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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赵紫阳及其幕僚们在六四血案中的角色与责任(四)/老七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18日 来稿)
    
    **** 老七 ****
     (博讯 boxun.com)

    在这次出版的由赵紫阳的录音整理出来的遗书《改革历程》前,赵紫阳的前政治秘书鲍彤就断言:“这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遗言!”,对鲍彤这种动辄就以“君临天下”拿着全国人民旗号来说话的共党坏老习惯,老七一贯不爽,这个赵家的大秘还是那么一种心态,拿着这个“前总书记”的“皇家旗号”,就往“全中国人民”头上套!对此起码老七就得说,去你的,这并不属于我!
    
    以老七这样的老菜帮那代人,基本上都曾经“无限崇敬,无限忠于”过“四个伟大”的毛泽东;“无限敬佩”过“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可是到了我们全部被戏弄“到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的日子里,除了日日“修理地球”之外,倒是有无数夜晚堕入“多思”的圈圈了,由于多思考了我们才知道,本来就没有任何值得人们去“无限崇敬”,“无限忠于”,“无限敬佩”的“领袖”们的;说老实话,中共领袖人物中,尽管不乏具有令人尊敬品格的领袖人物,像老七至今尊敬有加的朱老总,彭老总,胡耀邦也包括近年来所知晓晚年的陆定一,尽管这些人物都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神,只不过,他们生前为人的品格,是值得尊敬而已;确实,无论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罢,对错不是重要的,能让别人尊敬的,起码得具有高尚的品格。
    
    人所皆知,赵紫阳至死,还是中共党员,都坚持没有与这个党彻底决裂,还在希望新的领导人给他“平反”(如果赵紫阳真的对这个党绝望了的话,横竖都这样了,他完全可以公开宣布退出中共的,谁也拦不住他的! 事实上他没有选择这条路!),即使在他死后他的家人,也还是希望党中央给他一个“公平的评价和待遇”;只不过现在的党中央没有按照他的生前遗愿,给他“平反”,给他“前总书记”的“待遇”。
    
    鉴于这些情况,老七设想了一下,假如在赵紫阳死后,胡锦涛给予足够的“待遇”厚葬他,那么他家人是否就不会“公开”这个“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赵紫阳遗言呢?
    
    唉,咱们中华民族确实具有太多的传统了,“拿死人压活人”也是其中一种最常见的传统把戏!君不见,76年的周总理逝世, 大家不是拿着周之死,玩了一次“四五天安门事件”来压毛吗!胡耀邦死,又“照葫芦画瓢”地玩出了个学潮来压邓,最后玩成个六四血案吗!
    
    好了,言归正传吧,这里先引述一下赵紫阳遗书中说及的一段话:“在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里,告诉他生活会准备怎样开,还告诉他在邓家里开会的情况,还继续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谈话时我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我说,几年来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几次打招呼,你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和邓保持距离?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我还说,你的辞职公开以后,可能会有人打着拥护你的旗号闹事(因为我当时确实估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个招呼,以便有所准备),他说,他会坚决站在党一边,后来这些话我都在生活会上发言时讲了”。
    
    那么赵紫阳“确实估计会发生”有人会打着胡耀邦旗号“闹事”有没有发生呢?以老七看,赵紫阳这个估计是有先见之明的,是确实有发生的,那就是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辞职决定公布后三天,在1月19日就发生了有1000多名留美学生与学者联署的一封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在海外发表了;无论如何能在三天之内就动员到留美各地的1000多名学生学者联署一封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没有一些胡派系中“有名望”的组织者牵头串联,这样的事情办得到吗?特别在胡耀邦被气死之后,由于中央给予了隆重的追悼会,又掀起了学生上街“闹事,这里面也难保没有胡耀邦派系的人在搞的!在共产党里面为官之道,特别是高官级别的人物,是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小舰队”的,贪污腐败也好,干出革命业绩也罢,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尖子队伍,是绝对没戏的。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的,就得建立属于自己的派系;官拜省级“地方诸侯”的,往上得投靠某一个派系,往下得搜罗一批心腹行走打手之类的“团队”,如此一级一级往下看,直到基层政权的官僚,都非得这样做不可,不这样做,就站不住脚。
    
    谈到这些,就得先谈谈富有中国官场特色的“秘书帮”了,大凡在中国生活过的,基本上都明白这些秘书帮是怎样“牛哄哄”的,正所谓“一人升道,鸡犬升天”。至今,在大陆,凡是在官场上响着某国家领导人的“大秘”,甚至“小秘”之人物,那都是官拜政治局以下任何级别的官员,以至下人们像小警察啦等等都得立马自动自觉“毕恭毕敬”地伺侯的大小“公公”, 都是怠慢不得,得罪不起的人物啦!以一句简单的话形容:“如果这个秘书干了100件坏事,可能只有10件坏事是在他的领导指使下干的,那90件坏事是这个秘书打着领导的旗号干的私货”!当然,绝对不是所有当领导人秘书的都是“奸臣”,这是比喻“秘书”这个角色在官场上的重要性而已,实际上也有某些国家领导人对自己秘书的管理是十分严谨的,可不多。
    
    那么这里就想谈谈赵紫阳派系的幕僚智囊们,在六四血案中起了什么样的角色和作用了;不妨先罗列一下像赵紫阳那些幕僚与智囊们,在倒胡前后以及整个六四期间,做了些什么事情吧:
    
    一. 倒胡之前
    
    (1) 赵紫阳建立的理论智囊班子
    鲍彤从1979年起就担任了赵紫阳的大秘书,在鲍彤的努力下,在1984年起就先后搜罗了陈一諮,严家琪等进入了智囊班子,并且先后建立了著名的三所一会的赵家团队。
    (2) 为建立赵紫阳的新权威,所提出的新权威主义理论
    这里摘录胡平《中国民运反思》文中的分析:新權威主義的主張,作為一種理論公開提出,是一九八八年。但是此一思潮早在民主牆後期便已存在。當時,一批年齡、經歷相彷佛的年輕人,一部分投入民主運動,試圖建立一支民間力量:另一部分則努力與高層改革派結為一體,自上而下推動經濟改革。在那時,前一部分並不排斥後一部分人,而且一般還支持後一部分人:但後一部分人卻常有排斥前一部分人的傾向。等到八九民運發生,這兩部分人終又匯合一致,那實際上是後一部分人轉而靠近前一部分人。有人納悶:為什麼新權威主義者又加入了民主運動?從上面的分析可知,這種轉變其實是很自然的。遺憾的只是他門的這一步邁出得太遲了。
      基於同理,我們看到,在八九民運中期,趙紫陽明確主張對民運採取溫和態度,這種立場使得他一時間扳回了在民運興起之前在黨內上層岌岌可危的地位(據悉此前已內定趙的下臺)使形勢變得對自己有利。
    
    (3) 从赵紫阳《改革历程》中透露的讯息来看,从1980年起赵与胡耀邦两人之间在治理国家领域方面就开始发生了分歧,而且这些分歧越来越多,以至要由老邓出面来协调。然而读者需要记住的是,那时候赵紫阳的政治地位还是处于胡耀邦之下的。以老七的分析来看,之所以赵系智囊班子通过在知识界掀起“新权威主义”理论的讨论,无非完全也是老毛所说的“造舆论”而已。即使赵本人不一定把“倒胡”作为自己前程的主要目标,但是赵手下这些“行走”们,可都是些善于“押宝”之辈,自然会努力把自己押宝了的主,往上拱了!
    
    再请看赵紫阳另一个智囊陈一諮的回忆说法(来自陈小雅“八九民运史”):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鮑彤先找我談了几次話,接著趙紫陽找我談了三次。趙紫陽當時主要談了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是說︰你們在農村改革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現在,改革的重點轉向了城市。一大批三。四十歲的中青年成長起來了,他們上過山,下過鄉,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又學了各种理論,思想上框框比較少。應該把他們組織起來,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服務。第二個意思他講︰不要把所有能干的人才都集中到一個單位,要把中央和國務院一批有眼光。有知識。有能力的人組織起來,用一种方式讓他們定期或不定期地討論中國改革的問題……正好當時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薛暮橋先生也提出應該建立一個青年經濟學家的組織,這時很多人找到我,希望我出面來組建一個青年經濟學會……誰來當會長呢?當時很多中青年建議由我來當。我考慮到中國的現實,應該找一個更有影響的。离決策比較近的人來作這個會長。當時很多人提出來一些老的經濟學家,象薛暮橋。于光遠。馬洪等。當然他們都很好。可是我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見之后,決定請鮑彤擔任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會長。鮑彤當時擔任國家經濟体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他本人思想敏銳,方向清楚,辦事果斷,為人正派,很得趙紫陽本人的賞識……我對他說︰第一,你在改革中做出了很多重大的貢獻。第二,你可以經常把上層決策遇到的問題轉達給我們,我們也可以把一些研究結果轉告給你。第三,中國菩薩太多,拜這個不拜那個都會有意見,把菩薩都請來也請不起。他考慮了一周以后,同意擔任會長…… (六四檔案/89)
    
      第一批理事二百多人,分布在中央各部委。研究机构。大學,都是由各單位推荐的三四十歲的。在前一段的改革中作出過貢獻的一批人。從這以后,每到經濟發展和改革遇到新問題需要解決。需要研究的時候,我們就召開各种不同方式的會議。討論的結果上送。陳一諮請趙的秘書任會長的做法,當時曾引起中青年學術思想界的議論,因為它違反科學相對獨立的原則,把應該以自由為前提的不受拘束的科研工作納入了奏折學派的軌道。但它從另一方面卻加強了改革派的社會与政權基礎,形成了党內新生代与趙紫陽的政治同盟。
    
    综上所说,陈小雅认为:
    
     從這個背景看,陳一諮當然是要插手民運的。還在一九八八年歲末,這批忠心耿耿的"熊瞎子朋友"就在港刊上掀起了那場"倒鄧保趙"的愚蠢的運動;一九八九年四月京丰賓館會議上,他們也發出過改革派即將受挫的警告,及類似團結起來,保衛改革的號召。自四月中旬學潮之風起于青萍之末時,陳一諮就已經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動作了。四月十八日,以北京大學部分師生校友名義打出的悼念胡耀邦的巨型條幅"中國魂",就是体改所的北大校友捐款制作的。當時,起家与胡耀邦關系密切的陳一諮就關注著學潮的發展,感到"民心不死,民气可用"。趙紫陽發表"亞行講話"以后,他們也試圖与在野的"職業革命家"達成一致,使事態在趙所指引的軌道內進行。但是,這种愿望在對方記恨于他十年改革壟斷了"進言渠道"的舊賬面前,碰壁而歸。胡耀邦逝世以來,在北大還屢次出現類似"救趙"的言論,試圖把學生的抗議引向保衛包括改革派在內的"改革成果"。但這些言論也立即受到謹慎的警告。有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決不希望學運充當"政客的拐杖"。
      智囊們的動作与趙紫陽的真意未必一致。前者确有利用學運挽救趙紫陽下滑命運的用意,而從趙紫陽本人在學運最初兩周的情況看,是不愿當"胡耀邦第二",所以急于要摘清自己与學運的關系的。
    
    (4) 如果下面那17个流亡学生领袖们的“回顾与反思”所提及的事情真实的话,那么不难看出,在赵紫阳那些智囊们的操作下,在八九年发动大规模“民主运动”,早已经是他们计划内的事,之后发生的胡耀邦之死,什么四二六社论,等等,都只不过是实施他们原来计划的“藉口”或者“理由”。
    
    请参看17个流亡学生在“回顾与反思”的对话中相关的一些摘录:
    
     沈彤:當時我們幾個社團一起搞了一些活動,比如說"中國文化走入低谷"討論,"新權威主義"的討論。民主沙龍因為周三論壇的傳統,有很多校外的聯系,尤其王丹本人、在行動委員會這些老的學生、三四年級的學生和研究生跟北京的前衛知識界有很多聯系。象我剛才提到的一些名字,象嚴家其、蘇紹智、王若水、王元化等等,一共是三十八位,加上北大的一些比較前衛的青年教師,象我剛才提到的趙玉國、陳波、範清宇等等。
      其實當時這些文化討論會象"文化低谷"和"新權威主義"討論會,還有一系列討論會,實際上沒有什么人參加的,但是我們用這個名義最後變成了各家組織的一個見面會,對當時校園的情況、全國的情況都有一定的討論。
      當時我們和王丹、楊濤之間對八九年有幾個共識﹕第一,八九年是一個比較好的機會﹔第二,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再有救亡運動。基於對十幾年民運的分析,覺得一個有穩定的理論基礎、有組織的、局限於學生和學者範圍內的運動是必要的,再擴大範圍是沒有意義的,就會變成救亡運動。救亡運動定義是,全國或者相當大的一個範圍支持一個模糊的理念,比如象五四運動。這類共識實際上對後來早期的北大籌委會的理念都有很大影響,比如我後面要講的八九年全國民運的三步計劃。同時,大環境也比較有意思,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況。北京是前衛知識界比較活躍的地方,大家都看到了《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裏提到的都樂書屋事件、新年聯歡會的事情。還有兩個特別跟北大學生團體有關的活動﹕一個是蘇紹智在年初《十年改革理論探討會》的講話,後來受到批判。這個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第二個是方勵之給New York Book Review 寫了一篇文章,叫《希望與失望》。他的文章英文稿寫好之後,李淑嫻在星期三下午出席民主沙龍的會議,星期三晚上出席我們的會議時,把這篇文章的中文稿帶給我們兩個社團。我們兩個社團很快首先在北大,後來在各校散發,這還是八九年二月。大家都知道,在知識界和學生中間這篇文章的影響都是很大的,這也是比較大的事。相關的事比如批蘇紹智的文章,清華的那個教授攻擊方勵之的文章等等。這是一個方面,即知識界獨立的活動。再一個是一些具體的個人的活動,比如說,方勵之本人是不能進北大的,大家都知道,李淑嫻實際上是作為他的代言人。但李淑嫻本人是北大學生選區選出的海澱區人民代表,那么她也有一定的權威,她在民主沙龍和我們社團的活動對小範圍的學生積極分子都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我這裏要強調一點,實際上很重要的一點﹕我所有談到的這些大家很積極、很有組織的活動,實際上都是在很小的範圍內。王丹的民主沙龍,真正搞活動的,搞《新五四》的,就是他們五個人加上行動委員會後來留下來的幾個人,比如象楊通學、薛許等,筆杆子比較好,哲學系的兩個人。象我們所謂奧林匹亞科學院,核心就是八個人。其它一些組織、更弱的一些小社團一共加起來不會超過一百人。就是所有的積極分子,最積極的和次外圍組織加起來不會超過一百人。
    
    
    二. 胡死之后
    
    各方面都在玩“拿死人压活人”的传统拿手好戏了,正如赵紫阳所担心与估计过的胡耀邦派系的人会“闹事”那样,同时赵紫阳也得预先有所准备,据说,于是第一份知识分子的签名信在4月18日就出笼了;
    4月22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追悼会的同时,由北大学生牵头的北京各院校大学生到了天安门上也举行了规模巨大的“人民”追悼会,并且把矛头对准了“官倒”们(包括了赵紫阳); 大概这也是“促使”了赵紫阳在5月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表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出来接受处理的主要原因。应该这样看,在这个时候应已经取代了胡耀邦的赵紫阳总书记,他根本的利益是“平息”任何发生的乱子而不是鼓动学生出来“闹事”, 可是一旦看到学生的矛头已经指向了老邓(尽管也包括了他),这形势对于他,也未尝不是一个真正建立“新权威主义”的好机会,即使不见得他本人内心就是如此,但是起码他的智囊团里面,就很快形成了这种共识;
    
    三. 四二六社论前后
    
    关于四二七大游行,请看17个流亡学生的回忆记录中提及的:
    
     沈彤:然後就是議決四二七游行的過程。這個過程呢,北高聯有反復,北大同學有反復,我個人也有反復。這個事情非常復雜,但是現在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決定四二七游行是在四二六社論出來之前。
    
     柴玲:當天(指4月23日)中午的時候,老封他們都來了,開什么會等等。當天晚上,超華剛才提到的建議中漏了一個很重要的,她給我們建議說﹕"民盟"什么時候開會,有蘇昭智、嚴家其等,希望我們去參加。我說這個建議特別好,在那個時候她提得還比較有水平。當天晚上另外有一個"民盟"的人來提建議,說﹕你們絕對應該成立秘書處。這個建議之後,第二天通過趙體國找了一批女同學就成立了秘書處,秘書處下設三個機構﹕接待處,檔案處,還有一個會議記錄處及新聞發布中心等等。功能又是"內保",又是"外保"。當時我記得宣傳部那個楊國忠已經管理起來了吧。所以跟沈彤說的那個新聞中心負責這么多,我有點接不上茬。
    
     梁二:對社會各階層的聯系主要表現在早期師大就與一些官員、官員的參謀或各個研究機構的老師有聯系。我們秘書處最初的一些情報就是通過他們這些人得到的,而且他們與我們也保持著一定的密切聯系。
    
     王超华:當時做的一個決定,就是四月二十七日要游行。同時我們就已經知道,今天晚上有重要廣播。從六樓搬到三樓時,已經知道當天晚上有重要廣播。一會兒又出去,再回來就說﹕"上邊來電話,這次的原則是'三不',不打,不抓人,不什么。所以咱們就游行,不要緊的。"一會兒說,休會,一會兒又進來說,"上邊來電話了,呆會兒有重要廣播。"所以,那些中、小院校意見紛紛。我當時一個重要印象就是﹕這常委行啊,有內線。(沈彤插﹕四月二十七日游行的決定是在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出來之前作的。四‧二六社論是四月二十五日廣播的,在這個廣播之前做的決定。)
      對,是這樣。廣播之後同學們非常緊張,說"那我們還要不要游行﹖""還要游行,但是還是那三條,如果堵截不是特別厲害的話,就衝出去繼續游行,堵截非常厲害,就在校內游行,要是校內控制也特別厲害,就在各校絕食,原地絕食。"後來,我們就說,"你們大學校有大操場,你們可以原地絕食。我們那小學校一共五百人,一共就倆人在那絕食的話,那……﹖"後來就說,中、小院校往大院校合并。這是對付四‧二六社論,因為本來光說是有重要廣播,大家都覺得這是中央對學運的態度,而且剛說那"三不",所以都覺得四‧二七游行沒什么問題,一聽這殺氣騰騰的社論,都非常緊張。二十五日的代表會基本上就這樣。。。。。。。
    
    老七认为如果这些当事人所回忆是确实的话,由此可见,四二六社论的出笼,只不过是给组织四二七大游行的一个很好的藉口而已,没有四二六社论出笼,四二七大游行也必定是要搞的。即使是四二六社论出笼前后,(正如本人在上文提及的)赵紫阳先是在朝鲜回电答复中央:“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当四二六社论出笼后,学生情绪“进一步被激化”,搞出个“四二七”大游行,赵从朝鲜回来便以此来“力排众议”,要求老邓与中央改变调子;这些经过,无非说明了党内各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都在围绕与圈入了学生所有的动作之中;
    
    四. 5月份各界全面卷入,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
    
    1. 根据陈小雅“八九民运史”记述:趙紫陽從朝鮮回到北京,就提出"四。二六"社論對學運的定性是錯誤的。并提出學運是自發的愛國民主運動這一概念。五月四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又提出這一看法,并要求為"四。二六"社論承擔責任,再重新寫一篇社論對學運作出評价。他的意見遭到李鵬的反對,也沒有獲得任何人的支持。就在党內高層沒有獲得多數〔甚至秘密的〕贊同意見的情況下,趙紫陽就決定將矛盾公開,打起自己的"開明牌"來了。
      五月三日在"首都青年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簡稱"五四講話"〕,五月四日在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二二屆年會的亞行成員代表團團長,及亞行高級官員時的講話〔簡稱"亞行"講話〕,趙紫陽公開了党內的這一矛盾。
      五四講話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官方公認的中國近代史權威,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秘書之一胡繩起草的,稿件也經過政治局和楊尚昆事先傳閱,所以說,不可能容趙紫陽有太多的"出格"發揮的余地。應該与"擅自行動"及"分裂党中央"無涉。但是,在傳閱中有一個插曲︰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李錫銘均提出,應在文章中加進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李鵬在稿子上作出修改補充后,給楊尚昆過目。楊尚昆拿著修改過的稿件親自找趙談過。但是,參加了五四紀念大會的李鵬。楊尚昆等人,卻眼睜睜地看著趙紫陽照原稿念過,并無只字提及"反自由化"問題。。。。。。。
    知識界与社會各界的卷入。知識界与學生運動向來有著血肉的聯系。這次也不例外,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以來,它就密切關注著學潮的發展,部分人士已經開始積极干預。下面,是他們中的一些人行動的軌跡︰
     四月十七日,當天安門廣場出現第一個由大學生送來的花圈時,中國人民大學貼出了以"北大。清華。人大。師大部分師生"名義寫的《几點建議》。其主要內容,一是建議學生悼念胡耀邦的挽聯花圈向天安門廣場集中,并成立北京學生治喪委員會;二是號召廢除專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三是要求政府對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誤作出檢討,責任者引咎辭職。從這個《建議》可以看出,除第一條有現實操縱意義外,其余的均可看作一种政治觀點的公開表露。雖然第一條可以想像為實現后者的渠道,但第三條明顯是要追究改革派的責任,与悼念活動無實質上。政治上的聯系。因此,它表現出的仍是一些不成熟的意見的堆積。
      四月十九日,同樣是人大校園里,又出現以"北大。人大。清華部分教師"名義寫的《告同胞書》,警告學生"無組織的行動將會一事無成,你們必須在法律的保護下,有組織。有計划。有綱領地行動",同時,還號召將同學們組織起來,走向工厂。街頭,喚起工人和群眾的支持和參加,要有拋頭顱。洒熱血的"五四"精神,為民主。自由,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獻身。并提醒學生"要明确目標,不可四面出擊"。較之前一個《建議》,這張大字報充滿了更加互相矛盾的精神和目標不明的暗示。如果不是教師中的"激進派"所為,倒真可怀疑是別有用心者的挑動和為"栽贓"埋下的伏筆。當晚,果然發生了所謂"沖擊新華門"事件。
      四月二○日,北大有學生聲稱,北大未來學會顧問金觀濤對學運提出了三點意見︰〔一〕認為現在形勢很好;〔二〕北大。清華的學生要聯合行動;〔三〕要采取非暴力行動。据說,會后兩校就商討了聯合行動的問題。
      四月二一日,由青年幫策划,由包遵信。北島。蘇曉康領銜,有四七名作家。學者簽名的《致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發表,歸納了學潮要求,提出了与政府對話的建議。為胡耀邦追悼會后可能出現的學潮低落提供了對策。同日,作家鄭義向學生領袖提出"盡快通過全校大選,成立合法的新學生會,盡快出版自己的報紙,"絕食,并少与方勵之夫婦接近等建議。
      四月二二日,"師大青年教師自治會"貼出《運動向何處去──致廣大愛國學生》的傳單,稱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組織。宣傳。綱領,然后是強有力的行動",并提出以"持久戰"為策略,以"罷課"為手段。
      四月二四日,北大貼出一四七名教師簽名的《教師緊急呼吁》,提出"鑒于目前形勢,我們緊急呼吁,堅持十三大提出的協商對話原則。中國政法大也貼出署名"部分党員教授。副教授"的《給党中央的信》,指出需要"協商對話",避免壓服。
      四月三十日,北大出現以"中央党校几位同學"的名義寫的大字報,鼓動人們抓住有利時机擴大戰果,并說,"現在的形勢是政府已無法實行軍管,三分之一的市民對我們全力支持;三分之一的市民暗中支持;六分之一的市民保持中立,六分之一的市民仍在相信少數不法分子所控制的輿論工具。"
      五月三日,人大貼出未署名的《關于當前學生運動的目標策略的建議──立足校園,面向社會》,提出,要爭民主,爭自由,首先應該在校園內取得突破。
      五月一○日,包遵信。戴晴應人大工會青年部邀請,進行講演。包遵信預言"四。二七"大游行將會在歷史上被"大書特書",標志著中國的現代化和民主化進程"進入重要階段"。并希望大家盡快复課,然后考慮言論。結社自由等問題。戴晴則宣布,從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七日開始,"統治了中國人上千年之久的權威統治,就要結束了。"
      五月十二日,包遵信又應王丹的約請,在北大"民主沙龍"講演。他讓人們記住四個日子︰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國家獨立;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北大“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問世,在全國引起動亂,但也暴露出党和政府的教條主義,加速了人們對偶像崇拜和權威崇拜的怀疑時代的到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中國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重要事件,給老人政治划了一個問號;一九八九年四月二七日,宣布長期封建家長制應當結束,標志著中國民主運動達到一個新水平。在論及民主化的具体目標時,他說,當前就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在談到"五四",談到對傳統是否應當進行分析時,他說“當傳統壓在我們頭上的時候,我們首先要把壓在我們頭上的大石板掀掉,而不是老考慮這個石板哪一塊是好的,哪一塊是坏的。”
      ──以上,是截止學生絕食前,知識界一些人士的動向。當然,還有更多更重要的活動并未見諸文字或公開發表。從這個粗略的時間表,對照學潮進程,人們大致可以看出知識界人士与這次學潮的關系。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時,他們只是分散地,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作一些道義上的評論和符合法律与政策的建議,或就學生的諮詢表示自己的觀點。他們或許沒想到,有一天自己也將走上街頭。
      但現在,由于學生絕食,道義感的壓力和新的民主社會的召喚,終于使他們決定按照現代民主政治的原則,公開站到學生啟動的,這場勢必要成為全民運動的行列中來。
    
     五月十五日,就在戈爾巴喬夫到達北京的當天,知識界終于打出自己的旗幟,走上了街頭。但此事的醞釀,卻是在絕食以前,新聞界請愿以后。其經過,包遵信在回憶錄《未完成的涅》中,是這樣描述的︰
      “八九民運”中,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体投入這場運動,是以五月十五日知識界的大游行和《五一六宣言》的發表為標志的。這兩件事,都是五月十二日晚上一個會上商定的。据說,開始是五月九日,鄭義覺得白天新聞界的游行"代表面太小,應該有更多的人投入"。因此籌組了五月十二日的會議。五月十二日,接到通知者先是在北京東郊的團結湖公園西門集合,然后到紅廟的一家旅館開會。到會者有包遵信。劉再复。蘇曉康。蘇煒。李陀。趙瑜。鄭義。徐剛。夏駿。遠志明。陳宣良。王魯湘。謝選駿等四○多人。會議開始,由蘇曉康介紹了組織者的設想,請眾人考慮知識界下一步的行動,然后由鄭義宣讀起草的一份文告〔就是后來的《五。一六聲明》初稿〕。大家對此議論了近一個小時,然后又討論了五月十五日知識界游行的問題。确定了聯系方式,集合時間。地點,參加者的裝備,以及游行的組織者︰趙瑜。徐星。最后,人們在起草的文告上簽字散會。
      紅廟會議以后,蘇曉康,鄭義帶文告征求嚴家其意見,嚴將其定名為《五。一六聲明》。其他人分頭聯絡教育,科研,文化,新聞單位人士。新聞界對話組織者為保持自身的運作軌道,拒絕了邀請。
     在五月十五日游行開始以前,這次游行的組織者們确曾怀疑過它是否能成為事實。許多人聞訊后,抱著"看一看"的心理前往复興門。包遵信等曾估計,最理想的能有近百人參加,最少能有几十人。据鄭義回憶,他和趙瑜也私下決定,就是有几十人也要堅持游完。加之包遵信,蘇曉康,劉再复,蘇煒,李陀都參加了十四日的斡旋,他們甚至臨時發出了取消游行的決定。但是,他們沒想到,在他們的准備過程中,學生突然宣布的絕食和戈爾巴喬夫的來華日期,正好從另一個方面對知識界進行了強有力的發動。當這一天下午他們來到复興門,面對人山人海鋪滿望不到頭的复興門外大街時,連"總指揮"們都迷惑了。而這,僅僅是后來那個越滾越大的"雪球"的最初那個"核"罷了!
      下午二時三○分,在由北大制作的"中國知識界"的巨大方幅引導下,知識界的游行隊伍從复興門立交橋出發經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行進,隊伍前列的知識界人士,均頭扎布條,肩披授帶,上書各自的主要作品和姓名。在方幅的前面,是抄寫在白布上的《五。一六聲明》要點。隊伍起初是二○人一排,兩旁有各界青年自動組織的糾察隊,前端是由知名人士。北大拉出的隊伍和各方組織。發起者組成的混合編隊,然后才是各單位的隊伍。參加游行的有來自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六○多個單位的教授。講師。研究人員。博士。碩士生和職工。有的打出了單位的旗幟。
      鄭義帶有文學色彩的描繪,給我們留下了當時的場景︰
      隊伍在觀瞻上超過了以往的每次游行,占据半條長安街,緩緩向前推進,极壯觀。我和趙瑜一左一右走在《五。一六聲明》旁。趙瑜手持電喇叭……因為隊伍太寬,圍觀市民甚眾,我們的行進速度頗慢。有時前方完全堵死,要靠糾察奮力開道;有時中外記者沖進來,對《五。一六聲明》和隊伍前列拍照;有時候在路邊的某單位連人帶旗呼啦啦擠開糾察隊,扑入大隊……此時,絕食已進入第三天。天安門廣場几無立足之地。原打算把隊伍在絕食圈外擺正,開個簡短的會,……事實上已絕無可能……只好原地坐下,宣布開會。首先宣讀《五。一六聲明》,手持擴音器先朝北念了一遍,南邊鼓噪吶喊,又朝南念了一遍。但人們仍叫喊听不清,再念!……在我的面前,竟出現了這樣感人的奇觀︰手執擴音器的人念一句,周圍凡能听清的上万人大聲复誦一句!這巨大的齊誦聲如大海的波濤一浪浪蕩往遠方……根据包遵信歷史學家的回憶,當然不存在什么"巨大的齊誦聲如大海……"的奇觀。其時的情景也頗為狼狽,最重要的是,即使坐在講話者附近的人加以轉述,人們也很難听清楚說了些什么。當時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一干人的周圍,并不是絕食學生。不過,好歹總算是將《五。一六聲明》象征性的發表了。
    
    2. 关于学生绝食问题,根据17个流亡学生“回顾与反思”如下一些摘录:
    
     沈彤:在五月五日、五月六日連續幾天裏面,各校代表出現的都是比較理性的代表,而且口才比較好,所以這個發展的情況比較好。我的自我感覺,對話代表團的會議和高聯比要有秩序得多,而且從來沒出現過領導層的問題,一直是我跟項小吉召集會議。因為我覺得北大的代表很弱,我自己也覺得我不能勝任對話代表這個職責,我衹是對組織工作感興趣,所以才到對話代表團的核心中間去,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就要求北大直選對話代表。但組織了二次都沒成功。同時因為我在籌委會的時候跟校方有一些接觸,就是接觸到北大團委以及一些青年教師,其中包括幾方面的人,趙紫陽的這批人,還有象吳稼祥、張炳九這些人,就是新權威的這批人。在一些人的促成下,包括團委系統的一些人,北大出現了一個所謂的智囊團,以九個在北大校園比較有名的青年教師組成的智囊團,一直在二十九樓,每天一到二次給我提一些建議。這個所謂智囊團的另外一個作用,就是跟所謂體制內的改革派接觸,希望在正式的公開對話之前有私下的預先接觸。當時的目標主要是閻明復,閻明復因為身體的關係,幾次
     
     封從德﹕北大籌委會的智囊團,你知道有幾個﹖我的印象是其中有一個是在理論信息部裏面,他們不願公開名字,這個智囊團是否和你曾經提到的有九個青年教師每天晚上在你們宿捨給你們提供建議的那個智囊團是同一個。
      
     沈彤﹕我提到的不是北大智囊團,是北大的給對話代表團的智囊團。但是當時熊焱在十二日晚上對我說他參加絕食了,要退出對話代表團,所以主要是我在張乃武和其他幾個人的按排之下跟這九個青年教師每天見面,這個情況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的。實際上這九個人說穿了是直接給我提建議的。他們因為這個活動有兩個人被捕了。
    
      寫《人民日報》歷史功過》的這位和他代表的一些知識分子早在四月二十四日就提出過具體的、有計劃的運動形式,最激烈的就是絕食,而且提出一系列的具體方案。
    
     另外一個關於絕食的,就是四月二十九日開希和王丹個人在香格裏拉的記者招待會之後,幾家大的新聞社,主要是英國、加拿大一些新聞社的一些記者和我直接提出來,應該要利用五月十五日戈爾巴喬夫的來訪,采取一些比較激烈的行動,因為當時將會有將近三千的外國大記者在北京。。。。。。。
    
     王超华:五月十一日下午有過北高聯一個常委會,在這個會上,馬少方和梁二發生激烈的爭執,拍桌子紅臉。馬少方說,"上面已經說了,非常確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實際上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越大鬧越好。"。。。。。。
     我就到戴晴那兒去。戴晴她也很著急這事,她說﹕"我早就說過,四‧二七游行已經是你們能取得的最大勝利。再要鬧的話,一定會倒退二十年。"這是她反復說的。在五月四日到五月十二日之間,我們曾經鼓勵各校盡可能地請各個學者到本校去開講座。人大在八百人的大教室,遠志明、戴晴他們都去講過。戴晴上去就講"大學生是最偉大的。"所以我想請她去勸阻絕食。她當時就到處打電話,找人找不到,李佗他們當天晚上在起草五‧一六聲明。最後衹找到一個嚴家其,嚴家其不來。我非常驚訝。她說,"我在那兒等著,明明就是快跟嚴家其來了,可嚴家其不肯來,不肯來勸學生。"
    。。。。。。知識分子到廣場是我去請的。至少一半當時在場的知識分子都出到海外了,包括嚴家其、蘇煒他們都出來了,他們應該知道當時是什么情況。但是我很奇怪,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寫詳細的情況。我的一個最大的感觸就是知識分子和學生的體會相距太遠,他們覺得我們能夠爭取到第二天報紙的一個版面已經很好了,已經是天大的成功了。但是學生完全體會不到這樣一點進步對於中國的意義。學生這個情緒、這個要求,說實在我都體會不到,我都急得要死。我去他們那個會,我說,"情況非常急。閻明復已經講了,現在球已經到了學生手裏,完全是看學生怎么表態了"。接著這些人就都一個個眼淚汪汪的,有人說"曉康,你馬上起草。"嚴家其一直在那不說話。最後戴晴說﹕"家其,你也說話啊。""我不明白,現在咱們為什么要勸學生,現在要勸應該勸政府。"我說﹕"好,你要勸得動政府那好啊。"因為所有的人一個本能的感覺是覺得對這共產黨是沒有辦法的,所以主要重點應該是勸學生。這嚴家其是第一個說要勸政府的。我對嚴家其的印象太深了。
    
    3. 关于三所一会的“五一六”声明,和知识界的“五一七”宣言
    (1) 5月16日黄昏,赵紫阳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电视直播的机会,公开了老邓还是中共大掌柜的秘密后,当晚,赵的智囊陈一諮立即召开了“三所一会”的会议,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六”声明,但是实际上的操作早在5月12日的“红廟会议”上决定了,请参看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记述包遵信的回忆:
     包遵信在回憶錄《未完成的涅》中,是這樣描述的︰
      “八九民運”中,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体投入這場運動,是以五月十五日知識界的大游行和《五一六宣言》的發表為標志的。這兩件事,都是五月十二日晚上一個會上商定的。据說,開始是五月九日,鄭義覺得白天新聞界的游行"代表面太小,應該有更多的人投入"。因此籌組了五月十二日的會議。五月十二日,接到通知者先是在北京東郊的團結湖公園西門集合,然后到紅廟的一家旅館開會。到會者有包遵信。劉再复。蘇曉康。蘇煒。李陀。趙瑜。鄭義。徐剛。夏駿。遠志明。陳宣良。王魯湘。謝選駿等四○多人。會議開始,由蘇曉康介紹了組織者的設想,請眾人考慮知識界下一步的行動,然后由鄭義宣讀起草的一份文告〔就是后來的《五。一六聲明》初稿〕。大家對此議論了近一個小時,然后又討論了五月十五日知識界游行的問題。确定了聯系方式,集合時間。地點,參加者的裝備,以及游行的組織者︰趙瑜。徐星。最后,人們在起草的文告上簽字散會。
      紅廟會議以后,蘇曉康,鄭義帶文告征求嚴家其意見,嚴將其定名為《五。一六聲明》。其他人分頭聯絡教育,科研,文化,新聞單位人士。新聞界對話組織者為保持自身的運作軌道,拒絕了邀請。
    
     在五月十五日游行開始以前,這次游行的組織者們确曾怀疑過它是否能成為事實。許多人聞訊后,抱著"看一看"的心理前往复興門。包遵信等曾估計,最理想的能有近百人參加,最少能有几十人。据鄭義回憶,他和趙瑜也私下決定,就是有几十人也要堅持游完。加之包遵信,蘇曉康,劉再复,蘇煒,李陀都參加了十四日的斡旋,他們甚至臨時發出了取消游行的決定。但是,他們沒想到,在他們的准備過程中,學生突然宣布的絕食和戈爾巴喬夫的來華日期,正好從另一個方面對知識界進行了強有力的發動。當這一天下午他們來到复興門,面對人山人海鋪滿望不到頭的复興門外大街時,連"總指揮"們都迷惑了。而這,僅僅是后來那個越滾越大的"雪球"的最初那個"核"罷了!
      下午二時三○分,在由北大制作的"中國知識界"的巨大方幅引導下,知識界的游行隊伍從复興門立交橋出發經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行進,隊伍前列的知識界人士,均頭扎布條,肩披授帶,上書各自的主要作品和姓名。在方幅的前面,是抄寫在白布上的《五。一六聲明》要點。隊伍起初是二○人一排,兩旁有各界青年自動組織的糾察隊,前端是由知名人士。北大拉出的隊伍和各方組織。發起者組成的混合編隊,然后才是各單位的隊伍。參加游行的有來自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六○多個單位的教授。講師。研究人員。博士。碩士生和職工。有的打出了單位的旗幟。
      鄭義帶有文學色彩的描繪,給我們留下了當時的場景︰
      隊伍在觀瞻上超過了以往的每次游行,占据半條長安街,緩緩向前推進,极壯觀。我和趙瑜一左一右走在《五。一六聲明》旁。趙瑜手持電喇叭……因為隊伍太寬,圍觀市民甚眾,我們的行進速度頗慢。有時前方完全堵死,要靠糾察奮力開道;有時中外記者沖進來,對《五。一六聲明》和隊伍前列拍照;有時候在路邊的某單位連人帶旗呼啦啦擠開糾察隊,扑入大隊……此時,絕食已進入第三天。天安門廣場几無立足之地。原打算把隊伍在絕食圈外擺正,開個簡短的會,……事實上已絕無可能……只好原地坐下,宣布開會。首先宣讀《五。一六聲明》,手持擴音器先朝北念了一遍,南邊鼓噪吶喊,又朝南念了一遍。但人們仍叫喊听不清,再念!……在我的面前,竟出現了這樣感人的奇觀︰手執擴音器的人念一句,周圍凡能听清的上万人大聲复誦一句!這巨大的齊誦聲如大海的波濤一浪浪蕩往遠方……根据包遵信歷史學家的回憶,當然不存在什么"巨大的齊誦聲如大海……"的奇觀。其時的情景也頗為狼狽,最重要的是,即使坐在講話者附近的人加以轉述,人們也很難听清楚說了些什么。當時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一干人的周圍,并不是絕食學生。不過,好歹總算是將《五。一六聲明》象征性的發表了。
    
    (2)关于知识界的“五一七”宣言
     当“五一五知识界大游行”正式介入学生运动,加上“五一六声明”出台之后,整个广场上的舆论导向,矛头已经是明确地直指“倒邓保赵”上走了,于是接着知识界在5月17日又立即发表如下的“五一七宣言”:
      從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時起,三千余名同學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到現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學暈倒。這是我們祖國歷史上空前悲壯的事件。同學們要求否定人民日報四月二六日社論,要求現場直播和政府對話。面對我們祖國儿女一個又一個倒下去,同學們的正義要求遲遲得不到理睬,這就是絕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現在,我們祖國的問題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面前,這就是,由于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這樣一個不負責任和喪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國的政府,而是在一個獨裁者權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滅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個獨裁者說話,四月二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斗爭后,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布,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斗爭已取得偉大胜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布,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后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讓我們高呼絕食斗爭的偉大胜利!非暴力抗議精神万歲!
      打倒個人獨裁!獨裁者沒有好下場!
      推倒四。二六社論!
     老人政治必須結束!
      獨裁者必須辭職!
      大學生万歲!人民万歲!民主万歲!自由万歲!
    
    根据17个流亡学生“回顾与反思”中张伯笠的如下回忆摘录:
    
     還有一個遺漏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對我們絕食影響非常大,嚴家其、包遵信、李洪林、于浩成,在十六日晚上到了廣播站,當時就我和郭海峰在,我們兩人接待的。當時嚴家其說"鄧小平辭職了,學生們你們非常偉大﹗"。(封從德插﹕是他親口說的嗎﹖)親口說的。我們就感到非常振奮。說鄧小平他媽辭啦,這趙紫陽就勝了。當時是我和郭海峰在,郭海峰從監獄裏出來我們可以核實這個問題。當時我就說﹕"嚴先生,您這個消息準確不準確﹖",他說絕對準確。這在當時帶來了判斷性的失誤,對我以後在絕食團的所做所為影響很大。
      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五一七宣言的問題。五一六聲明發表完了後,五一七嚴家其把宣言送到廣場,當時我、趙瑜、鄭義都在,讓我們簽字。趙瑜跟韓志紅他們就簽了字,但是我說我要看原件。為什么﹖五一六聲明完了,又出來五一七宣言,究竟有多大的意義﹖原件拿來後我一看,說我不能簽名。為什么呢﹖上面提到了打倒獨裁者。當時我就拒絕簽字,我說這個五一七宣言不代表全體知識分子的觀點。我們剛發表五一六聲明,那是代表知識分子觀點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趙紫陽到廣場那天的事情。我跟李錄,還有鄭旭光當時在。我們趕緊跑到車子那邊,可是他已經走了。很失望。走了以後,一個學生送給我們一個稿子,然後被搶丟了,以後通過回憶,然後寫的。我和鄭義就趕緊開始起草。起草的時候寫出了一個口號"鄧,李,楊反革命集團,發動了反革命政變,推翻了趙紫陽總書記。"是五月二十日的上午。"這個在廣播車上絕對有,這個原稿現在還在。我就補充這個重要事實。
    
    3.关于陈一諮召集的三所一会在5月19日下午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
     实际上赵紫阳下台的命运在5月16日晚就已经确定了,他在19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上的举动,只不过是向世人显示他与老邓和政治局公开翻脸,这也注定了赵紫阳在六四后的下场。根据陈小雅“八九民运史”记述:
    
     十九日上午,就在北京市委召集處以上干部會議統一思想之前,中國經濟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召集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部分負責人,以及体改所正處級以上干部會議,通報了趙紫陽當前的情況和關于戒嚴的絕密消息,并決定就當前形勢公開表示自己的態度。 。。。。。
     五月十九日會議的成果,是以"三所一會"的名義,發表了《關于時局的六點聲明》,該聲明的全文是︰
      關于時局的六點聲明
      一。這次以大學生為先鋒。絕大多數社會階層廣泛參加的愛國民主運動,譜寫了中國民主運動史上最輝煌的篇章。
      二。事態演變到今天這樣的嚴重地步,完全是由于党和政府在決策上的失誤和拖延所致。
      三。建國以來,党和政府的高層領導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脫离人民,違背良知,与人民群眾的意愿直接對立。其原因在于傳統政治体制不能按法制軌道運行,沒有政治公開性,形成了只關心上層權力斗爭,不以民族利益和國家前途為重的局面。
      四。目前事態還在惡化。堅持已有的失誤而繼續失誤,以至采取极端舉動〔如軍管〕,將會導致真正的動亂,甚至造成民族分裂。這种黑暗的前景是經歷過十年文化革命的中國人民所無法接受的。
      五。為此,
      我們呼吁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由全國人民共同做出判斷和選擇;
    
      我們呼吁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行使憲法賦予的最高權力,進行干預;
      我們呼吁立即召開中國共產党特別代表大會,對政治局最近一段時期的工作進行審議;
      我們呼吁各界聲援活動務必保持理智和秩序,珍惜這次學生運動已經取得的成果;
      我們呼吁各階層人民組織起來,協助大學生做好維持秩序和后勤服務工作;
      我們呼吁絕食人員多多保重身体,爭取盡快結束絕食,你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祖國需要你們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取得新的胜利!
      六。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
      中國經濟体制改革研究所
      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
      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
      北京青年經濟學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下午四時(封按:已知戒嚴)
    
     如果上述的记载是确实的话,老七认为,赵紫阳的幕僚与智囊们像陈一諮,严家琪等人物肯定是对学生领袖核心人物,不停地进行了许许多多的指引教导,出谋划策,当然其目的就是希望把学生运动引向他们所希望看见的局面,当然他们这些目标也确实达到了不少;
    
    五. 6月3日晚部队执行戒严令开枪镇压之前
     1.老七记得,根据柴玲逃出海外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公开讲过的(大意,1993年胡平也曾经向我证实他也记得有这么回事):本来广场上的学生已经决定在6月3日傍晚撤离的,可在傍晚时有人向我转达了赵紫阳的话,赵的意思是,希望学生坚持到天亮,只要坚持到天亮,事情就有希望。于是我们就不撤了。。。。。。”;如果柴玲所说的是事实,那么这个“传话人”必定是具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确实是柴玲坚信其是赵紫阳身边的人;第二确实是柴玲已经认识了的而且熟悉的人;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传话人”? 得靠柴玲是否愿意说了,真有其人的话, 那此厮可谓够“心狠手辣”的呀!
     2.6月3日晚上10时正,“民主大学”开学典礼在天安门正式举行,校长张伯笠致开幕词后,名誉校长严家琪亲临并发表了长篇演说,他其中一句是"用鲜血和生命铺平通往民主的道路”, 此话给那些尚不知道军队立即就要强行执行戒严命令的“民主大学学生们”留下了极其不详的阴影,而且在严家琪演讲刚结束,镇压的枪声就响起来了!
    
     3.根据“民主大学校长”张伯笠的回忆(在天安门上的广播站与指挥车那里):當時有一個重要人物,一直在廣播車。他也告訴我關於戒嚴的問題。當時的復食就針對戒嚴,讓你沒有借口戒嚴。當時有幾個知識分子在身邊就給我們充當秘書,反正你要起草什么,立刻就給你拿出來。我覺得這些知識分子始終是不圖名不圖利,一直在那兒,連一個通告都要由他們來寫。當時我們的復食宣言中有重要的一條是說﹕十九日凌晨趙紫陽總書記到廣場看望了同學。我們的復食表面上沒有針對戒嚴,因為我們假裝不知道戒嚴,但是我們復食是跟趙紫陽到廣場上來有關係。
    
    
    老七所引用的都是当年一些参与者的回忆或者不全面的记述,只能是这部分参与者从个人的角度,观点立场上反映出来的讯息而已,即使是其本人最客观的记述,也只能是反映出部分的真相,当然更不等于就是确确实实的“全部真相”。老七根据这些当事人的部分记述,来谈及个人的看法,说到底,正如丁子霖所说的:“难属要求的是全部真相”, 在20年后的今天,老七始终认为,六四血案,留给有思想的中国人,无论想为六四翻血案翻案的也好,为六四血案推卸责任的也罢,以及只为讨回一个公道的各种人等,都远远还没有到划上一个句号的时候呢!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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