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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分化和大城市的死与生/王子鹏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5日 转载)
    
    巴黎,这座古老与现代完美结合的艺术之都,又多了一个标志性建筑——一道横亘在富人区与穷人区之间的高大城墙。在城墙的一方,是我们熟悉的有着卢浮宫和玫瑰线的巴黎;而在另一方,则充斥着暴力、毒品和犯罪,那里又被称作“13街区”。
     幸好,这件巴黎城建史上的大事只发生在吕克·贝松监制的电影里。这部去年拍摄的电影被译为《暴力街区》,在电影里对穷人区的隔离发生在2010年。隔离城墙的修建,缘于这一区域暴力事件的增加,而政府在警力不够的情况下采用了这种对付传染病的方法。影片描述的事件至今还没听说在哪个城市发生,但影片问世之后不久巴黎的“穷人区”发生了骚乱。可见制片人并不是在刻意制造耸人听闻的卖点,而是基于对现实和城市未来的担忧和恐惧。 (博讯 boxun.com)

    
    城市内部的“马太效应”
    
    一个城市群落的形成,除特定区域外,其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事件”;而一个街区文化的形成,则是经济、历史、权力、文化综合作用而成的结果。
    从理论上,任何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内都有工作、迁移、居住的自由和权利,但是真正实现自己的权利,经济状况仍然是基础的基础。选择自己心仪的居住地,首先要过开发商这一关,有了钱,才有选择居住环境的可能。钱越多,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大。因此,一个街区和街区文化形成的过程,也可看作是一个具有相同收入、形同兴趣的居民逐渐聚集的过程。当一个街区逐渐被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人“选择”了之后,“富人区”也就出现了,而那些被遗弃的街区则留给了尚不具有较大选择余力的“新移民”和“城市遗老”,等而下之者,往往被称作“穷人区”。
    在“富人区”,往往基础设施、文化氛围都比较好,而“穷人区”则不仅相反,而且基本都会伴随着治安状况的恶化。随着城市的发展,往往这两种区域之间的落差会越来越大,两种街区的文化也就越来越不能沟通,落后街区里的不安情绪也就越来越大,暴力事件也就随之增加。巴黎骚乱正是这种不安情绪扩大的结果,这种“ 城市马太效应”的极端就是《暴力街区》中描绘的黑帮完全控制街区,政府完全放弃,最终将之隔离。而当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的时候,这个城市无疑已经分裂解体,这种事实上的“城市脑死”也就预示着整个社会肌体的迅速腐败。
    
    无法避免的分化趋势
    
    任志强又挨骂了。这次挨骂有点冤。因为他只不过说了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那就是国内城市“富人区”的出现。
    在现代商业文明的发展推动之下,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具有相同钱包和兴趣的人有意无意情愿或者无奈地择邻而居,各种不同风格和发展水平的街区也就逐渐形成。这里既有富人扎堆的“别墅区”,也有艺术家汇集的“艺术村”,自然还有低收入者集中的“XX村”,这类村一般都习惯于以居住者的“产地”命名,古今中外,概莫能免。本人老家小县城东北角,因聚集大量县级领导的住宅而被称为“XX县的中南海”,这大概也属变异的一种。
    这种由于贫富差距导致的城市分化,是典型的大城市病的一种,城市越发展,这种现象越明显,对城市和社会的威胁也就越大。在中国,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时期,基尼系数也同时达到了警戒线,城市群落的分化也正处在一个微妙而又危险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时期,“富人区”与“穷人区”的分化已有端倪,但未成气候。健康积极的街区文化尚未形成,社区人际关系冷淡,矛盾多发,人们对“高尚社区”的向往有增无减。而作为开发商,正是看到了这一市场机遇,纷纷推出所谓“高档”、“高尚”的概念以吸引有钱人的眼球和钱袋。这就是任志强说的事实。
    作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开发商,这样做实也无可厚非。开发商不仅要建最好的房子,当然更要卖最贵的房子,尽可能挣更多的利润。非要把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担子让开发商扛起来,不仅是强人所难,甚至是根本找错了对象。实际上,有社会责任感的开发商和设计师并不是没有,但从世界范围内看,几乎所有“混搭”的模式都以失败告终。
    强扭的瓜不甜,不同习惯和喜好的人被“捆绑”在一起只能加剧社区的矛盾。何况,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意愿和权利。任志强们不过是顺应了市场的需求而已。
    但是,任志强挨骂也是必然的,因为骂得并非全无道理。“富人区”的出现,虽然不是坏事,但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你老任不仅是一个开发商,更是一个公众人物,说话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像诸如“房地产就该有暴利”、“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之类的话,从老任的嘴在公共场合说出来,实在是不合时宜,除了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公众对房地产开发商群体的不满情绪之外,纯属无益。
    
    隔离墙是最糟糕的选择
    
    但是,比任志强的“口无遮拦”更值得警惕的是正在加大的贫富差距。在这方面,需要承担起责任的是政府部门。
    我们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人口和地域大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展状况差距很大,同一地域不同城市之间差距也很大。不仅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很大,同一城市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不久前,国家发改委根据“全国城市居民综合社会调查”和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资料,认为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经徘徊在0.4左右,达到了合理值的上限。如果进行城乡对比,恐怕这一数字更加触目惊心。
    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社会危机,这一点无法回避。而保持社会公平乃是政府比发展经济更本位的职责,同时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阈值之内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应该说,在缓解矛盾更大的城乡不平衡上,政府正在积极运作。正在开始的“新农村”建设,和已经实施的免除农业税等等休养生息政策,都是深得民心之举。如果进行顺利,将又是一场帕累托改进式的农村改革。
    相比之下,城市的就业和居住等问题更加复杂。城市的发展引发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如何接纳和消化这些城市“新移民”,尤其是低收入的“新移民”,显然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以及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于是,类似“立法禁止低素质人员进京”、“向外地购房者征税”等等严重违背法治精神的提议才会有市场。这类想法,实际上反映了一部分城市居民和城市管理者的“原住民心态”,它将导致“原住民”与“新移民”,低收入者与富人之间不平衡和冲突。因此,如何从思想上认识其危害,进而建立起双方的沟通机制,才是建立和谐社区、和谐城市的必由之路。
    在硬件的建设上,一方面允许任志强们“为富人盖好房子”,另一方面也要对低收入者承担起应有的住房保障。同时,在规划中,既要在不同的群落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又要建立街区、社区间的过渡和缓冲。从建筑、规划的角度建立“富人区”与 “非富人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以缓解不同群落的心理落差,避免矛盾的集中和爆发。
    从这个意义上讲,缓解城市的贫富分裂也不完全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同样需要有社会责任和道义的开发商和建筑师参与其间。在那时,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任志强们的另外一面。
    对政府部门而言,“隔离墙”的做法无疑是最糟糕的一种。在《暴力街区》的世界里,被隔离的13街区完全成为了犯罪与毒品的世界。以至于导演无奈之下安排政客以“核平”的方式来对其彻底“净化”。如果巴黎真有那一天,无疑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剧。而影片中拯救世界的英雄,最后要求的不过是拆掉隔离墙,给13街区以教育和艺术。我想,吕克·贝松不仅表达了他的警惕和忧虑,同时也给了我们他想要交给我们的解决之道。
    实际上,那条横亘在城市中的“隔离墙”才是分裂城市的罪魁祸首。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所有的“隔离墙”都必须拆掉。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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