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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伟:我为爱国学生一辩,究竟是谁不妥協?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04日 转载)
    
     ------与铁流先生商榷
     严家伟 (博讯 boxun.com)

    
    读了铁流先生的《二十年,逝不了的记忆》(见09年5月23日《观察》以下简称“记忆”)一文后,首先为我几十年的“右派”文友铁流先生在“六.四”二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发表回忆性文章感到高兴。中国近代史上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的确需要更多当时的知情人和亲历者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作用是任何卫星拍摄的照片都无法代替的。
    
    铁流先生近年来,因主办《往事微痕》民刊,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反右”运动史料而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此次他在“记忆”一文中,以当年记者的目光,记实的笔融,概述了1989年6月3日午夜至4日晨他所见到的军队开枪、坦克碾人、学子无辜丧命,市民见义勇为,直至义愤填膺……等一系列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镜头”,同样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因此,我要为铁流的勇气叫好,向铁流先生表示钦佩与祝贺!
    
    不过铁流先生在“记忆”一文中,有的论述却使我感到失望和无法苟同。无论作为今日的读者或是当年的“右派”难友,我都感到有责任和义务向铁流先生诚恳地提出,既就教于铁流先生,亦请读者、编者、方家指正!
    
    铁流先生写道:我认为“6.4”问题要想得到公正解决,首先各方都要认真地进行反思。政府反思:为什么动用数十万军队向学生市民开枪?当事者反思:为什么在争取民主自由中不讲妥协?一个劲的往刀上碰就是“革命”么?我反对用“人血呼唤民主”的奇谈怪论。不然何至有“鱼蚌相争,渔人得利”的结局。
    
    铁流先生这段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手法,看似“公正”的立论,完全混淆了是非黑白。首先必须肯定,1989年学生的民主诉求,是一场自发的、真正的爱国民主运动。我之所以要在爱国一词前加以“真正”二字,是因为那时的“爱国”一词,和今天官方媒体、帮闲文人,以及等而下之的愤青之流所谓的“爱国”(实则是爱执政党、权势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是爱人民,爱弱势百姓。痛恨当时刚刚生根发芽“破土而出”的、以“官批、官倒”为代表的贪腐现象。所以学生仅仅是要求反贪反腐,根本未向中共提出诸如全民普选,实行民主宪政一类的主张。我不是说这类主张不应提,而是学生根本就没提。对执政党,要求很低,根本没有挑战中共未经民意授权的统治。正如鲁迅说的,焦大先生骂贾府“并非要打倒贾府,到是要贾府好”(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而且当年学生的要求,只是如鲁迅调侃的那样:“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同上)。学生的这点要求,不仅完全是爱国的(爱民众之国,而非党国)而且非常理性、,几乎低调到了可怜兮兮的程度。
    
    然而,当时我们亲爱的党,是如何回应学生这一完全正义合理的要求的呢?请看“我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著名的、一时震惊全国的4月26日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请看,是谁对学生完全正当合理的“反对官批、官倒”反贪腐的要求,毫无让步妥協之心,唯有“硬过三关”之意。一切置学生于死地的诛语都用上了,“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棍帽齐飞,杀气腾腾,恐怕就只差“反革命”三个字没有“出口成章”了。已是十足的“敌我矛盾”,这除了镇压,还有妥协的余地吗?因此可以说,当时搞这个4.26社论是党内以陈云、王震、邓力群一帮子死抱着既得利益和毛教条不放的朽翁老人帮极左份子,趁党总书记赵紫阳访北韩之机,假借中央名义抛了出来。其目的就是要有意激怒学生,就是要用毛“引蛇出洞”的故伎,用毛的话来说,就是要让“阶级敌人跳出来充分表演”。越把你这些学生嫩娃娃激得大怒,他们才好找机会“师出有名”痛下杀手。
    
    而在后来,学生的主要要求也就是要官方否定撤消这个堪与当年“反右”时老毛御笔撰写的《这是为什么》的“六.八”社论相“媲美”的“四.二六”社论。学生就是这么一点要求,其他并未要求“道歉、索赔”(我并无意贬低、否定道歉,索赔之类的正当要求),可是一贯以“伟光正”自居的小平同志也好,李鹏先生也好,谁表现出了半点政治家的气量与风度。有的只是僵硬再僵硬,顽固加顽固,这能去指责学生(铁流先生巧妙地用了个“当事者”一词)不愿妥協吗?无理而又一点不肯退让的是官方。“妥协”必须是各退一步,无理一方半步不退,那就只能叫有理的一方“检讨、认罪”,像当年我们这些“右派”、“反革命”那样,这叫“妥协”吗?当年“反右”时或被捕后,铁流先生和我都和人家这样“妥协”过,又检讨,又认罪,结果怎么样?不是最后还是“碰在刀上”了吗?“4.26”社论,就是57年《这是为什么》社论的克隆版。“刀”,仍然是那把“刀”,鲜血淋淋,锋利而凶狠,到了“秋后算账”时,当年怎么“砍”的“右派”,同样可以用来“砍”搞“动乱”的学生。别人连“刀”都不愿放下,博闻疆记的铁流先生难道会不明白,还用得着尔等来“碰”吗?当年的学生不像今天的那些80后,90后,已被党文化和拜金铜臭,犬儒主义彻底洗了脑,只关心找钱发财,吃喝玩乐,自我阉割了灵魂的“聪明人”。因此他们不愿跪下“认罪”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正如别人没有理由骂我们“右派”当年不该“鸣放”一样,我们没有理由妄指学生“不妥协”。
    
    至于铁流先生所谓的:我反对用“人血呼唤民主”的奇谈怪论,不然何至有“鱼蚌相争,渔人得利”的结局。------此言真叫人听了觉得匪夷所思。所谓“人血呼唤民主”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断章取义歪曲学生领袖柴玲的一段内心独白和对
    政府的警告。人家的原话是:“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 睛,(哭)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正如吴庸先生在《支持柴玲》一文中正确指出的那样:“這是一段內心獨白,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孩子面對著復雜局面所能想到的最真摯的回應。我揣摩著這段話的含義,思索著它的答 案的真實性,不由得被它說服,我以為這位天安门廣場總指揮、23歲的女研究生說出了一個實實在在的道理。專制者對民眾的暴虐屠戮是必然的,民眾只能從被屠戮的血泊中認清專制者的罪惡,從麻木中驚醒……”。说得多么好啊!可是有人却把专制者对觉悟民众必然会有的镇压,(就象当年镇压“右派”)说成是你“一个劲的往刀上碰”,言下之意,你早点检讨、认罪不就行了吗?铁流先生,真不愧是个聪明人。
    
    至于所谓“鱼蚌相争,渔人得利”完全是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民众要求肃贪惩腐,是正当的诉求与维权,不是与谁争利。也不存在什么站在一旁的“渔人”。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人“得利”的活,6.4一开枪,贪官污吏,奸商骗子,莫不弹冠相庆。从此腐败之门大开,势如浊浪排空,益发不可收拾。当年的“官批,官倒”如果比之于肝炎、结核,闹到今日,贪腐已势成癌症、艾滋了。这难道能叫“渔人得利”吗?
    
    说句题外话,我与铁流先生多年相交,忝列知末。故早知铁流对89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素有微词。正如他“记忆”一文中所说,他当时就可利用老板的权力,不许其员工去天安门。事后诸葛亮可以说你是为了保护员工,实则当时就是不支持,不赞同学生的行动。甚至(恕我冒昧说一句)认为学生妨碍了他正热衷的发财梦。去年我在成都与几位当年的“右派”朋友喝茶。其中朱国干与曾伯炎二位“右友”,对铁流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称,“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关键是“反右”问题,六.四算个什么“?他们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而朱国干先生知我要去北京铁流家作客。请我务必将此意见转告铁流。并请我在北京见到另一位在国内、外都深负重望的学者时,也务必谈一下这个问题。后来这两件事我都给人家办到了的,算是“不辱使命”吧。那位学者同意我的观点。而铁流则固执其见。
    
    至于铁流先生在“记忆”一文中称:“‘6.4’事件的利与弊,它到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是加速了国家民主的进程还是滞后了国家民主的进程?那些政治人物,上至邓小平、赵紫阳、李鹏以及鲍彤、陈一咨和学生领袖们,功与过,罪与错,是与非应怎么评说?不能用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什么叫“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铁流先生语焉不详,我不敢妄测。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铁流先生,1989年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必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而永垂青史。学生没错,开枪有罪。不仅如此,这场伟大的运动,对全世界也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两年后的苏联崩潰和东欧的解放就是最好的明证。正如当代作家舒心和孔捷生所指出的那样:
    
    “歷史沒有終結,記憶還在燃烧”。
    
    “89民運改變了世界,傳遞火種的前驅卻倒在血泊之中。這是中國人最輝煌的記錄,亦系最恥辱的一頁”。------仅借此言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2009年5月24日完稿
     (2009年6月4日首发《民主中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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