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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达尔文主义与近代中国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6日 转载)
    
      “我们现在来看严复那个时代,提出要变化,要Evolution,其实很不容易,很容易就被看成是要造反。”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说起来有些感叹。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多年,在他看来,在种种关于达尔文理论的学说当中,对于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严复编译自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天演论》,这本书让中国人第一次接受了变化是“天道”的观念,并且让这种逻辑在此后的100多年当中深入人心。“它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从意义上来说,就等于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韩毓海这样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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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论与伦理学》变身《天演论》
    
      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后,赫胥黎是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一直到68岁高龄,仍然在为推广进化论而四处奔走。《进化论与伦理学》就是他 1893年在牛津大学所作的一次讲演的结集。当时进化论已经被斯宾塞等功利主义者运用到了社会领域当中,亦即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与伦理学》是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然进化论与人的伦理不能等同。”韩毓海这样解释道。
    
      而到了1896年,也就是甲午海战失利,《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187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严复已经开始着手翻译赫胥黎的这本著作。但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翻译不同,严复的翻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乃是“达指”,而非“笔译”,是将原作的思想在他心中融会之后,再用“桐城派”的古文体例写出来。
    
      但是《天演论》和最原初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乃至赫胥黎作演讲的本意都甚有差距,“严复的译作当中隐藏的逻辑,是要保种、求强,激励弱小民族分歧自保。”韩毓海分析道。而这种差距的产生,并非是由于严复译笔出现差池,而是故意为之。这个从达尔文到《天演论》的过程,复杂而漫长。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中,自然界通过自然选择、弱肉强食等方式,最终会达到一个平衡。“当时这个理论在英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引起的争议都很大,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受到影响最大的领域并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韩毓海举了在经济学领域的例子,“比如自由放任市场,让人们互相竞争,这样最终会达到平衡,这种经济思想就是来源于达尔文的逻辑。今天我们再来看,完全自由的竞争最后会导致垄断,但是19世纪末的经济学家们都相信达尔文的逻辑。”这种思路导向了“社会达尔文主义”,“19世纪的经济学直接把人比做动物,这样用食物稀缺来激励人们就行了,因为食物稀缺一定会激发人们进行竞争。还有就是很多经济学家最喜欢附会的那个例子,一群海盗在一个岛上养了一群山羊来做食物,结果山羊把草吃光了自己也找不到食物了,他们就又运来一群狗,这样最终草、山羊和狗之间达到了平衡。用这个来说明自然界的现象是可行的,但是放到人类社会当中,就会有问题。”
    
      赫胥黎的演讲,就是要说明自然世界的规律不能完全用来照搬到人类社会当中,不能鼓励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弱肉强食,而是要自律,在他看来,“社会的伦理进程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是在于同它作斗争”。这是一种对自我进行约束的观点。
    
      到了严复篇幅比原作要长得多的“翻译”,“出发点就不一样了,”韩毓海总结道,“严复在给光绪皇帝上的奏折里,痛陈革新的必要、中国的弱小,‘ 国之强盛,臣不敢以言欺陛下’。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感觉和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我们现在把清末的时候描述得很悲惨,但是当时的人自己很多都是没有感觉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弱国了。一直到孙中山的年代,清政府都只觉得英国就是海盗,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但是严复从国外学习回来,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于是严复将弱者的奋起,作为核心的内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应该做的就是要努力去成为“适者”。“这个逻辑其实和达尔文,甚至赫胥黎都相差很远,因为他的起点就不一样。”韩毓海分析道。
    
      赋予变革合法性
    
      “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竞选口号是Change,要变革,这个对美国来说是很不适应的。它其实是个很保守的国家,要在巨大的危机压迫下,才会想到变革。但是这个变革的想法对中国人来说,就很平常,我们大家都知道要改革才能生存。”韩毓海指出,如今中国人都已经习以为常的“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的想法实际上是很晚近才深入人心的。“100多年以前,那都是要讲法度的,祖宗之法不可变。身处近代中国的人们,他们不觉得需要什么重大的变革,反而他们很害怕。那会儿,进化、改良、革命、改革对他们的意思都一样,都很类似于造反。”
    
      “他的天道发展和变化的理论,是对社会进行改革的要求。”韩毓海总结出了严复的深意,“康有为是从中国传统的角度去说社会要变化,严复是打着西方的旗号来的。康有为对孔子有很大的发挥,他从春秋里面找出变革的合理性来。严复则是讲天道就是要变化,他把进化和易经联系到一起,来讲变化的合理性。 100年来,中国人最终确立改革和革命的合法性,和进化论的引入有很大关系。”
    
      在1897年《天演论》正式在天津《国闻报》上连载之前,这部尚未考证出究竟是1895年还是1896年开始翻译的作品,已经在士人当中广为流传。正式刊出之后,更是影响巨大,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形成了中西夹击之势。彼时正是古文派大行其道的时候,白话文毫无立锥之地。严复在翻译过程当中与桐城派大家吴汝伦反复书信往来,《天演论》的文笔被视作可以与“晚周诸子”相媲美。新思想却不得不依托时人赞许的古文风格来得以流行,这也是达尔文主义进入中国的历史当中颇为有趣的现象。
    
      “严复的达尔文主义,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影响非常巨大。”提到达尔文主义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韩毓海加重了语气,“比如说鲁迅,他自己写过,爬了几次桅杆,做不得水兵,去矿业学校学习掘煤,又掘不出什么所以然,‘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直到他看了《天演论》,才知道还有个赫胥黎,想些这样的东西,‘天择’也有了,‘物竞’也有了。”而鲁迅对严复的“桐城派”古文也专门记述过,说读起来很有摇头晃脑的冲动。“毛泽东回忆年轻时候对他影响深远的书,也说是康有为和《天演论》。这些都是中国很重要的知识分子”。“适者生存”这个经由《天演论》而流行的观念,对胡适也有极大影响,他的名字就来源于此。
    
      韩毓海特别指出,严复译介的进化论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极大的影响。“因为要保种,要自强,加强弱小民族的自保能力。女性解放运动当时很大程度上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进行的。比如秋瑾,她第一个走向革命,连鲁迅都为此很惭愧:第一个革命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秋瑾的家国情怀,和她的女性身份有很大关系。她在夫家当个少奶奶,以后就没什么别的,只会越来越弱,所以她要留洋读书。”
    
      “但在五四前后,也有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流行,影响是很负面的,就是不讲天道和人道,把人看作动物,完全放任自生自灭的‘物竞天择’。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其实是对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就是要鼓励弱势群体起来抗争,这也是‘天演论’思想的发展。”达尔文主义虽然以变形的方式进入中国,也曾经有过负面的效果,但韩毓海认为它仍然对近代中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进化论的“进化”
    
      1.1735年,卡尔·林奈发表了第一卷《自然系统》,被称为《自然系统》之父。这一部巨著为生物分类学奠定了基础。后来卡尔表示,所有的植物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
    
      2.1809年,达尔文出生于英国什鲁斯伯里的一个富裕的家庭。
    
      3.1830年,查尔斯·莱尔发表了《地质学原理》。这一著作深远地影响着达尔文关于自然进程渐进主义的想法。
    
      4.1831年,达尔文在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上花了5年的时间周游世界。
    
      5.1838年,查尔斯·达尔文构想出自然选择理论。这一构想20多年以后才发表。1858年,以此构想为基础的《物种起源》一书一经发表,即被抢购一空。
    
      6.1865年,捷克僧人格热戈日·蒙德发表了他的关于遗传特征的研究。但他这项研究的重要性直到35年以后才得到人们的认可。
    
      7.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称,人类的祖先是灵长类动物。这一观点的提出激怒了一部分人,他们将达尔文的形象公然绘制成讽刺漫画。
    
      8.20世纪初,严复将赫胥黎的《天演论》译进中国,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9.1925年,田纳西州的“猴子审判”规定,教师以任何反神创论的理论教导学生都是违法行为。
    
      10.1936~1947年,当代理论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与孟德尔遗传学。
    
      11.1953年,詹姆斯·D.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了DNA结构。这一发现使进化论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为可能。
    
      12.20世纪中期~21世纪,近代人进化的基因学研究证实:人类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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