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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少黄光裕在“潜伏”?/张小平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22日 转载)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009是一个充满寓意性的年份:改革开放后30周年,共和国创建6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洋务运动14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大的节点上,尽管面临着种种挑战,然而,没有人怀疑这样一个经济大国正一点一点显示出它的面目——不动声色却又蓄满力量。 (博讯 boxun.com)

     正值五四前后,一部讲抗日到解放战争时期隐蔽战线故事的电视剧《潜伏》正在热播,而一本由张小平先生所著的《首富真相——黄光裕家族的财富路径》也正在热卖。
     这几个不同时期的述事,看似毫不相干,在我看来,却是一条时空链上的紧密相扣的几个环节。
    
     “五四”这个词,在中国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它在大陆成了青年节、在台湾成了艺术节。不管怎么演变,甚至将它简化得只有两个字:爱国,也无法脱离历史的维度。
     1919年5月4日,这天所发生的事情永远值得铭记——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游行示威,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经过学生们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游行示威取得了累累硕果。北洋军阀迫于压力,不仅按照学生“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要求,惩办了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最后还顺从民意,拒签了《巴黎和约》。
     或许“五四”只是一个爆发点,它与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密不可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近80年间,救国救亡运动一直都没有间断过。李鸿章的 “洋务运动”到后来的“公书上车”都是仰仗着皇权的自我觉醒似的改革,而直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才开始涉及制度缺失这个问题。尽管“共和”最终被袁世凯窃取,并有严复、杨度以“君主立宪”为之背书。但是,傅国涌先生在《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一文中说:当时,“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资本,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从1915到1925这10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对国家和故土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 抵制家乐福”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头像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关了报馆可以再开,这在法律上没有限制。”
     然而,五四举起“民主”、“科学”两面旗帜,却忽视最重要的“法制”。这可能是中国的传统习惯——从孔子、墨子到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都热宗于从思想、道德层面阐述各自当下的问题,很少去追问制度上的根本欠缺。这是之所以今天的我们,只记得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所关注的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而常常忽略了《太平洋》这种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的政论性杂志。任何思想问题的阐述描写,即使再迷人、再好,倘若离开了基本人性,便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虽然它与制度一样抑制或张扬人性、保障人权的共同进步,但是,人的思想总会存在着不确定性,它的可塑性和可变性的隙缝太大了。而制度则是以法律、执法、监督为基础,规范人的行为。不管你想什么,我们要看的是:你做了什么,是不是影响到了他人的利益?或者说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比如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它一视同仁,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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