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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2日 转载)
    来源: 华龙网
    
     作者:林贤治 著名文化学者 (博讯 boxun.com)

    
    在美国,讨论中国国民性的最早、最完整、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当是阿瑟·亨德森·史密斯(1845-1932)的《中国人的气质》。
    
    这位中文名为明恩溥的传教士,在华生活近五十年,他在书中详细记述了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二十六种“特性”。其中首要是“面子”问题。
    
    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批判,多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稳定性或称不变性。所谓稳定性,无非给保守性换了一种好听的说法罢了。二、自大,即史密斯所说的“面子”,把国家称为“天朝”、“中国”,其实由此而来。“文革”时,大力宣传北京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输出革命,这种“中国中心论”可谓民族自大的登峰造极之作。三、视等级为天经地义。四、国族、家庭、群体大于个人,颂扬个人的顺从和义务而忽略权利。对等级的遵从与对个人的卑视,结合为奴性,自然这同专制政治密切相关。五、漠视社会和他人的存在,对何为正义和真理这些带有终极性的理念,由来缺乏追求的热情。
    
    史密斯作《中国人的气质》,我们当今的学者可以恶意地推测作者的动机;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启蒙学者“误读”它并翻译出来予以传播,都因为身在近代中国的困境引起的危机感所致。
    
    《中国人的气质》中译最初以《支那人之气质》为名。“支那”一词带轻侮之意。这些留日人士的使用,不忘国耻的用意是明显的。
    
    发表时,有按语云:“吾邦人廉耻扫地言之痛心之外,吾邦人不自知,而外人知之;吾邦人所不敢言,而外人言之;吾邦人所不耻,而外人深为耻之;吾邦人不自责,而外人责之。太史公曰:悲莫悲于伤心,吾邦不以为伤心,而外人心伤之。呜呼!言之诚堪痛心矣!”
    
    与其说,他们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的结论,不如说是为了自我批判而主动求助于他者的判断。“知耻近乎勇”。他们是一群真正懂得“耻辱”的爱国者,大勇者。
    
    《中国人的气质》发表后,在上世纪初的日本留学界影响甚大。有人称“其言酷而实,其语迫而不可逃”。有留学生说读后形容是“山鸡对镜,自见其形”,虽情有不甘,却不能不愧其言。
    
    梁启超于1902年发起“新民”运动,明显地受了史密斯著作的刺激。次年,他发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痛陈国民性四大缺点: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活力之欠阙。此时,旅日华人及留学生掀起批判国人“奴隶性”,培养“国民性”的国民化运动,“奴隶”、“奴性”之词遂多见于华人报刊。
    
    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首次精神自审的集体行动。
    
    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发表一百年间,其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亦受到中国爱国学者的反批判,始有辜鸿铭,末有摩罗。
    
    辜鸿铭在其《中国人的精神》中唾骂之,又比较各国人的特性,确认中国人为最杰出而完善者。摩罗明确指《气质》为“殖民话语”,不但打倒了一个史密斯,而且接连绊倒了在他看来跟随洋人起哄的梁启超、陈独秀、鲁迅们。
    
    鲁迅留日时即读过《中国人的气质》,明确表示不尽赞同书中观点,却强调它对中国人自我认知的价值,多次建议翻译成中文出版。逝世前半个月,他仍然在信中提出:《中国人的气质》值得翻译和阅读,认为据此可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正如西方有西方的社会病一样,东方国家的病症自有东方的特点,并非经西方“妖魔化”而来,而是客观存在。这些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无一不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不但在器物方面,而且在制度方面,精神文化方面也都如此。在历史上,没有可以与西方先进国家相隔绝而自行进入现代的。所谓传统的“转化”,也只能在异质文化介入之后方能进行。 (本文来源:华龙网 )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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