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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杜导正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17日 转载)
    
    1954年9月,我带职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马列学院整整两周年,我受到马列主义理论和部分文化课的较全面的训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有了提高。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极为简单的。那时,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分土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1943年,我在应县任县委常委兼民运部长,曾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说战争胜利后,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归农民自己,连公粮也不用缴。解放战争时期,我学习了一些苏联的东西,知道了农民要搞集体化,按劳付酬。解放后,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我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大生产、“苏维埃加电气化”。到了马列学院,经过系统的学习,我认识到: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除了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国内的任务主要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马列学院的功课共有22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共(布)党史、中共党史、世界史、中国史、汉语语法修辞,等等。《资本论》也看了个轮廓。在我的一生中,这一段读书最为系统、全面,新闻理论、新闻技巧,全学了。两年后毕业时,意气风发,我想,自己本来有一些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次又掌握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又有刚刚结束的“八大”精神,我正年轻,只32岁,只要兢兢业业拼命干,后半生是可以为党和国家干些事情的。 (博讯 boxun.com)

    哪想到,从这以后,反倒逐渐开始了我在政治上受挫折,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的时期。
    
    从盲从到有点独立思考
    
    1956年9月,我从马列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这时,党内“左”的错误慢慢膨胀开来,以后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一个运动挨着一个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大的考验到来了。
    从1950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15年多的时间,是毛主席由正确路线逐渐向消极方面转化的一个渐变过程。1956年以后,向消极方面的转化加速,越来越快地向“深渊”滑去。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正确一下,错误一下,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不好。作为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一个组织者,是不可能离开或回避党的这一历程的。我所谓的考验,就是如何对待党的这个趋势,核心问题是搞不搞主观主义,敢不敢实事求是,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我在这个考验面前,有时顶住了,有时跟着犯错误。犯错误,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盲目的。那些时候,我不是像有的同志那样头脑清醒,一直抵制。我不是那样的,没那么清醒。但我也不像有些人那样一直坚定不移地跟着干,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我还是有所独立思考,有所抵制的,但没抵制住,也不可以抵制住。
    1956年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广东农民就有意见,个别地方出现了问题。我写过这方面的内参稿,但不多。这时我下乡已不那么深入,而且头脑中带着框框,全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1957年反右派,我开始是犹豫的,后来动员大会一开,中央一讲话,我就跟着干了。广东分社40多个人,划了4个右派,全是最优秀的记者。先划的两个人, 平时有些骄傲,我给人家上纲到右派已经很不对了,后划的两个人,各方面都挺好,我就下不了手,不愿意在处理决定上签字。说老实话,当时并不知道被错划的同志后果那么严重,只以为批判一下,以后接受教训,改正就完了。哪里想到把人家弄到敌对阶级堆里,整得那么惨。
    反右派运动中,广东有个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叫罗翼群。1957年夏,他去粤东,到处讲话,骂共产党,说中国农民到了饿死的边缘。他在前面走,我带着个记者后面跟着,他一讲话,我俩就写文章批判他,发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整版。后来罗翼群被押回广州,一路上,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批斗他,他怕被整死,躲在汽车后排的麻袋包底下,我就写了一篇《麻袋包下》。这篇文章夹叙夹议,写得很挖苦。现在看,罗翼群先生那么咒骂共产党是很错误的, 但我那么给他上纲上线,整他写他挖苦他也是很“左”的、很错的。以后这一位对民主主义革命作过贡献但也有错误的老同盟会员被划成极右分子,处境很惨,这些我都是有责任的。我感到内疚。
    和反右派斗争掺和有一起的是,广东省委搞了一次反地方主义运动。到现在,我也认为是迫不得已的。但是扩大化了。我写过1万多字的一本“内参”报道,只反映了上述活动的正确性,相当片面。
    1958年搞三面红旗,我写的新闻报道很多,有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全都登载了,《人民日报》发在第一版上。大炼钢铁,我也报道过。当时头脑热得不得了,我跟着省工业书记文敏生,到肇庆去看炼钢,我也就热情地给予报道。农业上放高产“卫星”,弄虚作假,我们也是糊里糊涂地报道。粤北有个星子公社,声称一亩地收水稻24000斤。曾和我一起在马列学院学习过的周方旸写了稿子给我看,他说这24000斤是用23 亩水稻并在一亩地的数字。我多了个心眼儿,说,这篇稿子要发,应说明24000斤是怎么来的,写在括号中。稿子改好,我送给省委秘书长看,他说,老杜,怎么把这个也写上了?于是,稿子上括号里的字被我违心地删去发往北京了。
    这一段总的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领导的头脑发热,我的头脑也热得很。那时,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
    1959年初,广东到处叫没粮吃、水肿,省委还是没有充分警惕。直到发现100多万人的广州市只有7天的口粮了,才着了急。陶铸同志下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有人怀疑,农民是不是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县就搞了个“反瞒产运动”。我和林里到东莞县去看,介绍的人说哪个草垛下哪个草垛下搜出多少多少粮食,说得煞有介事。也确实搜出一点粮食来,后来才知道那全是事先放在那里的。县委书记林若也是上当受骗。省委在东莞县召开“反瞒产经验交流会”,我又发了消息, 说反瞒产如何成功。
    
    
    我的头脑真正开始冷下来,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是在1959年的3月底4月初。那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和记者聂眉初来到广州,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一看,我陪着他们去了。到了海南,我目睹许多村里的农民有浮肿病,商店里的货架子空空的。在这之前,我听说从化县的农民没粮吃,很多人要饭,以为可能有些问题,便派两个记者到从化调查,我给这两个记者提出调查的目的是:放警报、想办法,帮助省委度过困难。当时有人说,老杜你是否把问题看得重了?这次到海南岛,我亲眼看到了农民缺粮的严重情况,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动。
    从海南回来,经过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我给新华总社副社长缪海写信,报告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我写道:广东发生灾荒,农民大部分处在饥饿状态, 浮肿的很多,有的已断炊,情况非常严重。我写了自己看到的现场情景,然后说,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还写了 1958年我党犯有错误。
    那天天气闷热,我在灯下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4900字。写完信衣服也被汗水湿透了。
    写这封信以后,有感于记者的调查研究是多么重要,又多么艰难,我写了《记者的调查研究》长文,先在《新闻业务》刊上发表,后被多家书刊转载。
    
    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
    
    1959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布置反“左”。一天晚上,省委开电话会,我参加了。散会后在走廊里,省委书记张根生面带愁容,悄悄对我说:“不好了,庐山传来消息,要反右了,已经搞出彭德怀。”我心说,坏事了!我马上想到4月间写给缪海的那封信。
    果然,两个月后,省委宣传部长到北京开会,遇到缪海,海把我的那封信给他看了。他马上给省委写信,要求省委“就这封信立即组织对杜导正的批判”。不久,《新闻动态》刊物上又点了9名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名,有我和尤淇、纪希晨、陈勇进、冯森龄、林麟、程光远、孙全、吴振全,说这9个人怀疑中央路线,右倾,我列在第二名。于是,对我的批判就开始了。前后共批了我16场。起初批判会限制在二三十人的规模,全是省新闻界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后来扩大到60 人,最后一场在广州体育馆,6000人大会批判。主要批我三条:一、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二、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自以为是,其实根本脱离实际;三、狭隘的农民观点,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悲天悯人,似乎党和毛主席都不关心农民,就你杜导正关心。
    对于这些批判,我在开始时想不通,经过七斗八斗,我想我大约是错了。错在哪里呢?是不是我把困难程度估计得过高了?5月份我在给分社做报告时曾说:“我们党遇到了遵义会议以来最严重的困难。中国的农民太好了,我们党在农民中威信太高了,不然我们党就会垮掉,太危险了。”这是不是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但又想,我到湛江和海南岛农村看了,你们批我,但没下乡去,你们知道下面的情况严重吗?
    就这样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后来是读到列宁的一句话,才使我在当时想通了自己的错误所在。列宁说:“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曲折……散布惊惶情绪……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我想,就算我对情况的估计不错,但也不能散布惊惶情绪,我的确错了。
    我承认自己错了,但人家仍不依不饶。我的问题越揭越多,我说过“人民公社办早了”,我说过“大炼钢铁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我说过“大炼钢铁炼出的铁跟牛屎一样”。最后有人揭发我,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总路线。事情是这样的。1959年夏,我到高要县去,与地委书记罗克明有过一次谈话,我们俩很熟。罗说,1957年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没有讲客观规律。我同意罗的意见。我和一位要好的老同志在车上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讲人的主观规律,这就是1958年失败的根本教训。我说,总路线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间加上 “实事求是”四个字就好了。这位同志此时把这事也揭了出来,说我妄图篡改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罪可就大了。
    批判会上有人说我是“广州的小彭德怀”。我怎么能和彭德怀同志相比呢!这我不能同意。不同意不行,我就在自己内心深处找问题,后来还是毛主席的一句话,让我服了气。毛主席在庐山批评张闻天同志是“热起来热得蒸笼里坐,冷起来冷得牙关锉”。我把这句话往我身上一套,觉得正合适。我不就是忽冷忽热吗?划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于是我虔诚地批判了我狭隘的农民观点,在6000人大会上做了两小时的诚恳检讨。
    1960年5月,省委对我正式做出书面处分决定:“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这个决定,是经陶铸同志定的。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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