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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授与中国学生,谁缺少批判性思维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5日 转载)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学教授多诺休(Anne Donohue)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半年后,发现学生们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看法竟然和政府如出一辙,对“自由女神”火炬也没有任何兴趣。她为此感到不解,遂于5月12日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一番颇为有趣的议论。 (博讯 boxun.com)

    
    多诺休教授在文章中说,她的大多数学生都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和西方人不同的是,学生们更关心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认为政府当时采取的行动是必要的。至于她在课堂上提出的民主选举课题,学生们反而告诉教授要有耐心,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迟早会带来政治的变革。中国不需要印度那样的民主,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发展就会迟缓。
    
    对于学生们的这些看法,多诺休感到很失望,并且批评说,中国大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喜欢听政府的话,盲目相信国家的发展进程,“我希望他们能和美国学生一样,也有机会自由表达、投票、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新闻领域工作”。可是,“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永远也不会知道”。而他们对国家的自豪感、对政府的拥护,正使他们危险地滑向民族主义。“我同情和钦佩这些真诚、聪明和善良的孩子,即使他们的国家想蒙骗他们,他们依然为自己所生长的国家感到骄傲”。
    
    新一代大学生的自信
    
    笔者在上文中之所以说多诺休教授的议论很有趣,是因为她在痛快地批评中国学生的时候,竟然忘了自己也容易被别人抓住小辫。在文中,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成见、看待中国的单一角度以及肤浅的结论,还有居高临下的高傲语气,不仅“非常美国”,而且更与美国政客和媒体多年来所发表的论调如出一辙。年幼的中国学生没有批判性思维,多少是可以理解的;但堂堂的教授缺乏独立观察和思考的能力,一味重复别人的论调,却是不应该的。
    
    中国现在的大学生都出生于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与二十年前的大学生确实很不相同。除了在性格和处事方式上有差异之外,两者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容易被归类为爱国的“愤青”,而不再是头脑发热、充满理想主义的学运分子。这究竟是一种积极的转变,还是多诺休教授所感慨的悲哀?
    
    二十年前的中国大学生,生于政治动乱时期,成长于西方各种学说和思潮纷至沓来的开放之初。他们的社会担当意识异常强烈,同时也因为国门初启和眼界初开之故,在言行上显得过于天真和理想化,包括急于拥抱被视为“先进的”一切外来之物。笔者当年听欧美教师授课,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和正确,不假思索地接受,从不怀疑,更没有所谓挑战权威的“批判性思维”。
    
    二十年后的中国大学生为何变得如此不同?一是因为当年的大学生已是现在学生的师辈父辈,社会在进步,两代人不可能停步于同一个脚印之上。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下大学生的成长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和社会最平稳的时期,更是经济增长最快速的时期。他们的记忆里没有革命、斗争和动乱,思维模式里也没有传统的反叛与抗争冲动。
    
    而这些学生的成长过程,正好遇到国力大幅提升、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也会盲目或轻信,但却不大可能像中国开放初期那样,对任何外来的东西都是集体地盲目、集体地轻信、集体地拥抱。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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