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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路专制的力不从心(一)——邓玉娇案暴露中共体制内失控趋向/曾节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23日 转载)
    曾节明更多文章请看曾节明专栏
    六月十七日,在“绿坝门”风波中尴尬备至的中共当局,不得不从原先强横的立场狼狈退却,改口声称:所谓从七月一日开始,新售个人电脑强制安装“绿坝”监控过滤软件的传闻,是外界的“误读”,“绿坝”安装与否,听由个人自愿,没有强制要求。中共当局一星期之前的那种高举“国家安全”、“青少年健康”幌子说一不二嚣张气焰一扫而光。巧合的是,几乎同时,在邓玉娇一案上,中共当局也从原先的蛮横立场节节后退,对自卫杀死淫官的邓玉娇,由原先杀气腾腾的“故意杀人”控罪,先是后退为躁郁症导致的“故意伤害”,再而后退为“防卫过当”、免于刑事处罚。
     中共当局在这两起事件上的同时挫败,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外力量联合抗争结果,是中国维权、反专制力量的重大胜利;尤其是当局在“绿坝门”事件上的败退,标志着中共极权势力反扑的受挫,中国公民力量通过互联网技术所打开的专制控制突破口、及所占领的舆论滩头阵地,成功地得到捍卫和巩固;“绿坝门”和邓玉娇案的双双挫败,暴露出中共专制势力灯尽油枯、垂死挣扎却力不从心的末路现状。 (博讯 boxun.com)

    中共在“绿坝门”和邓玉娇案上的受挫,固然与正义舆论的强大压力直接相关,但如果认为中共在这两起事件上的退却完全是因为舆论的压力,那是低估了中共的邪恶。中共从来就是一个不怕舆论谴责的犯罪集团:
    毛泽东时代它消灭国内一切独立舆论、营造“忠字舞”、“万万岁”的铁幕“天堂”,任凭西方舆论风吹浪打,杀人整人我自如故,且胜似闲庭信步;中共邓小平、陈云集团当着全世界记者的面,动用野战军血腥屠杀要求新闻自由、真实选举的请愿学生,“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制裁”...中共胡锦涛集团罔顾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和美国等国政要的一再要求、批评甚至谴责,越境绑架王炳章、彭明,霸王硬上弓地抓判高智晟、陈光诚、郭飞熊、胡佳、黄琦、杜导斌、郭泉...并且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将刘晓波囚禁至今。
    历史证明,中共专制势力从来就是不顾舆论的,尤其不怕海外舆论。中共当局不仅有坚韧的舆论抗压力、而且也有着很强的操控、诱导舆论的能力;中共此次之退却,决非单纯的舆论原因,而是因为在“绿坝门”和邓玉娇案件上,中共当局的习惯做法,引发了始料未及的内部反弹。
    在邓玉娇案的初始阶段,中共最高统治者妄图在全国范围内压制邓案报道、一边倒地枉纵容和支持地方当局迫害邓玉娇、袒护涉嫌犯罪官员、毁证灭迹、枉法控罪、驱逐殴打外地记者...中共当局的倒行逆施,突破了当前高涨的民粹情结和中国传统的烈女尊崇文化两条底线,不仅激起国外华人舆论界的强烈谴责,也引发了体制内媒体、群体和人士的共同强烈反弹乃至反叛:中宣部虽然三令五申严令媒体不得擅自报道邓玉娇案件,但是以网络博客为首,国内舆论一再挑战和突破禁令,甚至包括中共网络喉舌人民网、传统媒体南方都市报都发声援邓玉娇,与中宣部唱反调;一些知名人士、知名记者则公开在博客上借邓案大做文章,矛头直指中共党专制...中宣部的禁令形同废纸,一下子权威扫地;邓案的处理居然激起了如此轩然大波、导致“笔杆子”滑向失控的边缘,这却是中共当权派始料未及的。
    邓玉娇案,不仅激发了体制内媒体的强烈反弹、甚至反叛,也引发了体制内力量的急剧分化。前不久,一批军队退休高干联名以公开信的方式质问胡锦涛:到底要保黄德智,还是要保共产党的江山?这些退休高干大概看出,这么下去中共很快有亡党的危险,他们从正统共产党党徒的角度,力陈不应该为了“腐败分子”(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把共产党推向人心丧尽的灭亡境地。中共体制内的左派也借邓案向当权派开炮猛轰,谴责中共当权派集团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已经堕落成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毛左派领袖之一,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以公开信方式,强烈要求宣判自卫抗暴的无产阶级修脚女无罪;连向来作为中共民意慰安组织的妇联、总工会也不听话了,公开声援邓玉娇。不仅如此,邓玉娇案在体制内最高权力系统都引发了分歧,政治局常委意见不一、互相推诿,都把球踢给胡锦涛;“六四”前夕,连国安部都发出声音,直斥政法委和中央宣传机构在邓案上的愚蠢做法,不点名地斥责胡锦涛无能。
    真正令胡锦涛等最高统治者感到恐惧的,显然是这些内部反弹,显然,于是近期中央的寡头们急忙介入,扭转了邓案的处理方向,以平息这些反弹。而湖北巴东的地方统治者,本来是要严惩邓玉娇、为邓贵大“报仇雪恨”、以获取对抗暴百姓“杀一儆百”效果的。
    中共政权为什么有这种“惧内”的特点?因为专制政权与民意无关,且具有很强的镇压能量,专制体制又具备强大的信息封锁过滤功能;因此任何专制政权,尤其是带有极权性质的共产党专制政权,无一例外地不怕老百姓反抗,也不怕国外舆论的谴责;但专制政权的生存,仰赖体制内成员对独裁者或一小撮寡头的服从来维持,专制政权体制内力量的反叛,会立刻形成直接的、致命的威胁,例如,苏联的崩溃与老百姓基本无关,而是因为政权内部的公开分裂。因此,专制统治者对政权内部、体制内部的反叛、反弹、甚至不同的声音,则极为顾忌和戒惧。
    正因为此,所以极权时代的共产党独裁者,对党内的整肃往往比对老百姓的整肃更为残酷:斯大林杀掉三分之二的苏共中央委员,几乎将“十月革命”元老杀光;毛泽东将一大批中共老红军高干整死…极权时代的统治者们,通过这种恐怖手段,杜绝任何内部的异见杂音,使得体制内战战兢兢、唯命是从。
    毛泽东之后,中共历任最高统治者,无不把“防内”作为重中之重: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的拉拢和手握军权的威慑,使得党内反对派不敢乱动;江泽民通过收买和腐蚀、辅之以反腐的整肃,也做到了一碗水端平,党内异己分子掀不起大的波澜。
    邓玉娇案却暴露出胡锦涛对体制内控制的力不从心之态。在邓玉娇一案中,胡锦涛中央没有丝毫放开新闻报道的意思,相反,还不止一次地通过中宣部、国新办等机构,严令不得“擅自”采访报道邓案、严令国内网站删除一切“不和谐”跟帖,邓案的报道,必须统一按照新华社的口径。可见,此次就邓案的此次体制内反弹,并非当权者放松控制造成的局面,而完全是当局想管却管不住失控状态。
    其实,这种专制管控的失控状态,其实在去年“512”大地震后的“抗震救灾”当中,就已经集中地暴露出来了:
    地震后两星期内,国内诸多媒体不顾中宣部的禁令,自发前往灾区采访报道,一时间令中宣部形同虚设、中共中央对新闻舆论的“领导权”丢失。
    当年苏联政权内部的失控局面,是戈尔巴乔夫抛弃专政的刀把子、主动解除党禁、报禁促成的,胡锦涛七年来却没有任何放松专制的“新政”,却有的是强化专制的暴政,在胡锦涛治下:封网、禁书、整肃媒体、迫害法轮功、镇压民运、异议、维权、强化共产意识形态等等暴政无不比江泽民时期倍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内,胡锦涛也比江泽民更频繁地采取“双规”的手段,以“反腐”为名整肃异己,整垮了陈良宇、王维工、许宗衡等一大批高官,胡锦涛的专制统治不可谓不高压、整肃异己的手段不可谓不毒辣,但为何起不了多少威慑的效果,及至在邓玉娇案上造成如此内部反弹呢?
    这是因为专制政权对社会管控的维系,无法完全依靠强制力(你无法对每一个不满者都配上监控的警察),很大程度上得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和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即所谓“软力量”;专制统治者对政权内部的控制,则更加依赖这种“软力量”。
    希特勒政权之所以有高度的控制力,德意志民族当时狂热的民族复仇思潮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起了很大作用;伊朗神权政权之所以能长期牢牢控制伊朗社会,伊朗人的浓厚的伊斯兰教信仰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对中共体制内之所以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当时炽盛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毛泽东的个人魅力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为人习性虽然暴佞,但善于伪装、富于幽默感、且于文史上博古通今、善于吟诗赋词、挥毫泼墨,需要之际,一副诗人大学士的儒雅派头,谈笑风生之间,足以将广大工农兵学商迷惑得神魂颠倒,以致于好些被老毛政策整得九死一生的人,至今迷醉于“毛主席”的魅力而残梦未醒、不能自拔。
    邓小平当权的时候,意识形态已趋于衰败,因而统治者个人特点对维持政权日趋重要。邓小平笔不能成篇、口不能道辞,其个人魅力无疑远逊于毛泽东,然而邓小平在党内却仍然压得住阵脚,缘何?因为邓小平不仅有老红军首长的老资格、身上有其他老红军首长不具备的新卖点:一是“拨乱反正”——为被毛泽东压制的特权老干们平反复位;二是“改革开放”,允许特权老革命们的子女“先富起来”;三是权贵私有化,允许整个官僚集团先富起来。邓小平的“走资派”新政,迎合了中共统治集团主流特权资本化的迫切需求。
    江泽民当权的时候,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死亡,统治者个人特点对维持政权就更加重要。江泽民搁置十三大报告混日子,其治国没有任何新卖点,但老江为人意识形态淡薄、江湖义气深重,对权贵腐败分子,只要紧跟“核心”,再贪再烂的也拼力死保、既往不咎,因此深得中共主流统治集团——广大腐败官僚爱戴;再加上江泽民弹琴赋诗、搔首弄姿、舞文弄墨、背诵英语名篇的特长和人来疯劲,赋之以不菲的娱乐搞笑价值,这无疑为死气沉沉、锈迹斑斑的中共官场生活,增添了一泓欢快的空气清新剂和润滑剂。因此,江泽民也基本能够摆得平党内各派。
    胡锦涛不仅治国毫无新卖点,其个人也毫无魅力可言:其人不学无术,胸中只有卓娅舒拉,思维用语停留在五十年代,与当前时代无法沟通,犹如毛共坟墓中钻出来的一具孤魂野鬼;其人之演讲,犹如小学生背课文,开口党八股、闭口假大空、只打官腔、不说人话、言之无味、面目可憎;胡锦涛待人,无情无义、六亲不认、趋炎附势假正经、伪谦卑、一旦权到手,翻脸不认人,平生睚眦必报、最好公报私仇,一副唯怯懦者最凶残小人得志嘴脸;胡锦涛其貌其人,面无表情、不苟言笑、满脸阶级斗争之严肃、神态僵硬、动作机械、杀人不眨眼、撒谎不脸红,恰如一部邪灵操纵的杀人机器、吸血僵尸。
    在治国方面,不仅毫无新卖点,还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猛开倒车,胡锦涛上台近七年来,倒行逆施远远超过江泽民,把中共国人权状况打压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最差时期;六年多来,胡锦涛事实已经抛弃相对宽松邓小平路线,而代之以不惜经济代价“防变维稳”的新“抓纲治国”路线。
    江泽民尚且知道在意识形态上打马虎眼,胡锦涛上台以来,又是“保先”、又是大建马列学院、又是大抓基层党建…在权贵私有化十多年之后,胡锦涛要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具早已腐化恶臭的僵尸,重新供回各级官僚的办公桌上,强令众官亲闻,其引发的厌恶可想而知。
    为了争权夺利、谋取彻底独裁地位,胡锦涛疯狂反对军队国家化、极力强化当代厂卫机构——中纪委的特权,以“反腐”为名,比前任远为频繁地使用侵犯人权的“双规”手段整肃异己,赤裸裸地践踏司法、破坏法治;为了谋取团派一派独大,胡锦涛大搞帮派治国,比江泽民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上可见:胡锦涛的治国,不仅不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甚至不符合众多中共官僚的利益,可以说是既不得民心,又不得官心。既没有资历、又毫无个人魅力,却如此倒行逆施,胡锦涛遭致体制内何等普遍反感,也就不难想象。
    总之,胡记中共当局已经毫无维持专制稳定的软力量,却疯狂倒行逆施、企图强化专制。因此,胡锦涛路线引发体制内强烈反弹甚至反叛,是早晚的事情;这一次,中共体制内的强烈不满,终于借邓玉娇案发泄出来了。体制内不满发作的结果,就是不同程度的政权失控。
    于是,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末路专制现象:一方面当权者变本加厉,拼命地试图强化专制控制;另一方面专制控制的效果却越来越差、漏洞越来越大、人们的反抗也越来越激烈——形象地说就是:胡锦涛一再“紧套”,专制的套子却处处开裂。
    这是典型的垂死挣扎却力不从心状态,是政权行将崩溃的信号。
    曾节明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于曼谷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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