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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学生领袖王超华:海外民运的前景(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10日 转载)
    
    来源:BBC中文网
     "六四"过去了20年。当年参加民运的人现在有许多旅居西方,他们中的一些仍在坚持为中国争取民主。
    
    那么,这些人是否能对今天中国的实现起真正的影响呢?
    
    BBC中文网记者嵇伟采访了"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现居美国的王超华。
    
    问:一些学者和评论人士对1989年5月13日之后包括绝食在内的学生行动提出批评,认为在各方劝说后,尤其在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出面劝他们退出广场后,仍然坚持不退,造成僵持局面,最后导致"六四"惨案,甚至影响中国的改革大局。您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这样的批评怎么看?
    
    王超华:89民运的参加者在"六四"后都不得不反思,从一些反思中可以发现,大多有真切的认识。几年前《华夏文摘》的网页上有一篇文章说,"六四"时学生们和中共当局间最关键的冲突是新闻自由。
    
六四学生领袖王超华:海外民运的前景(图)

    
    现居美国的六四学生领袖王超华
    
    我们虽然不能回国,对国内的实际情况缺少实际的切身体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海外有可能放眼世界,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中国,以及中国的发展与国际发展的共通之处。
    
    所以实际上学生的要求很简单,一个是学运不是动乱,这是针对4·26社论的,第二个是学生和当局的对话要直播,这是对中共控制下的新闻媒体的不信任,但这是共产党绝不会退让的一条,所以才造成了最后的冲突。
    
    中国当局最害怕的是言论自由和新闻公开。直到今天,任何地方发生什么事件,冲突的最大焦点仍然会是如何控制事实的传布。
    
    因此我觉得当年学生是否从广场上撤出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学生的要求触到了中共当局的痛处。
    
    至于说到赵紫阳出面,他到广场去劝说的时候,已经是中共当局决定镇压之后了。他在广场上的谈话,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抗议的学生、抗议的民众的交流,不如说是一种失败者的真情流露。
    
    也正是因为这个,赵紫阳才赢得了许多广场外电视观众的同情。赵紫阳始终没有认识到,他所在的共产党已经成为了人民的对立面,他必须脱离这个党,才可能站在人民一边。他采取的最坚决的行动,不过是接受了他自己的个人牺牲。
    
    问:20年过去了,在中国国内,现在除了极少数为民主奋争的人之外,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就不提"六四"了。而在国际上,甚至连当年对中共镇压学运义愤填膺的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在最近访问中国时,也把中国真正存在的人权问题淡化为气候变化问题。一些人认为,历史在发展,过去的事件应该不再提,和解为上。您对这种现实和这一观点的态度是什么?
    
    王超华:我对这种现实的看法是,政治和政治家们从来就有他们的现实考虑。但89年在北京发生的事,体现的是一种人民发自内心的要求民主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因为现实的某些利益就能被抹杀的。
    
    如果由于现实的考虑而全体遗忘了历史,那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悲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多少人忘记了,我相信仍然有人记着,保留着追求一个更公平合理社会的理想。
    
    至于说西方国家在跟中国交涉的时候,他们当然会有对今天世界局势的具体的政治考量,他们不愿和一个力量强大的中国发生正面冲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的政治考量,尤其是西方政治家的政治考量,不应该成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标准。
    
    
    
    
     我们在"六四"时就有一个明确的意识,那就是中国的民主必须从内部发生发展,不能只看着西方,寻求外部的支持。把外部支持看作是中国民主的关键,这是完全错误的。
    
    问:对于戴晴等提出的用南非式和解模式来解决"六四",作为当年的直接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您怎么认为?
    
    王超华:提到南非式和解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和解"只是这个模式中的关键词之一,另一个关键词是"真相"。没有真相的和解只能是谎言。
    
    凡是已经发生和存在的事件上的和解,首要前提是真相能够公之于众。但是在今天中国的任何地方,只要一个事件发生,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捂盖子,不仅阻止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传播事实,还对当事人和家属施加各种压力。在这样基础上的和解是不平等的。
    
    但是在虽然存在社会矛盾、但还没有发生既成冲突事件的地方,我赞同国内许多学者提出的观点,矛盾的双方不要用敌对的态度来对待对方,应该尽量用相互谅解的态度,建立一种更宽容的社会气氛。
    
    问:当年参加"六四"的人中有许多旅居西方国家,他们现在仍然在坚持为中国争取民主的活动,但是为什么经常在内部出现较大的分歧,对整个中国的海外民运带来不太好的影响呢?
    
    王超华:认为中国海外民运应该有一个一致的声音,应该是很团结很一致,这是一种误解。政治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是充满矛盾的。
    
    海外民运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没有自己的民众基础。中国海外民运最大的贡献就是保留民主的火种,在海外自由的环境中坚持探索坚持思考,为民众提供保存的记忆,反抗遗忘。
    
    即使中国国内有朝一日民主化了,仍然可能在内部发生很大的分歧,就像海外民运一样。多分歧是民主化政治的一个正常现象,如果象文革时那样追求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才最容易引向暴政。
    
    问:许多在海外坚持搞民运的中国人都已经离开祖国十多、二十年,中国政府至今不准他们回国,这就导致他们无法亲眼看到和亲身体会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所以在您看来,海外的中国民运应该向哪方面努力,才能对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起重要影响呢?
    
    王超华:我认为首先是为中国民运保持记忆,不要再重蹈以往的覆辙。就像方励之说的,文革的异端思潮不知道57年和60年代的异端思潮,民主墙时代的人又不清楚文革初期的异端思潮,而到了89民运,又不了解民主墙的事情。而我们在海外可以帮助中华民族保留一个持续性的记忆。
    
    其次,我们虽然不能回国,对国内的实际情况缺少实际的切身体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海外有可能放眼世界,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中国,以及中国的发展与国际发展的共通之处。
    
    比如把六四镇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拉丁美洲及东南亚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军事统治下的经济起飞相比,恐怕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拉美到1990年代逐渐民主化,东南亚到本世纪初逐渐民主化的这种方向,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下去的话,也会越来越激化社会内部各个利益阶层不同的矛盾冲突,造成越来越多难以解决的困境,这样社会各阶层要求民主的意愿也有可能更强。
    
    那么海外民运就可能为国内的那些目光只集中在中国问题上的人,提供一些全方位的世界视角。这是在全球化形势下我们必须做的。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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