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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中:“五四”提倡的是冲突式进化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5日 转载)
    
      今天是“五四运动”满90周年。在《联合早报》上(言论版,4月24日)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与所长郑永年合写的《寻回,而非告别“五四”》文章,不禁想起一个印度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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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发明了宝筏把人类从苦海渡到天堂,他最后一个“到彼岸”,看到那宝筏还在苦海水中,不忍把这么好的东西丢掉,于是就把宝筏背在背上,进入天堂,负担沉重得有点吃不消了。
    
      王、郑两位的文章大概觉得中国共产党到了天堂以后就觉得“五四”这宝筏没用、想把它丢掉,两位却苦口婆心奉劝把它扛在背上朝前迈进。两位又说,五四运动“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批评。但是激进运动并不缺失其理性的一面”。
    
      我看学历史的人同样应该深刻认识“五四”这一“激进批评”缺乏理性的一面,以及对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正像一位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说:“我们今天的光荣源于90年前的这特别一日,我们今天的痛苦与分裂也和五四有扯不断的关联。”
    
      “五四”提倡的是冲突式进化
    
      所谓“五四运动”并不是一时一刻的事件,而是概括了一连串新文化运动、延续了好几十年的思想转变,从整体来看是量变到质变。
    
      我们只要看看19世纪洋人在中国的写生以及随后的摄影,就能发现“后五四时期”这90年内中国是乘上了直升飞机,青云直上,而“前五四时期”那几千年内,却是坐在牛车上慢慢前进。这一大转折可以用12个字来形容:秀才造反、风雨晦明、星移斗转。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向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的“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表现。“秀才”有组织地上街游行示威是从“五四”开始的。
    
      “五四”首次把中国秀才们“忧国忧民”的热情转化为革命的行动。“秀才”当兵上前线、英勇登断头台、“上山下乡”等等把神州闹得天翻地覆。
    
      50年代中共把许多党内精英送到苏联深造,“你们党内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怎么这么少!?”这“老大哥”的反应间接证明中共是“秀才党”。
    
      “风雨晦明”是“后五四时期”中国前进的写照,几千年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黄土地”在这90年间几乎看不到一张“平静的桌子”。
    
      佛教传过来的“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印度“宇宙时间”悠闲观念,变成“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急躁情绪,使中国付出了惨痛代价的“大跃进”阴魂不散。当前又以“深圳速度”、“重庆速度”等口号鞭笞人们快马加鞭。
    
      总而言之,“五四”提倡的是以冲突式进化代替包容式进化,颠覆性创造代替渐进性创造。无视事物规律与片面追求超乎寻常的速度等于拔苗助长,容易出现严重失误,大起大落、一明一暗,中国进化的主旋律是“五四”谱的曲子。
    
      思想上仍背负“外国租界”
    
      从中西文化交流激荡来看是“星移斗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强”运动失败,陈独秀在“五四”前夕请出“德”与“赛”两位神主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五四”把几千年的“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变成“吃人的礼教”。“五四”文人提倡把线装书扔进厕所,发展到红卫兵抄家烧毁线装书、砸碎文物古迹。
    
      民国以来取消了神州大地的外国租界,“五四”却使传统文化道德丧失主权,中国思想领受外国统治,外国租界从神州大地的脚下上升到炎黄子孙脑中。
    
      不禁想起《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鲁迅以他来自我讽刺(喝海水回国、剪掉辫子、手持“文明棍”)。毛泽东根据亲身经验,抱怨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
    
      今天中国社会简直变成“洋”者“治人”而“食于人”,“土”者“治于人”而“食人”。去年9月我在上海批评西方文明,马上就有人说:“看你这身西装领带!”,使我对自己身上与脑中的“外国租界”感到羞耻。
    
      “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我国国际地位不相适应,与我国五千年文明积淀的丰厚文化资源不相适应”,这一中国权威评论,说明“逞强”心切,要把中国变成“软强(实)力”(soft power)超级大国。但这一思维逻辑本身却不反映中国“丰厚文化资源”的高智商、高思境、高道德、高聪颖。中国背着思想上的“外国租界”去和“外国租界 ”主竞争,怎么能成功呢?
    
      “五四”遗产有金也有沙
    
      五千年文明古国不器重传统修养与智慧而跟着西方模特儿的高跟鞋亦步亦趋,是不会有出息的。人类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要由地上爬的土毛虫变成空中飘的洋蝴蝶,谈何容易!?
    
      在今天险恶的国际形势中,再多一个沉溺于西方“强力文化”的“中国龙”,对中国、对世界都会是凶多吉少。
    
      我赞成国学家兼印度学家季羡林提出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使东方文明发扬光大,而让趾高气扬的西方文明靠边站。今天中国与世界要请的神主不再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是“文女士”,我们急须铸造“地缘文明范式”以取代当今西方主宰的“地缘政治范式”。
    
      “五四”是黑暗神州响起的夜半警钟,又变成新中国黎明的胜利号角。它90年来在炎黄子孙、特别在中国知识分子脑里、心里、骨髓里形成抑扬顿挫、悲欢离合的交响,值得全面认识。
    
      “五四”遗产中有金也有沙,有滋养也有毒素,必须去伪存真、取精弃糟、消毒摄食。更重要的是把“五四”扔掉的中国“丰厚文化资源”拾起、重新整理、大力发掘,把它的潜藏智慧发扬光大,这样才能使中华文明以自我创新、独立自主的新面貌屹立于世。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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