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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90周年,民主与科学梦未圆/颜昌海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4日 转载)
    
    “五四” 90周年了。有些话想说。但比笔者更有素养的人已先说过了,因此笔者说什么都是废话。但废话也要说。吴稼祥先生不说废话,先抄袭吴先生的文章段。
     (博讯 boxun.com)

    吴稼祥先生说,1918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但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1919年5月4日,流血的是北京的青年学生。事情的起因是爱国,但矛头指的却是政府,因为北京军阀政府同意西方列强让战胜国中国接受战败国待遇 ——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爱国就要救亡;但救亡,就是陈独秀先生所说的,“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吴稼祥先生说,90年来,头断了不少,血流得更多,包括陈先生自己的头和自己的血,但德赛两位先生却有点像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黑先生”和“白先生 ”,形态若有若无,名声时好时坏。按照李泽厚先生的理解,五四运动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90年里,头30年是救亡;中间30年应该是启蒙,但结果是蒙昧,赛先生变成臭老九,德先生带上了红袖标;最近这30年,赛先生进了各级领导班子,德先生呢,听说终于成了“好东西”,写进了许多国策文件。
    
    吴稼祥先生说,原本以为在德赛两位先生没有真正存在和生活过的地方,青年人应该是他们的天然近卫军。但让我困惑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渐渐有一些自封为“草根”、反智、爱国和民族主义者的青年们,认为知识是扯淡,知识分子是狗屁,赛先生呢,自然是扯淡加狗屁;至于德先生,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卧底特工。同样是北大,同样是陈独秀先生当年为德赛二先生杜鹃啼血的地方,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谆谆教诲学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还有人不患中国没有德先生,患中国没有秦始皇,并为此很不高兴,此种奇谈怪论,居然获得某些年轻网民的狂热喝彩,让人担心:为他们的未来,也为国家的未来。
    
    吴稼祥先生说,任何东西,适量是药,过量是毒,科学与民主也不例外。不过科学与民主在西方可能有过量的问题,但在中国显然不足。我们民族远有秦祸旧伤,近有文革新痕,如今反被某些人看作伟大帝国的辉煌,看来,两千年**老传统毒素,非90年五四新传统解毒剂可以彻底消解。我们今天纪念五四,有一件一再被中断的事依然紧迫,那就是启蒙。
    
    “五四”运动至今,已经90年;却每年都成为学界话题,今人除了反思它以及“新文化运动”在上世纪初掀起的思想及政治的风云,还藉此重提当年未竟的梦想——民主与科学,每次讨论皆能勾起有识之士久埋心底的理想。香港访问了数名内地学者,走访“五四”策源地北京大学,探访已届耋耄的“新青年”。
    
    随着5月4日临近,中国各地均有五四纪念活动,但都是强调“五四”是“爱国运动”,淡化其主旨“民主与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对此颇不以为然,“实际上是用爱国主义来获得某种更大的民众精神上的支持”。“粽子对端午,月饼对中秋,民主科学对五四”,雷颐引述内地已故作家冰心的话说,谈五四不谈民主科学,就如端午节吃月饼一样“不对味”。官方对五四的宣传在1979年之前都是强调知识分子改造,之后改成“爱国”,虽然连带提及民主与科学,但摆在次要地位;无论哪一种提法都是为维护统治服务。
    
    90年前提出启蒙是因“亡国灭种”的危机在即,知识分子意识到需要开启民智,故启蒙处处服膺于救亡,埋下了“救亡压倒启蒙”悲剧性的种子。推动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运动受政治因素阻碍,至今未能完成。“阻力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50年代形成的一套意识形态,对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否定,强调集体主义;另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他说,谈民主会质疑官员权威、制约他们的权力,今年“两会”时有官员被问到公开财产时反问“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开?”,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之艰难。
    
    “民主”尚未解决,“科学”也难独善其身。雷颐认为,现时所谈的“科学”侧重于技术,而不是独立思考的精神,学术界还有很多禁忌,例如对于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的胡适,至今在内地仍属敏感名字。至于“爱国”,亦可以有不同解释。雷颐说,当时学生提出的“爱国”是“爱中国”,并不爱当时执政的北洋政府;而且陈独秀所提出的“爱国”,是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用于强盛中华民族的爱国。但是,现时政府所定义的“爱国”是“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并且以“国情 ”来拒绝接受普世价值。
    
    令雷颐忧心的是,时下很多青年人接受了这种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去年抵制(法资超市)家乐福的时候,学生一煽动就起来了。”但他又指出,当局一方面强化学生的民族主义意识,另一方面又担心会再有学运爆发,影响稳定,所以每年5至6月都较为紧张。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从五四运动到二战胜利之前,中国人往往觉得自己是劣等民族,有“被害——复仇”的感觉,但现在不用为“亡国灭种”而忧虑,反而认为中华民族是优越的,只是想怎样活得更好。“强国梦想已经实现了,科学也已经实现了,民主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像香港到2017年‘一人一票 ’,但是公众对政治的参与度的提升还是值得注意的,网络上的民权也还是很张扬的。”张颐武提及近日上映的电影《南京!南京!》,其中包含有日本人角度,便是超越过去“被压迫”的悲情,用平和的心态审视中日民族历史。
    
    五四前夕,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求是》再度刊登署名文章,重申“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改变,中国过去没有、今后也决不会走改弦更张、改旗易帜的邪路。”题为《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的文章,侧重肯定***开创的30年改革开放经验,并对自由派的政治开放呼吁和左派批评当今权钱交易的弊端左右开弓。一方面,中国民间自由派在去年末提出加速民主化改革的联署活动;文章批判了冷战后主导全球经济思想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它“并非济世良方”,反而“最终连兜售者自己也自食苦果”;而中国则“风景这边独好”,国际舆论和学术界都在热议“北京共识”、“中国模式 ”、“中国经验”、“中国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左派舆论不满当局以改革开放市场化之名,让国企私有化,并让教育、医疗、住房等成为一般民众的生活负担。《求是》文章通过否定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以及据此发动的文革,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来进一步肯定当下政治经济秩序的正当性。中央办公厅则在日前转发文件,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人民日报》从4月8日起先后发表六篇评论,反复论证中共领导其他“民主党派”的必要性。
    
    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五四运动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90前的今天,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宰割和瓜分,国家危在旦夕。而全国人民却仍然处于宗法制度、三纲教义和纲常伦理的束缚之中,做顺从的奴隶。陈独秀的启蒙运动,就如一道强光照亮了中国几千年的黑暗的深夜,把人民从沉睡中唤醒。但陈独秀对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在欧洲实践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那时翻译到中国的,只是《共产党宣言》。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没有翻译到中国,陈独秀当然不知道。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根据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那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走向完成,马克思在1842年到1843年是《莱茵报》的主编,那时他还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当英国工业革命完成,马克思仍然按照他从原始积累和资本的早期积累剥削所得到的那种残酷剥削的资料,来创造他的共产主义的理论;空想是很丰富的,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毛泽东的空想更加丰富,中国没有什么工人阶级,怎么办?把农民当成工人阶级来空想来分析。但农民是有产阶级,是有土地的。
    
    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能直接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通过党来实现,列宁获得这个发明权。列宁把党建成一个“有组织的部队”,一个“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并且把党的领袖打造成独断专行的统治者。大规模阶级斗争是从斯大林开始,毛泽东把它推上顶峰。但苏联的索尔仁尼琴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想法,使他们重新思考过去和现在。他是第一个说出斯大林暴政的幸存者。索尔仁尼琴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善与恶的界限,不是在国家之间,不是在阶级之间,也不是在**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心中穿过。”
    
    说到底,马克思只是一个理论思想家,而他是愿意接受批评的人。马克思自己说过,“任何科学的批评中的指责我都是欢迎的”;马克思也并不主张利用**来大搞阶级斗争。
    
    中国共产党由于十月革命、由于五四接受了马克思。可马克思也是人,他创造的理论,当然也有局限性。他所创立的理论的错误部分,不在马克思本人,而在后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政治社会学科,其正确性要经过社会实践验证:苏联实践了,但俄罗斯却放弃了。
    
    20年前,东欧剧变;全欧洲都播放意大利的电视影片《列车(列宁)》。后来,《历史的终结》作者、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有一次在柏林演讲,被问“列宁这列车在中国何时到达终点站?”;福山回答,“列车已经进入终点站,只是还有一两节车厢还没有到达真正意义的终点。”
    
    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五四”虽已过去了 90周年,但民主与科学并未梦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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