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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震灾区调研杂感/解莉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3日 转载)
    
    前往北川旧城遗址的途中,笔者曾不止一次地在脑海中勾勒过那副震撼人心的图景,但是,直到面对地震后的废墟之时,笔者才真切地感到,所有的想象与描绘都过于苍白。仰望数人高的滚石,近观犹如积木般坍塌的楼房,远眺遍布断瓦残垣的山谷市镇,笔者不禁心悸于人类在自然之前的渺小与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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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者已矣,但幸存者依然需要坚强地活下去。随着失去亲友的悲伤深埋心底,取而代之的是面对未来生活的彷徨。地震过后,曾经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辛劳在瞬息间化为乌有。如何重建家园,成为所有幸存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或许是杞人忧天的本性使然,笔者也曾在“受灾假想”的情景之下反复思索,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在幸存之后减少财产损失?无疑,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分摊意外损失,从而减少个体所承担的风险,将是最为合理的答案。不过,单纯市场条件之下的商业保险,显然难以承担这一重任。无论实力如何深厚的保险公司,甚至是保险公司团,都难以负担在如此大规模地震之下的巨额损失。这也就是在商业保险中,基本都会将地震意外作为不可抗力因素而排除在保险条款之外。于是,国家政府也就成为承担自然灾害风险规避的唯一选择。从规模来看,政府能够通过税收政策强制性的推动集体合作,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分摊风险;从信用来看,政府理论上具有无限的生存期,因此能够以国债的方式在相当长时间内逐步地消化损失,而不至于像保险公司那样因意外事件的冲击而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通过规避风险的社会保险角度看待政府的灾后重建工作,将有助于理解政府援助的性质,从而界定政府的责任范围。调研过程中,笔者深切感到,有必要明确的区分政府援助和社会援助的性质,从而避免政府与灾民之间的误解和摩擦。政府援建的经费来自于国家财政(全国民众强制缴纳的税费),具有一定意义的社会保险赔付性质,因此,无论是中央财政拨款,还是地方对口援建,都无关人道主义的价值判断,而是基于政府税收的正当性要求。这就决定了政府援建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是规范性,通常需要明确的预定目标和法定程序;其次是有限性,由于国情所限,灾民很难期望现阶段政府能够提供超出基本生存和生产需要的援助;再次是公平性,不仅表现为单次灾情中各灾民之间的分配公平,更表现历次灾情救助的总体平衡,避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相比之下,社会援助具有明确的人道主义取向和无偿奉献精神。事实上,我国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也主要体现在我党对社会援助的引导与管理方面。对于通常倡导小政府理念的西方国家而言,政府援助是由政府提供,而社会援助则是由社会组织和宗教团体自行管理。我国的社会援助,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之下,通过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共同倡导,从而有利于援助资金与物资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不过,笔者以为,政府援助与社会援助还是应有所区分,因为后者在使用方面更具灵活性和自主性,并不受公平原则的节制,而是可以更有效地帮助最困难者,或是资助最有能力率先重建者,如果与前者同步管理,有可能引起灾民的误解甚至不满。灾区不少地方政府,将政府援助统一管理,而将社会援助的分配与使用,交付于基层民主组织——村民议事会自行管理,从而有效地化解了潜在的矛盾,颇具借鉴意义。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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