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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为何有骨气?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14日 转载)
    
    民国文人为何有骨气?
     王晓阳 (博讯 boxun.com)

    
    
     都说鲁迅有骨气,其实民国时候,有骨气的文人何止他一个。我常常想: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太软弱,还是因为如今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男人都阳痿了?
     今天,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有骨气?余秋雨、王兆山、于丹……这些趋炎附势的家伙能算“文人”吗?
     其他人,又能比余大师等人强到哪里去?充其量,也就躲在博客里,悻悻地写几个字。写完了还要担心是否会被隐藏。至于博客中还有司马南之流的左奴,就更是没法提了。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备注:我说的“耗子”,未必单是说目前的文人,还包括其他职业。
     想不明白。还是来看实例吧。
    
     1,蔡元培: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
     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2,马一浮:“我在,但我不见你!”
     孙传芳自认东南五省联军统帅,驻扎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来拜访马一浮。马一浮不肯会见。家人鉴于孙传芳的权势,觉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圆场说:“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只好悻悻而返。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重庆办起复性书院。有一年,孔祥熙的母亲去世,丧事办得极为铺张,一些附庸风雅的权贵还想要马一浮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们先是派了一名副官找到马一浮,毫不客气地说:“孔部长的太夫人去世,请你写一篇墓志铭,要赶快写成。”马一浮客气地回绝:“老朽已经年迈,久不执笔写文章了,请回复孔部长,恕难从命。”来人怏怏而归。
     过了几天,一位秘书又被派来。他说话客气多了,先是颂扬马老的道德文章,然后说明来意,说孔部长对母亲如何孝顺,恳请您老写一篇墓志铭。马一浮久不吭声,来人又说:“孔部长绝不会让您老白写的,准备送您黄金若干两。”
     马一浮听说金钱交易,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虽一介寒儒,但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请回去复命吧!”秘书也是无功而返。
    
     3, 刘文典面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当时蒋介石刚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后来,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刘文典当面向他汇报。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自以为“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见蒋介石时,他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蒋介石冲口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说:“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要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 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
     结果,学阀拧不过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校长关进大牢。此事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经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
    
     4,潘光旦:主席的儿子也别想走后门进清华
     潘光旦1935年起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学组织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不徇私情。
     有一次,安徽省主席刘振华想让他的两个儿子来清华旁听。因他的要求有违清华校规,潘光旦回信婉言拒绝,信中说:“ 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所以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吧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5,熊十力:想让我歌功颂德可不行
     蒋介石过50岁生日时,特地让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到总统府祝寿,想利用“熊圣人”的名望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寿宴开始时,熊十力旁若无人,毫不谦让地坐了正席,狂饮饱食一阵后,故作疯言醉语。酒酣之际,众高官显贵争相写贺词为蒋歌功颂德。轮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后,挥毫疾书了一首《倒宝塔诗》:
     脖上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篾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头
     熊十力写罢,又是一阵狂笑,提着裤子装着急着解手的样子夺门而出,扬长而去。蒋介石,面红耳赤,哭笑不得,但对这位名重一时的“熊圣人”也无可奈何。
    
     6,闻一多:我自清贫,绝交官僚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虽然生活艰难,但从无怨言,也不去求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庆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对他表示过“关怀”,但他从不显露自己的贫寒。他一个年轻时代的朋友抗战前就混入官场,已经当到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要职,多次想拉闻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专门去看望闻一多。眼见闻一多那清贫如洗的处境,他再次提出建议说:“何苦这样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
     闻一多回答说:“论交情,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过去不分彼此,你来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弃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
     好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简单:“你那儿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
     为了不沾这“官气”,从此以后,闻一多毅然与这位好友断绝了来往。
    
     7,马寅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1940年他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他说: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宋霭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
     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狠狠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有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
     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 ”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又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8,乔大壮:“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总参谋在白崇禧聘请著名教授、翻译家乔大壮当参议,并讲明不过问政务,只做些不相干的应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将乔大壮的文稿改动了几个字。乔大壮立即面见白崇禧,严厉指责:“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
     白崇禧无言以对,只得把改过的文字又改了回来。
    
    9,众学者拒绝“奉旨选举”
     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长职位空缺,需要补选。按当时程序,应先由数十名资深学者组成的中研院评议会推举候选人,再由政府遴选任命。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被学界目为主要候选人,其中又以胡适呼声最高。
     中研院长原为无权无钱的闲差,本不至于引发连最高层都卷入其中的风波。但胡适此时正担任驻美大使,力促美国对日作战。“驻美大使”却是个各方趋之若鹜的“肥差”,不少人想取而代之。权势炙人的孔祥熙更是觊觎已久,想乘机以亲信颜惠庆取代。由于孔氏一家向为学界所鄙薄厌恶,所以,孔氏图谋一经披露,便引起学界公愤。不少人虽然希望胡适回国领导中研院,但又不愿让孔氏得逞,便不拟投胡适的票。此时蒋介石也想对选举施加影响,在选举前亲自下条子要“举顾孟余出来。”
     此举触怒了学界,学者们就此对权贵进行了坚决的抵制。选举前夕,担任评议员的学者聚会,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主义,主张“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学界的态度为蒋介石所知,他虽很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最终,评议会正式选举的结果是:
     翁文灏、朱家骅各二十四票,胡适二十票,李四光六票,王世杰四票,顾孟余只得一票。
     顾氏惨败,实乃蒋介石帮了倒忙的结果,也反映了学界对权势的漠视、对学术自由的珍视及维护这种自由的风骨与勇气。依据程序,得票最多的三人即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经过一番踌躇后,蒋介石等最后决定由朱家骅代理中研院院长,胡适仍为驻美大使,这场风波始得平息。
    
     10,柳诒徵训斥教育厅长:“你不配做民主国家官吏!”
     抗战胜利后,柳诒徵当选为江苏省参议员,凡与国计民生有关之事,他总是仗义执言。一次,参议会开会时,省主席及各厅厅长均列席被质询。会上,教育厅长为一件事指责参议员吹毛求疵,柳诒徵当即拍案而起,手指着他,声色俱厉地说:“你是我在高等师范时的及门学生,何以这样糊涂,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须知道参议员时代表人民行使神圣的任务,你们不过暂时负一时治权责任,应当小心,敬听主人翁代表的意见。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列席会议,就不配做民主国家官吏!”
     教育厅长一时被训斥得面红耳赤,呆如木鸡,不知所对,而全场则掌声雷动。
    
     11,傅斯年:“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经常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弊端做激烈的抨击,人称“傅大炮”。他曾多次要求罢免孔祥熙的行政院长职务,对孔提出质询案。蒋介石为了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
     在宴会上,蒋介石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傅斯年回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说。”
     说到这里,傅斯年有些激动,在座的人都为他担心。蒋介石也为之动容,最后只得罢免了孔祥熙的包括行政院长在内的一切实际职务。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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