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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龙:驳《刘永川博士谈7.5新疆事件》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1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刘永川博士说:“751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联军在哈萨克斯坦的帕罗斯(应为“怛逻斯”,TARAZ)交战,唐朝军队全军覆灭,以败局结束了中国军队向外扩张的最后一场大战。唐军一万多人做了俘虏,被送到阿拉伯国家当苦力,也把中国的几大发明传了出去,汉人却从此孤立、衰败下去了。到宋朝时期,中国的土地比唐朝少了几乎一半,元朝则被蒙古人统治,清朝又被满族人统治”……

    这种历史知识很成问题。听着好像怛逻斯是中国文明与穆斯林什么决定命运的大决战似的,其实不是。怛逻斯那一线,其实是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在当时技术和物质条件下,各自武力势力所能达到的极限边界了。这一战胜也好、败也好,对双方势力版图没有影响。其后唐帝国从中亚后撤,完全是帝国内部原因造成。例如,怛逻斯交战仅仅四年以后,至于哪就爆发了划时代的“安史之乱”——八年安史之乱彻底摧毁了唐朝的元气。而怛逻斯交战的能量,实际不及安史之乱的百分之一。相形之下,阿拉伯人为主的阿拔斯王朝正好在750年刚刚兴起建立,第二年就参与了怛逻斯作战,自然锐不可当。怛逻斯交战的意义,是把中国的一些工程和技术知识传到阿拉伯,最后又传到了欧洲,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怛罗斯战役的起因,据中国史书记载,是西域藩国石国“无番臣礼”。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允诺和好;但是不久高仙芝即违背承诺,攻占并血洗石国城池,掠走男丁,屠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抢夺财物,并俘虏石国国王并献于阙下斩首。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向阿拔斯王朝求救。高仙芝得到消息后,决定采取先发制人之策,主动进攻大食。鉴于当时唐帝国在西域的影响,有许多葛逻禄及拔汗那国的军卒参加大唐的军队,组成的大唐联军有三万多人(另有说法为七万多人),其中唐兵占三分之二。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七百余里,最后在怛罗斯与大食军队遭遇。怛罗斯的所在地还未完全确定,但应在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接近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曾称江布尔)的地区。 (博讯 boxun.com)

    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在唐王朝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之间爆发,结果唐军战败。唐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边疆军事失策,而其主帅的轻敌则是导致失败的直接原因。这次战役的失利,使得唐王朝在西域呈现退却之势只是一时的,但是不久之后“安史之乱”爆发,于是偶然的事故变成了长久的趋势,唐王朝在西域的经营被渐渐被阿拉伯帝国取代,而西域各国也逐渐开始走上伊斯兰化的历程。但是,怛逻斯战役促进了中国文明尤其是造纸术的向外传播。

    根据现在的历史研究,怛罗斯战役是东方唐帝国和西方阿拉伯两大帝国势力扩张的必然后果。早在公元七世纪后半叶,被阿拉伯人称为“列王之父”的阿布杜勒·马利克(685-705年在位)的任命之下,哈查只·伊本·优素福被任命为掌管东方的最高权力者,在他的领导下,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向东方获得了极大的扩张,由于垂涎中国的富庶,他应许他的两个大将: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和古太白·本·穆斯林·巴西里,谁最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于是古太白征服了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亚地区,而穆罕默德征服了印度的边疆地区,当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在和唐王朝经营的安西四镇接壤后,战争无法避免。在开元三年(715年)和开元五年(717年),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对唐代所属的安西四镇的入侵战争均遭到失败之后,阿拉伯帝国仍旧执着地向中亚进行扩张。750年,阿拉伯帝国发生革命,阿拨斯王朝建立,继续执行东扩的计划。在此情况下,唐王朝经营西域的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以石国(昭武九姓之一,阿拉伯帝国的附属国)无蕃臣礼节为由,发动了对石国的战争,借机打击阿拔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战争由此爆发。

    史载战斗持续了五日。初期战斗唐王朝的精锐步兵占上风,但是兵力悬殊的战争变成了僵局,其间大唐联军的葛逻禄部见势不妙,倒向大食。唐军步兵因此与唐军主力失去联络。阿拔斯王朝联军乘唐军士兵发生暂时混乱的机会,出动重骑兵主力对唐朝步兵猛攻。高仙芝受到大食与葛逻禄部两面夹击,无力支撑而溃不成军。势危之时,副将李嗣业劝高仙芝弃军逃跑,别将段秀实责备李嗣业说:“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李嗣业甚感惭愧,与段秀实一起,集拢散卒向安西退守。于是高仙芝、副将李嗣业和别将段秀实收拢残部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惟恐大食追兵将及,杀死百余名拔汗那军士才得以率先通过。最后高仙芝等和数千名唐兵逃至安西。此役以大食军完胜奔袭问罪的大唐联军为结局,唐三万余士卒近乎全没,只有少数逃脱。

    戏剧性的是,几年以后安史之乱爆发,757年唐朝还向大食借兵20万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后,肃宗允许他们世居中国,与当地妇女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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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刘永川博士谈7.5新疆事件

    主持:今天的专家是刘永川先生,他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洛杉矶方法学院负责人和加州大学客座教授。他对穆斯林事务有很深入的研究,现在还担任哈萨克斯坦的欧亚创新大学的特别顾问。

    刘博士可帮助我们对最近的7.5新疆事件做些深入的分析。

    问:刘博士,你是何时开始对穆斯林事务感兴趣的?

    刘:在宗教和精神的层面上,是从2002年开始,我就对伊斯兰教产生兴趣,开始学习了解。在事务上,最初是在2003年,我受联合国委托到斯里兰卡做培训咨询,并去考察当地一个穆斯林社区。该社区10万多人,因战争离乡迁移,到新区一住就是 10多年,但还是完全无法融入佛教徒为主的新社区,结果在10几年完全依赖国外资 助而生存,过着贫穷的生活,也成为了联合国的负担。我们去那访问了解,开始学 到了穆斯林群体的一些特殊性。

    问:以后你又到中亚工作了一段,对吗?

    刘:对!不过,我没有居住在那边,在 2005年、2006年和2007年,我去哈萨克斯坦、 和吉尔吉斯坦访问了许多次,每次呆2-3个星期,都是为了协助国际援助的一些项目。 开始,我在哈萨克斯坦西部的乌拉尔斯基指导建立了一个哈美创业创新服务中心, 同时在吉尔吉斯坦南部的奥什指导建立了一个吉美创业创新服务中心。在 2007 年, 我在哈萨克斯坦帮助组织了一个团队,就创业创新做了一个全国抽样调查,再结合 对几十个专家和几十个企业家的访问,帮助他们完成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创业发展研 究,作为创业发展国家策略的基础。

    问:那么,这几年,你对穆斯林民族有许多新认识吧?

    刘:是的,我从中学到了许多,关于穆斯林民族、关于中亚与中国的发展都有了许 多新的认识。

    我工作的重点是经济发展、创业创新发展和国际援助,在这方面,我觉得穆斯林民 族与其它民族非常类似,都一样希望把经济发展起来,哈萨克斯坦国家的发展目标 之一是要成为全球50个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不过,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没有中 国人那么聪明、勤奋(或者说,没那么爱读书、爱工作),他们对于物质之外的事务 更尽心尽力一些。伊斯兰教徒每天有5次朝拜,他们的节假日也很多。

    问:国际给中亚5国的援助很多吗?

    刘:如你所知,中亚包括5个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塔吉克斯斯坦,都是90年代初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他们在地理上紧邻中 国西北,因而与中国利害相关。5个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发展很快、也发展得比较好, 已不需要国外援助,但其它4国还是比较穷,接受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援助。

    经济援助可以促进交往和了解,但单一物质的援助往往效果不佳,还可能产生反效 应。

    问:911以后,许多人会将伊斯兰教与恐怖分子联想起来,你如何看?

    刘:与中东比,中亚5国的伊斯兰教徒中,激进派较少一些。也因此,许多国际组织 愿意从中亚开始,建立伊斯兰教徒与其它教徒的友好交往。相对而言,新疆的伊斯 兰教徒中,激进派则更少。为此,有人曾设想“新疆 - 中亚 - 中东”的路线,逐 步化解、逐步建立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和谐共处。这次的 7.5事件让很多人意外、 失望,将带来深远影响。

    当然,穆斯林人与我们的看法、生活方式是有很多不同的。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 了许多伊斯兰教徒,交了许多朋友。他们曾请我到家里做客,也曾请我到山上、坐 在传统的帐篷里喝马奶聊天。当聊到政治、历史、国际关系、人生目的等等,他们 与西方、与中国人的观点还是有很大不同,也存在许多一下子可能无法改变的歧见。

    像哈萨克斯坦人在文艺节目中和生活中,常常开玩笑说,周末早上起来,街上一看, 全是中国人,原来中国在半夜占领我们了。哈萨克斯坦最好的啤酒是天山牌,我第 一次看到,脱口而出说,中国的天山,主人马上说,是我们的!结果大家说,一人 一半。

    中亚人欢迎美国、西方和中国的援助,但私下会说,所有这些都是有目的。美国所 做的一切都被解读是为了称霸世界、是为了压制穆斯林世界。

    问:中亚与中国联系很紧吗?

    刘:我从事创业研究,发现许多中亚人做生意都是从乌鲁木齐进货开始。即使在吉 尔吉斯坦南部的奥什,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也有一个中国货的批发商场,有5000摊 位。我看过哈萨克斯坦的一些家具场,原料都来自中国。中亚人的日用品从电视机 到牙膏,基本都来自中国,而且中文还在上面。

    有一次,我到吉尔吉斯的一个边远城市,没有英文电视,全是我听不懂的维文、阿 拉伯文,换来换去看到一个新疆台,还是维文但有中文字幕,我可以看电视了,让 不懂中文的美国同事羡慕死了。

    许多中亚人在新疆都有朋友、亲戚,交往很多。有一次,我到哈萨克斯坦的一所大 学演讲,翻译说介绍我认识一位中国留学生。一聊是新疆的一位哈萨克族人,汉语 讲的一般,哈萨语则说得比哈萨克斯坦人还好。他说,新疆许多人愿意到中亚留学, 压力小。在吉尔吉斯,我也见过一些新疆留学生。

    现在交通、通讯非常方便,我感到,如果新疆人在精神上离汉人远,必然会与中亚 人更近。

    问:你认为 7.5新疆暴乱的原因在哪?

    刘:我刚谈到,从宗教激进层面来说,新疆不应发生这种事件。从根本看,还是如 许多学者所看到的那样,经济的不均衡发展、汉维的贫富差别等等是产生怨恨的原 因,怨恨累计后,在没有政治民主、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很容易产生暴力事件。

    问:中国政府将事件归为境外的介入,你如何看?

    刘: 在经济全球化、通讯发达的今天,境内和境外的划分可能没有多少意义。这次 事件有无恐怖分子介入,我们不知道。但新疆经济的不均衡发展、汉维的贫富差别、 维汉的矛盾继续恶化,将来,恐怖分子一定会把新疆当成他们的机会所在。在中亚, 有从中国、新疆经中亚到俄国、欧洲的物流,也有从阿富汗经中亚到俄国、欧洲的 毒品流。我在吉尔吉斯曾看过一群豪宅,听说豪宅主人都与毒品有关。

    中亚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哈萨克斯坦发展就比较好些,没有暴力,社会和谐,经济 蒸蒸日上。新疆应该比哈萨克斯坦发展得更好,比中亚发展更好,帮助带动中亚的 发展,而不是让中亚的问题进入新疆。

    希望新疆能从 7.5事件学习、提高,不在将来为恐怖主义提供机会、和环境。

    问:如何才能做得你说的“不在将来为恐怖主义提供机会”?

    刘:911以后有8年了,从8年的实践,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光靠 金钱援助,也解决不了问题。先进国家现在已更多地投入“均衡发展的协助”来帮 助阿拉伯国家,我把它总结为单一资本模式转向四资本模式,即放弃单一追求 GDP, 而追求物质、智慧、社会、精神四方面的均衡发展。对中国而言,要走出单纯追求 物质资本的模式,寻求物质资本、智慧资本、社会资本、精神资本协调发展的模式。

    在新疆,伊斯兰教激进派的基础几乎没有,经济上,乌鲁木齐已经成为中国通向中 亚、中东的物流中心,有机会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主要经济中心之一,甚至成为穆斯 林世界的发展楷模。如果成功,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巨大的贡献。

    反之,乌鲁木齐的维汉矛盾如果继续恶化,成为恐怖分子的战场,那将是中国和世 界的又一恶梦。

    问:中国政府认为 7.5 事件完全是热比娅挑起。一些海外民运领袖认为这是人权、 民主与专制的交战。你认为如何?

    刘: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思维,如果事情真如此简单,就好了。很可惜, 20年了,中国政府还是无法解决 6、4 的事情,使得境内、境外的许多精英遇到新事 件,就用 6、4 逻辑来简单解释。中国需要政治改革,是必要的,是马上要做的, 但这不是所有事情的全部。

    西藏问题或许可归为民主、人权的问题,但新疆问题比西藏问题要复杂的多、要大 得多。

    问:7.5事件发生后,中国的胡主席立即取消欧洲的访问、回国亲自处理此事,你 认为有那么重要吗?

    刘:对于正要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新疆问题是头等大事。中国政治领袖们此时的 作为、在新疆问题上的作为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他们的历史地位。

    为此,回忆一点历史,或许可给人一些启迪。在历史上,汉人的最近期的全盛是在 唐朝时期,当时,中亚在唐朝的影响下是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而著名诗人李白就 出生在吉尔吉斯境内。751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联军在哈萨克斯坦的帕罗斯(TARAZ)交 战,唐朝军队全军覆灭,以败局结束了中国军队向外扩张的最后一场大战。唐军一 万多人做了俘虏,被送到阿拉伯国家当苦力,也把中国的几大发明传了出去,汉人 却从此孤立、衰败下去了。到宋朝时期,中国的土地比唐朝少了几乎一半,元朝则 被蒙古人统治,清朝又被满族人统治。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覆。汉人将来要在世界重新成为强权之一,必然要面对如何与穆 斯林世界相处的问题。武力、和金钱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新疆问题是考验汉人 精英的重大问题。

    当然,危机是危险,也是机会,这就要看汉人领袖们的智慧和勇气了。 ——————————————

    附录2

    唐帝国怛逻斯战役之败与中国文明的传播

    赵达明

    怛逻斯战役

    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怛逻斯战役暴发,这场战争的地点在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塔拉兹(Taraz;曾用名:江布尔,Zhambyl或Djambul)市附近(见附图)。

    怛逻斯战役的起因是西域藩国石国“无蕃臣礼”[1],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假意允诺和好;但是不久高仙芝即违背承诺,攻占并血洗石国城池,捋走男丁,格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搜取财物,而且俘虏石国国王并献于阙下斩首。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大食(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中国史书称之为“黑衣大食”)求救。

    有消息说大食援军计划袭击唐朝西域四镇,高仙芝的反应是采取先发制人之策,主动进攻大食。鉴于当时唐帝国在西域的影响,有许多葛逻禄及拔汗那国的军卒参加大唐的军队,组成的大唐联军有三万多人(另有说法为七万人,可信度不高——笔者注),其中唐兵占2/3。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七百余里,最后在怛逻斯与大食军队遭遇。于是,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怛逻斯战役打响了。

    在怛逻斯战役中双方相互撕杀,战斗持续五日。其间大唐联军的葛逻禄部见势不妙,反水倒向大食,高仙芝受到大食与葛逻禄部两面夹击,无力支撑而溃不成军。副将李嗣业劝高仙芝弃兵逃跑,途中他们还恰逢同属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一处,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惟恐大食追兵将及,挥舞大棒毙杀拔汗那军士,高仙芝等人才得以通过。《资治通鉴》亦有如下记载:“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2]李嗣业在溃逃途中还被别将段秀实撞上,段斥责李为“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3]倍感羞愧的李嗣业于是与段秀实收拾唐军残卒向安西逃遁。此役以大食军完胜奔袭问罪的大唐联军为结局,唐三万余士卒近乎全没,只有少数逃脱。

    怛逻斯战役失败的原因

    对于唐军失败的原因史书上说的很粗略,不过唐帝国遭受怛逻斯战役之辱,唐军主帅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是脱不了干系的。

    首先,石国这个西域藩国虽示不逊,但是在高仙芝上门问罪之时石国已经完全请降悔过,高亦与其允诺和好,因此,高爽约并一概屠戮石国众生,掠夺物资,此为自陷大唐于不仁与不义之地;况且在对待宗主国的关系上,类似石国之“无蕃臣礼”也算是时有发生的情况,关键是宗主国采取何种策略应对此类事件。不加区别地一味赶尽杀绝只能失去他们的人心,或者说单纯的武力征伐只能扬威于一时,而不能维系于一世。此为道义与策略之失误。史书曰:“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仙芝性贪,掠得瑟瑟十馀斛,黄金五六橐驼,其馀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2]

    其次,失败是由于高仙芝等唐朝军事将领的轻敌气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高在未掌握大食军队人员装备虚实的情况下,引领大唐联军深入七百余里,便是轻敌气傲的表现。而这种轻敌气傲源于公元747年的一次战争。时任安西副都护的高仙芝(和镇将封常清等)率领一万余军士讨伐(小)勃律(今巴基斯坦吉尔吉特),俘获勃律王及吐蕃公主。史书称大食等72国“皆震恐,咸归附”[3]。这种“皆震恐,咸归附”不但表现出中国的“事后史官”的一种自淫自恋情节,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反映高仙芝在讨伐勃律几年后滋生狂妄情绪的一种高傲的心态。其实当时大食的倭马亚王朝(中国史书称之为“白衣大食”)因为内部纷争而无暇顾及勃律,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高仙芝讨伐勃律功成名就的原因。而等到怛逻斯战役暴发之时,大唐的对手——大食,已是取代倭马亚王朝、正开始处于蒸蒸日上时期的阿拔斯王朝。此大食非彼大食,但是作为武夫的高仙芝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最后,怛逻斯战役失败更深层次则在于唐王朝的军事制度。

    怛逻斯战役前后唐朝的边疆军事政策

    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唐王朝在唐太宗李世民时代开始,武定天下之后在西域基本上采取的是亲善、怀柔、安抚之政策,西域各方也仰视唐帝国之文明与强大,纷纷显示臣服大唐之意。但是亲善、怀柔、安抚的政策被后来的唐王朝统治者逐渐弱化,而另外奉行一套用棒槌代替胡萝卜的短期行为。

    怛逻斯战役之前,唐朝在兵员制度上已经开始采取募兵制,取代先前的府兵制。这样的兵制改革,虽然节省了戍边往来于途的大量人力财力的消耗,但是后来也使得戍边军队数量庞大,远远多于内地驻军,从而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其结果是各方节度使一律自行招兵买马,拥兵自重,大权独揽,朝廷难以控制,甚至个别人身兼数个节度使之职,成为一方诸侯与霸主。

    这些节度使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往往不顾国家与百姓的承受能力,频繁发动武力征讨,甚至进行疯狂的屠城和洗劫,以向朝廷邀功请赏。而中央朝廷的纵容与鼓励,也助长了边关军阀的这种野蛮行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正是此番写照。

    边防数十万人马给国家造成沉重的军费开支。例如开元初年,每年仅边疆军费就大约耗钱200万贯,开元末年又增加到1000万贯,到天宝末年就变成1500万贯了。面对如此巨大的开支,大唐的国库只有愈发干瘪了。

    因此,甚至可以说,大唐王朝的真正军事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出自边将势力的过度膨胀,而非所谓的外敌入侵。军事危机,加上各种社会矛盾的后果便是天下大乱。“安史之乱”正好是明证。

    怛逻斯战役四年之后,“安史之乱”暴发,大唐帝国于是元气大伤,告别了鼎盛的黄金时代。

    怛逻斯战役的历史地位

    历史学家大多强调各种矛盾积累的“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分界岭。这是就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地区的社会动荡及其不良影响而言。如果以大唐版图论兴衰的话,那么怛逻斯战役的历史地位是需要提升的。明代的宋濂在写元史的时候还提到“唐患在西戎”,也应该与此有关。正是大唐经历的怛逻斯战役及其失败使得“西戎”离心渐起。而此次战役失利与后来的“安史之乱”相距太近,于是内忧外患的大唐王朝便不再是盛唐盛世了。

    颇具喜剧意味的是,唐王朝在苦苦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中,还利用当年怛逻斯战役的对手——大食的军队来到中国帮助平乱[4]。这些军士果然不负众望,在消灭安禄山、史思明的战争中立下战功,获得唐朝皇帝嘉奖。这些大食军士还喜欢上了中国,政府也鼓励他们在此封妻荫子。据说他们就是今天的回民的早期先民之一。

    尽管认为怛逻斯战役之败使唐朝势力退出中亚的经营有点太绝对,然而这次令大唐在道义上陷于不太有利地位的重要战役的失利,不能不使一些西域藩国看到大唐王朝虚喘的一面。客观地讲,“安史之乱”让大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折腾的元气殆尽,它甚至将驻扎在安西、朔方等戍边部队内调平叛,几乎上演一出大唐版的吴三桂赴京勤王的悲剧。但是,正是在怛逻斯战役之后,后人在谈及大唐王朝在西域的存在的时候,恐怕它仅仅是以影响为主而已。中亚的西域各国,也正是从那以后开始了面向大食,并逐渐经历伊斯兰化的历程。

    另外,在判断唐与大食之间的怛逻斯战役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上,人们还应该看到,这次战役“绝非一场偶然的遭遇战,而是两国间政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局。”[5]。

    怛逻斯战役与中国文明的传播

    怛逻斯战役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四大发明”最早传出的是造纸术,而造纸术的传出与怛逻斯战役有着直接的关系。唐帝国此役战败,共计一万余唐兵成为战俘,其中包括一些造纸工匠。而不久外部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此时距大食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第一个谴唐使来华正好约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在时间上几乎相差无几,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与纸张经销商,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巴格达也好,撒马尔罕也好,造纸技术是由来自中国的工匠师傅传授的是无疑的。中国的造纸工匠除了被俘后流落它乡传播造纸技术,也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怛逻斯战役之前就到达了那里,或者兼而有之,但是怛逻斯战役至少是推动了造纸术的西传。

    杜环是一万余唐军俘虏中的一员,他是作为随军书记官参与怛逻斯战役的。杜环在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等大食境内游历、居住有十多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到过摩洛哥的人。在当时的阿拔斯王朝的大城市里,他不但发现那里已有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还亲眼目睹一些中国工匠(金银匠、画匠及纺织技术人员)在当地工作,例如京兆人樊淑、刘泚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人乐?(此字字库没有,写法为“澴”字去掉三点水,改成耳刀。--笔者注)、吕礼为“织络者”[6]。

    杜环于公元762年由海路返回中国,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名为《经行记》,为中、外文化交往流下了宝贵的记录。《经行记》原书失传,但是其族叔杜佑在所著《通典》的边防部分(卷一百九十一)中摘引数段;杜佑在这部分的《西戎总序》里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7]此外《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和《文献通考》亦有少量转引。

    中国文明就是这样传授给阿拉伯人,后来再由他们传往更加遥远的欧洲……这几乎成为中世纪东、西文化传播的固定模式。

     参考资料: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

    3、《新唐书·列传第七十八》

    4、《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

    5、薛宗正。怛逻斯之战历史溯源——唐与大食百年政治关系述略(651-75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

    6、(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7、《通典·卷一百九十一》

     The Defeat of Tang Dynasty in the Battle of Talas River and the Transf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 (英文摘要)

    Zhao Daming

    The Battle of Talas River broke out between the troops of Tang Dynasty and Arab Empire (Abbasside) in 751, AD. It resulted in the defeat of the troops of Tang Dynasty. The causes of the battle were of that Shi Guo, a temporal vassal state of Tang Dynasty in the Western Regions, dishonored it, and that Kao Hsien-chih, chief commander of Anxi of Tang Dynasty, resorted to sabre-rattle in response to its arrogance. So Shi Guo asked Arab Empire for help. The defeat of the troops of Tang Dynasty was mainly because of its impertinent military policy, and directly because of chief commanders' underestimating the enemies. From then on, Tang Dynasty began to draw back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duo to the defeat. Additionally, An Lushan Rebellion took place before long, so Arab Empire deprived Tang Dynasty of power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states there gradually turned to Islam. But the battle led to the westward transf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 especially the technique of paper manufacturing, as an unexpected byproduct from it. Keywords: Battle of Talas River, Tang Dynasty, Arab Empire, Chinese civilization, transfer ————————————————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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