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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和平:贵阳“六四”亲历(上)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17日 转载)
     我们是怎样参与“八九民运”的?
    
     贵阳“八九”发生哪些大事? (博讯 boxun.com)

    
    谁是“六四”的最大获益者?
    
    怎样评价“八九”与“六四”?
    
    二十年来,还掩盖着“六四”的那些秘密?
    
    贵阳“六四”期间的三大案件,“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这个反革命组织大案,蒋帮特务大案,非法组织“沙龙联谊会”,究竟是什么组织?他们做了什么?当局是怎样处理这些案件的?
    
    贵阳的反革命在“六四”动乱期间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这个特务是受谁的领导?做了什么?
    
    关押期间,这个反革命交待出什么样罪行?
    
    这个特务究竟干了什么秘密工作?
    
    二十年前一桩反革命大案,特务大案,在贵州省民众之中,只有一些传说至今,神秘莫测,扑朔迷离,所知甚少。
    
    揭秘贵阳“六四”大案
    
    当事人将为你揭开这神秘的面纱。
    
    独特的经历,另类的思考;对“六四”的独特评议与另类的启示。
    
    「六四公案」分析:抓捕、审讯、交锋、从人间到地狱
    
    「经历感受」实录:巨变、神秘体验、从地狱到天堂
    
    「解读启示」终结阴谋、揭秘玄机、道莅天下
    
    1989.年9月18日《法制生活报》的报道:我省依法逮捕动乱中的三名反革命犯罪分子。
    
    本报讯:趁动乱之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杜和平、张鑫佩、夏春龙最近被依法逮捕。
    
    杜和平,贵阳市文化个体户。杜在北京发生动乱期间,积极筹办反动小报《醒狮》,并以“市民声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名义征集签名、组织游行、声援活动,并将自己负责打印的反动传单,在省政府礼堂进行散发。
    
    张鑫佩,贵州高原科学咨询公司经理。张积级参与动乱活动。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打着“声援学生,推进民主”的旗号,先后在金筑大学等地,召开秘密会议,策划成立“爱国民主联合会”,并规定该组织的斗争策略,活动方式等。
    
    9月7日,经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以反革命宣传煽动动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分别将杜和平、张鑫佩逮捕。
    
    夏春龙,织金县二中高中学生。夏在“美国之音”的反动宣传煽动动下,对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极为不满。6月6日,购买白纸,书写反动传单。次日早上,夏将传单带到学校,在全校学生做课间操时,将传单散发,其内容都是恶毒攻击党,攻击戒严部队,攻击平暴,号召学生起来罢课等。案发后,经毕节检察分院批准,9月8日以反革命宣传煸动罪将夏春龙逮捕。
    
    「手月点评」一个高中学生,对北京所谓“平息反革命暴乱”极为不满。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六四”大屠杀,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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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至 十九日期间,被告人陈友才、杜和平、李黔刚(另案处理)等人,书写“公民们,今日去春雷广场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的集会通知,张贴在次南门、河滨公园等 处。致使学生和其他人员数百人在春雷广场集会,并举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商人罢市”,等标语在市内和省政府院内游行,被告人陈友才在省政府 院内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讲,被告人杜和平在游行中散发传单。在传单中煽动“你们有什么顾虑还值得沉默吗?”“不如燃烧起人权的火焰”,造谣我党和政府拖延回避胡弄学生的对话要求,时间拖延越长,罪过越大。等等。极力地宣传煽动制造社会动乱。
    
    被告人杜和平,男,34岁,汉族,贵阳市人,初中文化,系经营书籍个体户,住本市文化路47号。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因成立非法组织被贵阳市公安局收审,同年九月十一日因反革命宣传煽动案经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由贵阳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以上摘自“起诉书”)
    
    一、选举/民主的春天
    
    民主的实践——非法组织“贵阳沙龙联谊会”的始末
    
    贵阳的民主运动,有着连绵不断的百年历史,探索富民强国与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仁人志士,代代相传………“文革”结束,“启蒙社”就率先于全国,发起了以民主墙为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自从“启蒙社”等等被打压之后,1986年诞生的“浪潮读书会”,就成为贵阳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社团。其具有承前继后的作用,即承前“启蒙社”,继后“贵阳沙龙联谊会”。
    
    八九年,我们有很多活动,除了“浪潮读书会”的常规活动,我们还在筹办“贵阳青年未来学会。”我们成立了各种社团与沙龙活动,思想文化与社会活动,开展的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很是热闹。
    
    我与陈西、李黔刚等朋友成立了“贵阳市沙龙联谊会”(下面有几十个沙龙)。我们三人撰写与编印了“沙龙报”。
    
    我与陈西,贵州大学的朋友一道筹办了“贵州省演讲与思辨会”,准备举行全省第一届擂台赛,参加组织活动的有贵大、贵州日报社、贵阳晚报、省市电视台等7家单位,活动用章都已经申请到,后来,在抄家时被公安收走。
    
    我们获得贵州省未来学会的秘书长张继泽的指导与支持,筹办“贵阳市青年未来学分会”。张进才被选举为会长。我被选举而担任分会秘书长。(这就是民主。)
    
    我与张林,陆依林,郭忠民成立了:“贵州省食品发酵研究所”。这是为发展经济的举措。我们与研究所的名义,承包了贵州大学讲师肖金和创办的贵阳食品厂。
    
    在此之前,我们还成功的办了几期“食用菌培训班。”
    
    郑天赐要我筹办“个体经济研究会。”郑天赐搞了一个“深圳国际推销研究所”。后来被国安认定是特务机构。
    
    我成功的创办了“贵阳文化心理咨询所”。
    
    我们“浪潮读书会”的特色与影响,是在思想交流与文化传播的层面,这使得贵阳这个充满商业色彩的城市,增加了一点人文气息。因此在全国也有一些影响,而增加了贵阳城市的色彩。
    
    每一个参与“浪潮读书会”的个人,主要是丰富了文化生活,提升了思想,拓宽了境界。多结交了一些高级趣味的朋友,为追求高品味的生活,奠定了基础。
    
    我们有一些主题活动,二十余年之后,还历历在目。举例如下:1、举办、观看与探讨电视片:“第三次浪潮”;与“河殇”。 2、北京著名作家马建,介绍他的徒步旅行与“西藏见闻”。我们为他募捐款。现在他定居英国。
    
    3、北大研究生来介绍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 4、探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5、北京诗人与贵阳诗人相会“浪潮读书会”,交流现代诗。
    
    6、金筑大学讲师邓洋光介绍“西蒙的经济学”。 7、诗人吴若海演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8、省电视台女诗人唐亚平介绍自己的诗歌创作。
    
    9、我介绍“哲学的演变”。……
    
    “浪潮读书会”每周举办一期。直到“六四”枪响,主要会员被逮捕而终结。计有三年。通过以上点点滴滴的介绍,可以窥视到“六四”前,那几年的思想文化的宽松、自由与活跃。我们的民主运动,只是活动之一。而集中到“八九民运”,有我们的特色,其经验,似乎没有重视而总结与思考。现我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民主实践;通过沙龙联谊会的换届选举与其他社团的选举,而认识与推广民主理念。
    
    二、自由参与;我们的种种活动,都是自发、自愿的参与。没有诱惑与强迫。
    
    三、雅俗共赏;大众化活动与精英思想共存。
    
    启示;民主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实行。其实就是两个词,“选举”与“自由”。
    
    民主与自由,是普世价值观。我们在“八九”期间,就通过实践体验而认识了民主与自由的意义。而在官方学者的宣传里,搞出了什么“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自由”。把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实行的理念,搞得复杂化了。这使我联想到文革的一句名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哈哈,这种荒唐逻辑,既然大行其道,成为喉舌的主旋律,还要拿来整成舆论导向。
    
    我们的“八九民运”,颇有声势。但并没有造成天下大乱。小乱都没有。我称之为“动而不乱”。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社会不动,就预兆是僵化与腐败。不准动,就是不发展,不改革。
    
    我的兴趣,主要精力与时间,是经营我们的心理咨询所,其合伙与参与者是徐庆元、张业强、郭忠民、杨文兴。
    
    我们成功建立的心理咨询所,这在当时,在贵州贵阳也是领先的,就是从全国的这个领域来说,也是走在前列的;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而关键是,我们还拥有开拓性与创新性的心理鉴定技术项目。我们兴趣盎然,信心百倍,看好前景。
    
    我们还在工人文化宫开展系列的心理学讲座。现场进行笔迹心理鉴定服务。在我家里,也成为我们心理咨询所的工作场所。我们手里,都有一些咨询个案。我们忙得不亦乐乎,对北京的学潮,缺乏关注。
    
    当北京学潮被当局成功的激化矛盾,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不可避免的关注乃至参与这场震惊中国震撼世界的学生运动了。
    
    二。声援/义无反顾「经历实录」
    
    5月13日北京的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
    
    有参加沙龙活动的一个学生,专门到我们的心理咨询所(也是我的家)说:“我们不能沉默了,必须赶快行动起来,声援北京的学生。”
    
    是的,关注社会的发展,是我们沙龙活动的一大主题,当面临大是大非的选择,我们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与态度,形势需要我们有所行为时,我们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怎样声援呢?
    
    我们商议之后,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开始撰写通告,书写“公民们,今日去春雷广场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的集会通知,我与徐庆元,叶南等人张贴在次南门、河滨公园等热闹的路口。
    
    此时,我开始进入兴奋状态,我对朋友们说:“这是伟大的历史时刻,如果我们错失时机而没有参与,我们会后悔的”。后来,我对“六四”反思与研究时,我发现,我们的参与,确实切入一个最佳时期。我的感觉是对的。我将另文分析与阐述。
    
    下午,我撰写一篇文章,找人打印。
    
    次日,我们在文化宫集合,致使学生和其他人员数百人在春雷广场集会,然后有人打出横标,开始游行。在游行过程中,我把传单散发了。我在传单中写道:“你们有什么顾虑还值得沉默吗?”“不如燃烧起人权的火焰”,我有些焦虑的认为:“党和政府拖延回避胡弄学生的对话要求,时间拖延越长,罪过越大”。我把这样的感觉与理解,也清晰的表达在传单里。而这些核心认识,被作为罪证,写在起诉书与判决书里。
    
    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表达了对当前这场学生运动的感觉与认识,何罪之有?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的感觉与理解是对的。“党和政府”确实是在“拖延回避胡弄学生的对话要求”。而且,“时间拖延越长,罪过越大”这句话,具有预言与警告的含义。
    
     “时间拖延越长,罪过越大”这句话,不幸而言中。
    
    为什么“党和政府”要拖延回避胡弄学生的对话要求呢?这是研究“六四”的重要课题之一。主要有三种答案;一、高层领导的权力之争,双方或一方,欲借学潮来达到己方的目的。二、高层领导者们,误判形势。三、高层领导者不称职。高素质的领导者,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素质越低,方法越少,使用暴力的概率就越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看到“党和政府拖延回避胡弄学生的对话要求”,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而且我们意识到,“时间拖延越长,罪过越大”,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已经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我们必须发声,呐喊,“你们有什么顾虑还值得沉默吗?”
    
    表明我们的态度,声援北京学生。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做的责任。同时,这也是我们的权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力,“不如燃烧起人权的火焰”。我们的人权意识,已经苏醒,我们要唤醒更多的同胞,才能“燃烧起人权的火焰”!
    
    我们不是搞什么“动乱”,我们是维护人权!
    
    “八九”是一场民主运动,也是一场维权运动。
    
    我们通过声援北京学生,点燃了人权之火。
    
    贵阳沸腾起来,游行队伍来来往往呼喊的口号,如狂风浪潮。
    
    我们沙龙联谊会每半月一次(4月15日)的常规集会,刚刚举行完新一届班子的换届选举。这是我们对民主社会的认识与实践。民主其实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实行。
    
    省《交通报》的编辑李黔刚当选为第二任会长,原省煤校的老师郭忠明与某一机关的会计李小奎为副会长,共7名常务理事,其中还有陈有才(陈西)、廖双元、刘香兰(女)与我。另外还有几十名理事。北京的事态动向,理所当然的引起了我们沙龙朋友们的关注,我们决定打破常规,改半月一次的聚会为随时碰头,随时关注事态的发展。
    
    此时的沙龙联谊会主要由新的一届领导班子负责,除了正付会长积极参与六四活动外,其他理事会员,与热心积极的参与者有:吴郁(省电力局机关的秘书)、胡平(曾宁、金筑大学的学生)、全林志(某学校英语老师)、曾实(重庆住贵阳记者站记者)、杨东宏(南明区劳动局的干部)、林江(贵阳中医学院的学生)、刘庭松(水电安装队负责人)、宋再明(同上)、陆军(贵阳酒厂某分厂厂长)、孙庭华、李传和、以及后来参加者张新佩(某公司经理)、徐国庆(某工艺装璜厂厂长)、王顺林(省党校老师)、胡康伟(省人大秘书处秘书)、省新华印刷厂的团委书记杨丽龙和贵阳钢厂的某团委书记、徐文川(某药厂经理)、徐庆元(贵阳心理咨询所笔迹心理鉴定师)等。
    
    几天来,我与朋友们集会频繁。我们畅所欲言,分析形势,预测未来;研究格局,出谋划策,建立小组、分工行动。可谓是积极参与,热情高涨,群策群力,众志成城。
    
    重要的是,这在群热激动的形势中,我们仍然有冷静的思考与理智的分析。
    
    我身临现场,感受民心与事态。在省政府的广场上,有游行、静坐、绝食、演讲的活动。在省政府的大礼堂里,学生要求政府领导出来对话。我们的眼睛看到,人山人海的汇集,犹如盛大的节日;耳朵听到,呼喊口号,似台风海啸。这犹如狂欢节。
    
    我注意到,人虽然多,场面虽大,但并不混乱。没有打砸抢,据说,有小偷的罢偷宣言。看来,小偷比执政者还有人性与更多的人情味。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是这样说的:“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我们还可以这样说:“权力使人丧失人性,绝对的权力,绝对丧失人性”。
    
    这些场景与传说,耐人寻味。这是动而不乱。官方宣传是“动乱”、“暴乱”等等,是睁眼说瞎话,是别有用心的谎言。
    
    动而不乱,是“八九民运”的重要特征。
    
    三。谋略/有勇有谋。
    
    群策群力,分析局势,指点江山,共谋发展。
    
    有一次,在我家的集会上,经过探讨,我们作出这样的预测:局势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民主进程得到突破;比如说,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北京没有开枪,改革派得到喘息而保存。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具体的说,允许民间办报,就是具体措施之一。那种形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能在什么?
    
    那时,媒体竞争将会很激烈。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为迎接这个局势的到来,我们现在就先做好准备,当在自由竞争很激烈的时候,我们就有抢占先手的优势,而有一席之地。
    
    我们讨论得兴高采烈。为了迎接这样竞争的来临,我们现在就办一份报。而且,有朋友提出了报纸的名称,就叫“醒狮”。
    
    我们准备的“醒狮报”,得以实现。这是比较好的结果。我们的构想是多么美好。
    
    另一种就是实行军管。这是最坏的结果。那么,秋后算账,很多人就会失去自由。我们为坐牢做了准备了吗?其实,估计很少有人真的想到坐牢,正如极大多数人不会相信人民解放军会真的开枪一样。
    
    因此,就有另外的一种准备,就是成立小组,秘密活动。既然是隐秘的活动,那就不是公开的,很多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的朋友们,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是否可以解密了?
    
    郭忠明是读书会的元老。他的思维敏捷,理解能力很强;他给很多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很有口才,富有表达能力;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口舌生花,道理一套又一套。我与他的交往比较多,我们一起卷入贵阳的“八九民运”与“六四”运动,他是核心人物之一,也是很多故事的主角之一。
    
    八九年初春的一天,郑天赐从广州回来,马上就见我,要我带他去找郭忠明。到贵州大学找到他,我们一起回来,我就与他们分手了。审讯者透露:郑天赐与郭忠明有秘密交谈与激烈的争论。为什么这个情况警方会知道呢?显然,另一个人在现场。
    
    我与他的一些理念与做法,不一样。这是彼此性格与身处的条件有差异。
    
    我知道,在“六四”活动期间,有香港来人找到他。因为是通过我而见到他的。
    
    后来,我还知道,他与吴郁、李传和、张伟组成了一个团队,自称是四人小组。他要求对外保密。
    
    我对他谈过“醒狮计划2”的构想,他立即的很敏锐的反应道:“那不是成搞政变了”。
    
    这个行动计划构想,我也对陈西谈过。但是,不知道陈西是怎样想的,他没有反应,不置可否。也可能是,他忙于与学生们接触,协调他们的活动。
    
    很少有朋友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大胆的行动方案,即“醒狮计划2”。以后,我会着详细介绍。
    
    这场历史事件,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我认为,那就是纯朴的学生们,确实被人利用,但利用者并不是什么海外敌对势力,不是什么社会上长胡子的人,而是执政者们高层的权力之争。极左,反改革的一方,故意激化矛盾,最终以此导致赵紫阳改革派的下台。
    
    为了这场权力之争,让中华民族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走向文明,实现宪政体制,这样的悲剧,就有可能重演。
    
    众所周知,中国人非常的不幸,“六四”枪响,打断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坦克碾碎了现代社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还没有到秋后,专制就来算账了。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很多人就从人间走入地狱。
    作者:杜和平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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