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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六四反思:“事后诸葛亮”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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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26日 转载)
    再谈六四反思:“事后诸葛亮”可以休矣
     (一)就算是寓言吧
     (博讯 boxun.com)

    一群孩子跟着一对夫妇,据说是他们的父母。这对夫妇花天酒地,可孩子们经常吃不饱,上学不能保证。于是他们请求父母少上馆子,让他们能够好好读书,少干一点活。这对夫妇对他们吼道:“我们养活你们,你们居然敢顶撞父母?”孩子们不想轻易放弃,继续要求“父母”让他们能够跟邻居的孩子那样上学。这对夫妇拿出鞭子和棍子:“你们胆敢再闹,看我不揍你们”。孩子们想,我们又不是没挨过打,挨揍也要闹,毕竟他们是父母,总不会把我们往死里打吧?我们的要求不算过分,也许再坚持一下,他们就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也未可知。哪知,他们的“父母”不只是动棍子,还动刀子杀人!
    
    (二)“事后诸葛亮”可以休矣!
    
    “反思”是对自己以前的认识,或对过去的重新思考,以便提高自己,吸取教训,为以后处理类似情况有所改进。比如以前因为想占小便宜而受了骗,以后对便宜的东西送上门来,要三思而行。其次,反思必须在明白真相后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胡思”。现在对六四的一种“反思”很流行,那就是“要是学生怎样……结果就会怎样”。据说刘晓波也“反思”,说“如果四君子绝食起到了和他们意愿相反的作用”。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反思”,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所谓的“学生领袖”也就是敢于站出来,口才还可以的人。人们参加那场运动没有几个是因为看在学生领袖的份上,而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出于良知和公义,出于对国家未来的希望。人们参加那场运动,都是按照各自以为最好的方式,没有几个人能料想到邓小平会是那样的无耻和残忍。
    
    类似的运动不会再有。即使有,刘晓波们也不会有机会扮演类似的角色,而新的“领袖”不会听这种反思。就好比婚姻不幸的人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人言,听不进旁人的劝告,……,以后坠入爱河的年轻人还是照样犯同样的错误,重蹈婚姻的悲剧。学生运动也是一样,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学运发生,它还是会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和当时的气氛发展。再说,任何人对自己凭良知所作,对后果无法预料、不能控制的事,没有必要后悔。
    
    其次,在中共没有解密当时决策的全过程----从学生递请愿书,到4・26社论,到戒严,到屠杀----来谈“要是学生这样,结果就会怎样”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实施屠杀的一方对学生运动的每个阶段的反应,我们如何知道“要是学生早点撤离广场,就不会有屠杀呢?虽然屠杀的方式可能不同,比如制造学生闹事的借口,对“闹事者”“严打”。
    
    最后,在屠夫还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之前,在正义得到声张之前,让受害者“反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是不公平的,这种“反思”只能起到为凶手开脱的作用。
    
    (三)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
    
    首先,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动用机枪坦克所进行的屠杀。除了少数几个屠夫,六四前绝大多数人预计不到共产党会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大开杀戒。那时候知道的是七六年的四・五清场:工人民兵拿着棍棒,半夜上阵,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全部抓走。可那是“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干的,邓小平据说比他们要好呢。所以我同意一位网友说的,柴玲所说的“流血”不是六四式的“流血”,因为她当时所知道的最坏情况,也就是四五清场式的“流血”(虽然中共早已在西藏,云南等地用正规军杀过平民,但那是相对秘密的,普通百姓并不知情)。
    
    其次,八六、八七年间的学生运动无声无息地终结的后果是,同情学生运动的胡耀邦被逼下台,强硬派李鹏当上总理(赵紫阳取代胡耀邦成为总书记)。通过“反思”两年前的学运人们可以预料到,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赵紫阳等一些改革派会被清算,学运领袖被秋后算账。李鹏的“我现在不说”和赵紫阳的“老了,无所谓了”便是明显不过的佐证。
    
    有人拿西方的游行和那场运动比,说是西方的游行、示威,完了就走。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西方是民主国家,民众表达了观点之后,政客们就会重视,这既是为他们下一轮的选票,也是为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而在独裁国家,如果当时没有达到承诺,民众的要求不但以后不会考虑,“出头者”反而会得到整肃。
    
    再说,学生运动推动国家走向民主的例子不是没有,邻国南韩就是其中之一。十年前(1979年),伊朗的群众运动也导致了政权的替换。坚守广场,毕竟还有一些希望,因为紧急人大会议的召开已经有足够的人签名,有望一个月内召开,到时,学生的诉求就会被重新考虑。而他们如果撤离广场,召开人大会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会大打折扣。再说,很多军队不是被百姓劝回去了吗,还有军方人员也参加了游行呢!三十八军军长抗命,好像也是得到证实了的。那会想到邓小平会从外地去调动毫不知情的野战军呢?
    
    早点撤离广场,就是等于学运的完全失败(官方没有答应任何学生的要求),学生们不甘,市民们也不甘。“温和”如王丹者也承认“如果我们撤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叫纵容恶人!我觉得从感情上没法接受。”“所以我个人当时有这个感受,让我很理性地来很冷静地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说对不起,我没有那么高的理性,因为我没有面对理性的对手”。
    
    其实,当时的学生已经够温和了,任何“出格”的行为都会被学生制止,连弄污毛像的人都被他们抓起来。如果说学生们在没有得到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才算“温和”,当初没有学生运动不就更加温和?任人宰割是最温和了。这种“温和”正是中共所想要的,也是中共出动机枪坦克所要达到的。如果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众都这样“温和”,那里的共产政权依然存在。
    
    总而言之,从4・26社论到戒严,中共一步步把八九学运推上了不归路。当时陷入了一个坑里,各种力量交集综合,没有一种智慧能够把它带出来。
    
    (四)5.30撤退了还会有屠杀吗?
    
    这是一个伪问题。首先,历史不能假设。这种问题就像“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会怎样”一样没有意义。其次,这个问题本身暗示学生(领袖)要对屠杀负(部分)责任。
    
    尽管是伪问题,我还是就我所了解的当时的形势作一些分析,因为有太多人问这样的问题。
    
    如果学生完全撤离广场,也不见得没有屠杀。比如按照刘刚的”校园割据”,谁能肯定屠杀不会发生在校园?
    
    (五)《天安门》的功过
    
    《天安们》作为记录片,自然有它不可抹杀的意义。如果有人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屠杀,或者否定有屠杀的发生,我会推荐《天安门》给他,因为它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史实。只要有起码良知的人,都能得出简单的结论:中共的无耻和残酷,因为用机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就好比一个大汉用刀枪去对付一个孩子。
    
    影片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像LA Times的Kevin Thomas对记录片《天安们》的评论中所写的:“it strongly suggests that had moderation prevailed,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violent crackdown,and Deng Xiaoping's cautious reformist agenda might have been accelerated.”。
    
    卡玛在做纪录片时说她只想把事实真相告诉观众,问题是在几个小时的影片里如何剪裁“事实”。在取材的过程必然取决于制片人的认知水平。一方面,影片把柴玲对两个记者的话放在一起,极度渲染柴玲等人的非理智;“忽视”掉运动期间学生和市民的克制和理性,几乎没有提及诉求的合理性。两年多前的学潮被“平息”而导致胡耀邦下台,这一重要的背景知识更是只字未提,那是运动的导火线,也是学生不肯撤离广场的重要原因之一(见第三段: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另一方面,影片中所采访的人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温和派”,没有严家祺、包遵信、郑义、陈明远、方励之、徐良英、沈泽宜等那些对学运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她所引用的吴国光等人的话,就把89民运和文革相比,把学生要求改革的诉求说成是革命,并为中共屠杀开脱,比如说4・26社论就表明了中共的强硬态度(美国那时驻中国大使李洁明也有类似论调,说是邓朴方曾传话给学生,表明中共一定会屠杀)。好像一个歹徒对着无辜者有言在先:“把东西给我,否则我就杀了你”,杀人就有了理由。而戴晴的话“毫无理性的学生和毫无理性的政府”,则把20来岁的学生的天真对等于久经沙场的屠夫们的冷酷。如果说前面只是“剪裁”的问题,在屠杀后的一段解说词:“Tiananmen Square was empty.But skirmishes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Army went on sporadically for several days.There were more deaths on both sides.”则非常明显的表明了她是怎样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她把市民和学生当成交战的一方。
    
    如果人们对卡玛把学生和政府放在对等的位置还有怀疑的话,她的自序里对当时的一段描述就再清楚不过了。
    
    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上,有三位外地青年用墨汁玷污了毛泽东的肖像。当时一位外国记者在现场拍照,立即有学生上前去抢他的照相机。那位记者模仿着学生们游行时的样子,高喊“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而学生则说:“这对运动不利,就是不许拍!”这些学生的考虑当然是怕给政府造成镇压的口实。但这一场景十分耐人寻味。向政府要求新闻自由的人,忽然发现新闻自由对自己的事业不利,而感到有必要加以封锁。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往往陷入这样的自相矛盾。……
    
    卡玛用个人的不民主行为来否定学生的民主诉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自觉地遵守“民主”程序,民主中的制衡(check &balance)正是为了防止个人权力的滥用(不民主)所采用的机制。杰弗森成为总统之后就有大权独揽的尝试。有“民主之父”之称的人尚且如此,从来没有行使过民主权利的学生,又能要求他们什么样的境界?“民主制度”本来就不是一帮“自觉遵守民主”的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各方利益妥协形成的机制。“民主”不是要求每个人自觉地“民主”,民主是防止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是防止个人的权利被随意践踏。再说,学生们并没有他们自己上台取而代之,而是要求执政者进行民主改革。
    
    卡玛这样的认知是不奇怪的。她后来拍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简称《太阳》)里,基本是没有什么反思,倒是给宋彬彬之流以充分的讲坛自辨(维基百科就以《太阳》为依据对宋彬彬进行了开脱),而不采信其他不同的看法。记者心远2004年2月24日对卡玛的采访里写道,卡玛这样做是因为她“相信”宋彬彬,而故意这样的。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卡玛完全缺乏一个“中立”的严肃制片人的资格。影片的结尾的解说词,不但丝毫没有对毛的批判,反而把毛捧为“希望的象征”。指望这样一个与毛时代的极左思潮藕断丝连的人,拍出一部中立的纪录片可以说是缘木求鱼。
    
    有人说,如果《天安门》为中共屠杀开脱,那为什么中共还恨它呢?就像前面说的,用机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中共连自己拍的《平暴记实》都被禁放,胡耀邦、赵紫阳的名字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抹去,89、64都成了被屏蔽的词条。中共现在对待六四屠杀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人们从记忆中抹去,任何提及六四的东西都被禁止。所以,中共禁演《天安门》丝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更不能因此给《天安门》加分。
    
    (六)我看柴玲
    
    柴玲“期待流血”的话,现在听起来很刺耳,再加上《天安门》以及一些电视台的渲染,柴玲好像成了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
    
    5月12日开始的绝食,就是“用摧残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国家的进步”(王丹语)。那一代的学生,从小受的是爱国英雄主义的教育,看到绝食未能达到目的,他们就想用更为激烈的办法,那就是“流血”。当时持那种想法的人绝不是个别的,只是柴玲在语无伦次中说出了实话,再加上她又说了“我想我不会的(坚持在广场)”。于是,柴玲成了“想流别人的血”的卑鄙者,这自然有卡玛的功劳。
    
    其实,柴玲在5.28讲话中的矛盾,正是体现了她当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想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献身。另一方面是本能的求生愿望,加上当时对一些不同意见的失望。使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样一种正常的矛盾心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过那种经历的人。
    
    至于柴玲在屠杀后的话,“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打倒李鹏伪政府!誓死捍卫天安门!至到最后一个人!”那是很多民众(尤其是热血沸腾的学生)在屠杀的shock后的反应。有人回忆道,“六月九日了,华东师范大学有上千人庄严宣誓与党中央决裂”,“六月中旬,上海学生还在开追悼会,人民广场简直是花圈的海洋”。
    
    有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个公然与人民为敌的)中共政权不出几年就会倒台。这些“预料”也没有完全错,柏林墙、苏联、东欧不久就轰然倒塌。只是他们低估了中共,低估的中国人:低估了中共的残暴与狡猾,低估了中国人逆来顺受的能力。
    
    如果柴玲有什么需要给众人一个交代(或者道歉)的话,那就是她在5月30日突然否定“爱国维宪各界联合会议”的决定。尽管我认可“温和派输给激进的柴玲,实际上‘是输给了广场当时的气氛----激进的上去,温和的下来’”这样的说法,柴玲的举动毕竟是与他们正在争取的民主背道而驰的。不论她怎么认定她是如何正确,“程序公正”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环;民主并不保证每个决定的正确性,民主只是寻求决策过程的正当性。
    
    六四屠杀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愿意参与纪念的人已经不多。这既是恐惧于中共的淫威(害怕上黑名单,害怕回国时有麻烦,害怕国内的亲友受牵连),也是中国人对正义的冷漠。在刽子手没有收到惩罚,正义得到声张之前,就像一位网友说的,刽子手害怕记录他们的罪行,我们就是要不断地把他们的罪恶反复记忆、述说,公诸于世,这就是对他们的精神审判。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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