观点,我们汉民族确实是个有很大问题的民族。我到美国后,认识了一些维族朋友,他们是世界维吾尔大会的,有一个还是热比娅女士的儿子。我跟他们交往,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他们无论在思想、文化、学养、宗教和伦理上,都比我们一些民运朋友要深刻得多,他们视界宏阔、胸怀宽广、心怀悲悯,具有坚定的信念,不是我们可以望其项背的。我在这里听到一些朋友说我们的文化先进,要帮助人家、同化人家,感觉很可笑,很悲哀。伊斯兰文明对历史和世界的影响,是我们汉民族能够比拟的么?我们的文明从宋明之后,就已经腐朽,缺失了再生的能力,看看一个事实就明白了,中华大地有多少清真寺?伊斯兰地区有几个夫子庙?现在汉族地区经济出现发展,不过是改革开放占了欧美的光,哪里是我们文明的成功?有了这么一点小小的成果就穷人乍富,傲视起伊斯兰文明来了,就像对人家实行帝国政策,进行同化,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痴人说梦!
    
     遗憾的是这种思想在汉族地区居然成为主流。政府和一些知识分子在潜意识里都是这种思维。北京官场流传一个笑话,有人对自己的仕途不满,对上级发牢骚:凭什么让我担任副职?我又不是维族!
    
     盖因为,在新疆,政府对维族干部不信任,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有的要害职务都没有维人的份,维族人只能做副职。
    
     政府部门的维族干部只能说汉语,说维语将被认定为具有民族情绪。一位维族的朋友告诉我,他享受民族政策,在大连工学院读的本科。但是他回到新疆后,立即感受到深刻的文化歧视。他告诉我一件事:
    
     一次宣传部开恩,在机关大院演一部维族电影,本来是部很旧的电影,但很多维族干部群众像过节似的去看,电影演了半个小时,突然停下来演汉语版,原因是宣传部的部长来了,他是汉人,所以大家都得跟着他听汉语。我立即站起来抗议,我能听懂汉语,我相信很多观众也都能听懂汉语,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轻蔑和侮辱。我们抗议了半天,看看众怒难犯,他们又只好演维语版,那位部长走了,我也走了,我已经没有心情看下去了。跟你说刘路,中国政府培养我读了四年大学,它们这一次的伤害就足以抵消此前的“恩赐”,它让我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
    
     李劼先生说,汉民族是个具有势利眼的民族,崇拜强者、欺负弱者是其一贯的本性,体现在官方和民间两个文化圈子中。韶关这次打死了两个维族人,十天不破案,如果死的是两个美国人,那还不塌了天?这说明什么,在我们汉人眼里,美国人是人,西方人是人,因为人家有强大的国力。西藏人不是人、新疆人不是人,因为他们贫穷、落后!
    
     其实说起新疆的落后,中国政府没有责任么?我们提到新疆的时候,总要提石油、棉花、哈密瓜,这些东西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几乎是无偿的输入,我们给新疆送去了什么?送去了原子弹!根据网络资料,露天爆炸的原子弹造成新疆几十万人患了癌症,至今没有得到补偿。我们一直说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财政倾斜,那是对西藏,对新疆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到过南疆的人都能看到,很多十八九岁的男孩子在东游西逛,他们不懂汉语,不能读书也不能就业,这样的景象多么可怕,怎么会不出问题?
    
     在经济上盘剥、文化上歧视、政治上打压,对人家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如此这般,新疆早晚要出事。这次只是个预兆。如果不改变这种思维,不改变这种落后的帝国心态,就等着新疆血流成河吧。
    
    

以民族融合、公平发展,化解政治隔阂
    

中华战略研究所主任 郭岩华
    
    新疆乌鲁木齐事件发生前夕,我正好在国内,以实现游历全国边疆的宿愿。我这次走遍了新疆天山南北,特别是那些贫困落后和未开发地区,主要目的是接触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在此,我想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的因素,中立地介绍些事实,再谈自己的看法。
    
    根据我这次了解,经过近年新疆获得巨大发展,但不平衡。现在汉维两族人口各占45%,但占南疆90%的维吾尔区,依然贫困愚昧。与北疆的汉族区对比鲜明。
    
    维吾尔人源自于阿尔泰及蒙古高原,是回鹘人的后裔,与哈萨克人和蒙古人近似。汉武帝击破匈奴后,部分北匈奴人西迁,其后历史轨迹可以在土耳其斯坦的历史及小亚细亚和中亚地区的几个帝国史中找到。十八世纪的奥图曼帝国崩溃后,现在仅剩土耳其自认为属于突厥人(TURK)。从外表看,土耳其和维吾尔属同种同族,宗教、语言和文化也类似。
    
    新疆以天山为界,一个地理地理隔阂出南疆、北疆。维吾尔人现在主要分布在南疆,北疆主要是汉族哈萨克、回族及蒙古族。但主要经济带在中部新疆和北疆。经济发展的差异对维族人的心理有很大影响。
    
    另一个因素是政治的。现在新疆的实际掌权者都是汉人,党的一把手一定是汉人,行政上虽然有维族人担任一把手,但实际的还是汉人。这也造成维族人产生被歧视的心理感觉。政治上显得对维族人不放心,处处防范。
    
    社会方面的隔阂有些是政策差异产生的。维族没有计划生育,汉族严格实行计划生育。“两少一宽”造成又法律不平等。还有些是语言和文化差异。宗教不同,也导致隔阂。例如,穆斯林很难与非穆斯林通婚。
    
    国际因素也有作用。新疆与土耳其的关系很紧密。我在那里很难订到去土耳其的飞机票。新疆人自己也觉得与土耳其人更同文同种。土耳其被成为西土厥,维吾尔被定位为“东突厥”。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政府腐败问题。例如,新疆缺水,但在新疆“天山水源”被领导亲信控制。新疆许多企业与政府领导挂钩,形成垄断经营。少数民族对此意见很大,把怨恨转嫁到汉人身上。
    
    但是,所有这些隔阂病步意味着维族非要独立建国不可。据我看,这样的隔阂只产生了被歧视的怨恨。这样的怨恨会有冲突和暴力,一般维人并没有分离意识。从日常抱怨看,他们要求更多的是经济机会和平等。
    
    一个直观的感受是,文化教育水平越高,专业成就越大,汉语说得越好,与外界接触越多,就对汉人越友好,也越容易与汉族和睦相处,连通婚都不成问题。事实上,即使最封闭的维族人居住区,也欢迎外人带去机会和财富。
    
    因此,中国应采取美国和西方那样鼓励“民族融合”的政策。特别是普及双语教育,让维族与汉族能平等竞争,以公平发展作为手段,就可以逐步消除隔阂,减少冲突。同时要保护和尊重他们自己的民族宗教和文化,提供给维族人更多的选择机会。
    
    还有就是加强扶贫支边和经济扶持,在贫穷落后农牧区实现交通、通讯、水电、电讯等“村村通”,让维族人能走出来,与汉人交往。现在政府不是愿意出钱解决让大学生就业吗?正好资助大学生到新疆去传播文化和文明。
    
    我的结论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还是发展经济,公平竞争,还要改革开放、消除腐败。要让维族看到一个阳光、健康、廉洁、宽容、奋进、公平、诚实的汉族,给他们带来走向世界和幸福的机会。而不是霸道、偏狭、猜忌、腐败、奸诈的汉族,与他们争夺资源,破坏他们的环境、风化和机会,用暴力和欺诈防范、盘剥和压迫他们。
    
    

政府何用?
    

中国民主论坛(纽约)召集人 傅申奇
    
    广东韶关发生的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由此引发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抗议行动和随之而来的血腥镇压和大逮捕。全世界为此震惊和悲伤。这两起事件充分说明:中共的民族政策彻底失败。中共吹嘘的各民族大团结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弥天大谎。也说明,中国的法制毫无权威,社会已经失序。
    
    中共从苏联那里取经,把民族认同放到了突显的位子,奠定了所谓民族冲突的基础。我们知道,在先进国家突出的是国家认同,讲究的是公民,而不强调什么民族。例如,在美国,只有华裔、亚裔、非裔之说,没有华族,非族之称。不管什么裔都是美国人,都以自己是美国公民而自豪。在美国不会发生什么华族、非族的民族自决权的问题。而中共却淡化国家认同,强调所谓五十五个民族。这是现在和将来所谓民族矛盾的真正根源。
    
    法治的重点是法律的权威,中国古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管你说什么族裔,依法处理,没有法外施情这一说。但中共就是搞法外政策。所以广东发生刑事强奸案时,因为嫌犯是维裔,行政和司法部门就不作为或不正确作为,引发汉裔的反感,最后酿成大祸。
    
    作为中国公民不管什么裔都应有集会、游行和示威的权利。但中共一律禁止,而维裔行使这些权利多了分离和独立的嫌疑,故全力压制,导致暴力抵抗,造成血案。这完全是政府的不适当作为产生的后果。并且政府又以含糊的报导,造成汉裔被大量屠杀的疑云,挑起汉裔的报复心理。在维裔和汉裔两方面都强化仇恨情结。
    
    按理,政府的设置是为了控制和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是为了灭火。但当今政府却不断放火又不断灭火,以证明自己作为灭火者存在的必要性。无疑,这种政府是社会成本最高的政府。这种政府要来何用呢?
    
    我以为:未来中国要完成宪政民主改革,以法治国,形成国家认同,而不要在民族情结的泥潭里打转。也许要进行联邦制的改革,但不是什么民族自决,而是地方、区域的自治联邦。不是藏族和维族的自治,而是联邦制下的西藏和新疆的自治。
    
    就目前来说:国际社会需要看清中共政权自六四以来,不断用枪弹镇压普通民众的野蛮行径。就乌鲁木齐事件,联合国应及时介入,派出独立的调查组,查明事件真相,为事件参与者的公正对待提供保证。防止中共暴力镇压的进一步升级。
    

不要让历史遮蔽现实的政治问题
    

独立网络政治评论员 曲公
    
    这次汉维两民族的冲突所及由此产生的流血事件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广泛关注和议论。 我看到其中有很多人翻出历史旧账做为探讨问题的起点。
    
    长期以来我对国人醉心于历史,遇到民族冲突或国与国领土纠纷时就大谈历史的做法一直很不以为然。因为许多好象很了解历史的人,其实都不是历史学家,而只是历史爱好者。他们所知道的历史事实,其实包含了许多错误信息和“伪劣产品”。其次,历史已经过去,我们没法回到历史的过去,所以在历史的故纸堆里绝对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两个民族在今天发生冲突, 就要在今天的现实世界里寻找答案。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着民族冲突的潜在因素,有的国家处理得相当好。只要仿照成功的榜样就行了。
    
    具体而言, 如果中国能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新闻自由,民众能有可以信赖的消息来源;发生恶性事件或流血冲突后能通过公正的司法途径来讨还“公道” ,而不必寻求“私法”补救;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各族利益一视同仁, 既没有歧视也没有优待;地方长官和民意代表均由广义的“当地人”选出,废除“自古以来”的中央指派,汉维两族就可以从历史的死胡同里走出来。
    
    

中国民间力量要正视未来的挑战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王军涛
    
    我同意大家的看法,讨论“75”暴力事件,要抓住最突出的和最值得讨论的问题。那些该由司法审判解决的问题,是司法机关的问题。在中国政府欺行霸市封锁信息市场和操纵司法进行政治迫害的条件下,我们应该质疑和监督司法机关和政府宣传。但是,司法追究,必须是逐案审理和处理;我现在无法做结论。
    
    为了未来,我们更应该追问根源和出路等问题。我想讨论两点:
    
    第一,75暴力事件最突出点在于暴力残酷程度超过人们的常识良知底线,这需要解释原因。现在讨论的民族差异、文化差异、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国际影响,都可以解释差异的产生和差异导致摩擦和冲突,但不能解释这样大规模残酷的暴力,因为差异的摩擦冲突不必然以这样残酷的暴力冲突而表现。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现代化快速发展会带来许多差异和多元分化,除了种族、民族、文化之外,还有阶级、地区、教育程度、性别之间的冲突。所有冲突,都可能成为进步的动力,也可能是威胁和平的来源。关键是如何管理和应对这些差异和冲突。
    
    在中国,民主间的差异导致如此深重的仇恨和这样大规模的残酷暴力,主要是执政者滥用暴力对待不同意见,压制不满,从而传播了暴力文化。这与汉族地区的暴力冲突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冲突暴力化是一个原因。
    
    如果我们眼睛仅仅盯住那些不是必然导致严酷的暴力冲突的原因,会使得我们错过解决问题的真正机会,也会让我们忽视我们未来面临到的真正的挑战。
    
    第二,孟玄说,中共继承的民族问题其实是帝国解体后的政治遗产问题。这个遗产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新型的帝国中原来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在新的国家建构中,转为各民族建构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及如何建构。
    
    75事件及去年的西藏事件表明,中共没有解决问题,而中共现在的宣传和做法,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在7月7日多维新闻社采访我时,我还想,高层分歧也许会像去年川震那样,给高层一个机会,不采取最愚蠢和野蛮的做法。但胡锦涛回国主持政治局会议后的一系列措施表明,他们要采取最愚蠢和野蛮的方式解决问题。
    
    那个腐败和霸道的王乐泉,比过去的军阀还要蛮横和粗野。中共怎么使用这样的人作封疆大吏? 在多维采访我时,我说过,专制有专制的治疆之道,这就是要用对封疆大吏;如果封疆大吏的问题激起民变,就要罢黜甚至斩杀封疆大吏以平民愤。在边塞蛮荒之地,封疆大吏更容易腐败,因为离皇帝远,少数族群被欺负后缺乏申诉渠道、不善于沟通且不易于被相信。当地人盛传,王乐泉的女儿把持天山水资源,他家乡垄断了新疆许多工程和领域。如果这属实,新疆焉能不乱?
    
    在这次维汉冲突中,广东不是没有问题,如破空所说,那么多人打人整整一夜,居然不采取措施制止?但汪洋还是在事态平息的当日去医院看望伤员。新疆维族人传播的一些消息如果不属实,王乐泉应该及时做工作解释和疏导。怎么能仅仅靠过去的暴力镇压威慑不满的民众呢?这不是等待出乱子再镇压吗?难怪有人怀疑政府想制造流血事件以便大开杀戒。王乐泉们这种治疆心态,就是酿乱的心态。后来,乌鲁木齐市中心出现和平示威,是另一个解释的机会,但他用暴力将和平示威的学生驱赶到偏僻街区,激怒了居住在这些街区中的南疆和外地来的维族人。如果王乐泉能够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现场做工作,何至于出现这样的悲剧?现在,王乐泉们严厉镇压维族,虽然暂时控制事态,但积累更大的仇恨。观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谁都知道在以色列的枪口下成长的新一代人会怎样地仇恨和行动。王乐泉栽赃这次暴力事件给境外力量。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树立境外力量的威信,在维族民众中传播暴力反抗的领袖的讯息。
    
    共产党迷信暴力不仅不会解决问题,而滥用暴力会加深仇恨,遗留给后共产党时代的治理者更恶化的民族问题。现在,国人已有的共识,宪政民主只能靠民间力量推动。“75”事件及中国政府的应对之道表明,民族问题也必须要靠民间智慧来解决了。我们应当现在就开始研究、分析和讨论这些问题。今天的讨论仅仅是开端。我们今后还要继续举办这类活动,促使中国民间承担起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困境问题的使命。
    
    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论坛是由现在和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学和研究的同仁组建的讨论会,不定期就大陆出现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会议遵循学术讨论规则,尊重各种观点表达的权利和机会。论坛曾经就2008年3月14日中国大陆西藏发生流血事件、12月9日大陆各界人士联署08宪章和经济危机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等问题,召开过多次研讨会,邀请各界意见领袖和专家参加讨论,被媒体广泛报道。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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