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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运的必然与偶然——“六四”踏碎“六二○”的历史教训/陈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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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3日 转载)
     陈子明/十八年前,笔者在《谁是历史的罪人——我的辩护书》中写道:“‘八九学潮’……它的整个氛围,整个进程,整个结果,都笼罩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它的悲壮的美感将永远值得人们赞叹,并极大地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悲剧中充满了偶然性。本文拟从分析八九民运中的必然与偶然入手,进一步阐释八九民运的悲剧性质,并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总结它的历史教训。
    
     一、 学运一触即发,“四二七”、“五一三”出乎意料 (博讯 boxun.com)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从这段话来看,邓小平是个八九民运必然论者。他前面的话有真有假,后面的话纯属捏造,需要仔细地加以辨析。
    
    所谓国际大气候,无非是指西方和苏联东欧对中国的影响。如果说当时美国对中国民间人士有影响,主要是文化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始于基辛格访华和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又因为邓小平的访美而成为时代风尚。至于苏联东欧的改革,首先受到影响的也是邓小平本人。1980年邓小平“八一八”讲话因为陈云、胡乔木、王任重等人的抵制而被雪藏,正是在戈尔巴乔夫鼓吹“公开性”、“新思维”受到西方朝野的好评后,才得以在1986年重见天日,并掀起了新一波的政治体制改革热。
    
    事实上,国际形势对于八九民运的影响是非常间接的,直接影响运动的是国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大气候是国内各阶层民众的情绪。邓小平说,“对方……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这是他为了给镇压辩护而信口开河。“六四”之后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官方没有指控其中哪怕一个人是文革造反派。笔者后来在监狱中遇到许多官方所谓的“暴徒”,都是正经的工人、农民、个体户,而不是邓小平口中的“社会渣滓”。到1980年代后期,改革已经不是几年前那种几乎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通货膨胀使普通市民感到手中钱紧,储蓄贬值;而价格双轨制造就了一批日进斗金的“官倒”。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是社会各界普遍的要求。学生还没有下厂下单位去串联,工人、机关干部和市民就纷纷涌上街头支持学运,这就是人心所向的政治大气候。
    
    政治小气候是1980年代业已形成的学运传统。1976年四五运动时,大学生参与的还不多,比较著名的只有周为民(清华大学)和笔者(北京化工学院)。1978~1979年民主墙与民刊运动时,参与的大学生、研究生就比较多了,《北京之春》有周为民(清华大学)、王军涛(北京大学)、韩志雄(北京大学一分校)、陈子明(北京化工学院)、李盛平(北京大学一分校)、吕嘉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陈子华(北京商学院)等,《沃土》有姜洪(中国人民大学)、胡平(北京大学)、姜渔(中国人民大学)等,《四五论坛》、《探索》也有大学生参与。到1980~1981年高校竞选运动时,大学生、研究生就成了民主运动的主体。1977~1979新三届大学生(其中包括大批插过队、当过工人、扛过枪的“长胡子”的大学生)毕业后,学生运动消停了几年,从1985年开始,又不断掀起新的高潮。1985年纪念“九一八事变”的学生运动,很快就从抗议日本转向抗议当局压制公民游行示威的自由。1986年要求自由选举人民代表的学生运动,从合肥、上海席卷到全国。1987年,刘刚等人联名推荐刚刚被邓小平开除出党的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为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候选人,李淑娴以超过百分之八十的选票当选。1988年,柴庆丰事件引发了北京大学又一次学生运动,学生“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包括“新闻自由,取缔报禁,允许民间办报”等六条纲领。由于1986年底的学潮,胡耀邦被解除了中共总书记的职位,许多学生对此愤愤不平。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引发了全国性的学潮,可以说是蓄势已久,一触即发。
    
    八九学运之前的多次学运,在当局通过媒体发出恐吓和出动警察(如1987年元旦,警方在天安门广场短时间拘捕了33名学生)后,就平息了,因此这一次当局依然照老规矩办理。《人民日报》按照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次日,大批警察开上了街头。然而,“四二七大游行”成功了,这完全出乎当局的预料。极少数骨干分子在民心所向的情况下能够掀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本来是姚依林、黄华、蒋南翔、李昌等“搞学运”出身的中共要员亲身经历过的,但一二九运动时已经进入“红区”的邓小平则缺乏此种体会。邓小平在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发动了不计其数的“飞行集会”,均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的口号是“保卫苏联”、“拥护苏维埃政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在“白区党”损失接近百分之百的情况下,北平只剩下零零散散的十几个党员,临时党组织的主流派还以“右倾”为理由反对向政府情愿,一二九运动居然发动得起来,原因就是它符合了要求举国一致抗日的民意。同样,八九学运爆发时有一定组织联系的骨干分子也不过刘刚、王丹、邵江、王有才、熊焱、黄海新、龚自忠等寥寥十几个人,他们是在1985年以后通过历次学生运动和举办校园民主沙龙聚集起来的一个跨校际网络。由于在既有网络基础上再结合运动初期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如吾尔开希)迅速地筹备成立“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高联”),由于北高联所提出的“反官倒”、“要民主”的口号获得了全社会的热烈响应,“四二七大游行”在市民的大力支持下,终于突破了警察的重重封锁线,实现了绕城大游行。归根结底,当局在“四二七”的失措是由于误判了民意,他们完全没有想到,1984年学生自发打出“小平你好”横幅时的民意趋向,经过1988年的“涨价风波”和“官倒横行”,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已经荡然无存。
    
    
    
    “四二七大游行”成功后,学生运动应当“乘胜追击”还是“见好就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笔者曾带着这个问题专程拜访四十多年前参与领导过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学生运动的姑夫金雪南和姑姑陈尔玉。他们指出,根据经验,学生运动的周期一般在20天左右,超过了这个时间段,或者会被镇压,或者会自己松懈,所以要力争在最佳时间里获得一定的结果,还要有主动退场的准备。在5月1日前后,笔者和王军涛向前来咨询的多位学生谈到:历来的学生运动(游行、罢课等)都是不可能持久的,因此必须做到有张有弛,能放能收;这就要求学运要有明确的诉求,不能得寸进尺,狮子大开口,让人家没有退路,自己最后也没有台阶下;“四二七大游行”后,运动的重心应由游行集会转向政治对话和校内民主建设。笔者最近向原北高联常委郑旭光了解到,北高联当时作出了决议,在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后,从理科开始逐步复课,此后的重心是开展校园民主和筹备与政府对话。在北高联的主持下,产生了学生“对话团”,对话团选举项小吉、沈彤、何光沪、江棋生、郑成武五人为常委,前两人为召集人。5月5日,对话团首次全体会议确定了三个对话方向:本次学运的性质,深化改革的措施,公民权利的落实。由沈彤负责前两个方向的准备,由项小吉负责第三个方向的准备。5月10日,项小吉与笔者、王军涛、张伟国、程翔等人有一次见面,讨论的议题是: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哪一项应作为此次运动的首要目标——是优先要求结社自由,即确认学生独立组织的合法性,还是优先要求新闻自由。我主张新闻自由优先;在结社自由问题上则可以接受一种变通的办法——不坚持要求政府承认“北高联”,只要政府承认现有学生会领导机构通过自由竞选产生,就可以满足了。在座者也赞同我的意见。后来我得知,对话团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在对话团与中办、国办信访局频频接触,就对话的具体方式和时间进行磋商期间,有一部分学生等不及了,倡议发起绝食。据马少方说,他们是在得知中办信访局已回复“本周内有说法”(5月14日是周六)的情况下倡议绝食的,当时的想法是,在11日把“这个消息放出去,政府明天总是能知道的,相信政府也是不愿看到大家真的走上绝食抗议之路的”,从而促使当局在5月13日下午绝食启动前实现对话。王丹也回忆:“当时大家(吾尔开希、马少方、程真、王文、杨朝晖及我六人)有一个一致判断,即如果我们拉几百个学生上去,政府不可能让我们在广场上过夜,因为我们最早也要在13日才能开始绝食,而15日戈尔巴乔夫访华,政府当然不会让戈尔巴乔夫看到广场上的绝食。”
    
    尽管倡议者并不真想启动绝食,然而当他们在倡议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已经无法控制由其引发的社会态势和后果了。学生运动发展到大规模的绝食抗议,不仅出乎当局的意料,也出乎民主产生的学生对话团和北高联的意料。当时的北高联九个常委院校的派任代表是王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静(北京大学)、张铭(清华大学)、王晨阳(中国人民大学)、王志新(中国政法大学)、郑旭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正云(中央民族学院)、翟伟民(北京经济学院)、梁擎礅(北京师范大学),秘书长是王治新(中国政法大学)。5月12日晚出席北高联会议者(上述名单中个别人可能没有与会),全体一致反对绝食,但他们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绝食。如何在群众运动中有效实施多数人的决定,对少数人采取必要的纪律措施,控制运动的进程和节奏,对于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来说,是一个过于艰深的课题。由于民主运动的历史屡屡被“遗忘”,群众斗争的经验教训一直得不到传承。
    
    二、 镇压屡有前科,“五一七”、“六四”自有因缘
    
    1949以后,中国屡屡发生群众性的运动,动辄几千万人、几亿人上阵。这里不提“除四害”、“大炼钢铁”这样的运动,仅就政治运动而言,实质上可以分为两类: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和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运动群众”的例子如1951~1952年的“三反”“五反”,1955年的“肃反”。中共统治时间稍长,其体制的弊端就暴露了出来,民众的不满也在日益加深,“运动群众”往往最终演变成“群众运动”。例如,1957年的整风运动孕育出矛头指向中共体制的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孕育出“反文革”(也有人称为“人民文革”)。毛泽东在针对刘少奇的时候,曾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但毛本人不过是“叶公好龙”,真正的群众运动来了,他都是要镇压的。
    
    由于在1980年代前期,拍了一些《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这样的影视片,大学生们对于1957年的事情算是略知皮毛,因此特别重视“秋后算账”的问题,后来的一系列行为方式,都与试图避免中共“秋后算账”有关。由于时间相隔不远,大学生们对于毛泽东镇压四五运动的手法,也是有一些耳闻的,知道毛泽东曾调动警察和工人民兵,用大棒子来对付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民众。但是,同样是由于历史的“遗忘”,他们对于中共政权的残暴性,还缺乏真正的了解。
    
    为什么1976年4月用大棒子就可以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众,笔者作为四五运动的过来人,最清楚其中的底细。四五运动虽然规模宏大,却是一次完全自发的群众运动,并没有一个已经成型的核心队伍。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成立了一个“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笔者曾作为它的代表去广场东南角小楼(现已拆毁)与当局谈判,但该“委员会”成员之间及其委派的五名“谈判代表”之间素不相识,临时留下联系方式的人,很快就被便衣警察一网打尽。而镇压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毛泽东是不惜出动坦克大炮的。1968~1969年,许多省份都发生过军队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大镇压、大屠杀,这里仅以广西为例。1968年7月以后,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以“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为名,调动军队,共杀了近10万人!然而,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却完全不被参加八九学运的大学生所知晓。有一位学生领袖当时曾说:“只有在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其实,比他们年长10岁、20岁的人,早已领教过中共所导致的连绵不绝的灾难(无辜丧生的国人数以千万计)。
    
    那么,“六四”坦克上街是不是命中注定的呢?应当说,这里还是有非常大的偶然因素,是各种因缘际会的结果。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5月15日到北京访问,就是一个突发的外部因素。“四二七大游行”后,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归来,在取得邓小平的同意后,开始尝试“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如果不是撞上了戈尔巴乔夫访华这件事,本来还有可能比较从容地解决学潮问题。
    
    长期以来就有一种说法,早在1988年底,赵紫阳的智囊就在香港操作“倒邓保赵”;1989年2月,“终于传来了他要下台的信息”。学潮的爆发给赵紫阳提供了一个延续政治生命的机会,所以他从朝鲜回国后“就决定将矛盾公开,打起自己的‘开明牌’来了”。据说,5月16日傍晚,“玩火者”赵紫阳在问清楚是电视直播的情况下,决定在政治舞台上赌一把大牌。
    
    当时,戈尔巴乔夫先对赵紫阳说:我们两个总书记的会见,说明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这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上午你和小平同志的见面,就是两党最高级的会晤。1978年以来,邓小平是国内外,我们党公认的领袖。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全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能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我们党通过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这里要分析的是,赵紫阳的话是在打“倒邓牌”呢,还是在这种场合必须要说的话。
    
    1972年的时候,毛泽东没有任何国家领导职务,与尼克松职位相当的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敢说他与尼克松的会见“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吗?同理,1989年的时候,邓小平没有任何党的领导职务(他已经辞去政治局常委和中顾委主任,惟一职务是军委主席),但是,赵紫阳能够赞同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是“两个总书记的会见”标志了中共和苏共“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吗?这样的历史功绩,当然不能记在赵紫阳(“总书记”=“大秘书长”)的账上。赵紫阳后来告诉老友宗凤鸣等人:“戈尔巴乔夫到京之前,我曾在向邓小平做的有关汇报中提出‘希望你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请求。当时邓小平回答说:‘我一定会见他,还要当面跟他说,我们见面了,就是中苏最高会面,代表中苏关系新里程的开始’,邓小平还一再强调‘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他’。但是他们会面时,邓小平不知为什么却未向戈尔巴乔夫提到此话。之后,我还对鲍彤说,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记性不行了。于是,5月16日我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过程中,特意告诉他‘我们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正式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大问题上,还要邓小平掌舵’。这一番话,本意是替邓小平把他忘记讲的话转告戈尔巴乔夫,目的是让对方回国后对此行能有个交代,至于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么误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赵紫阳也否认在学运前党内就有“倒赵”风潮的说法,他说,与胡耀邦下台前一两年就失去邓小平信任的情况不同,直到1989年5月中旬,邓小平还是信任他的。
    
    如果邓小平说了那句话,赵紫阳就没有必要说那一番话;如果不是国内外两件大事叠加在一起,导致一些国内“听者”的误会,赵紫阳在那个场合的话本来也是合乎中共“家法”的。然而,历史恰恰是充满了巧合。先是一些知识分子“听”出了“言外之意”,在《五一七宣言》中把矛头直指“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然后是邓家子女的极端反应。陈一谘在怀念赵紫阳的文章中强调了“五一七家庭会议”的历史重要性。“5月17日晚饭时,邓小平一家人也坐在一起,召开了一个‘太上政治局常委会’。看着严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全家一致认为:‘看来他们要甩出我们家,把我们剁成肉馅了!’视抗议学生与民众如寇仇的邓小平终于下定了最后的杀机。”多个消息来源均指出:起到邓小平耳朵作用的邓榕,在赵紫阳讲话后便拒绝接听赵的电话,断绝了邓与赵之间的联系。
    
    联系到戒严前党政军警工青妇机关干部纷纷上街声援学生,戒严后“二帅”(徐向前、聂荣臻)“七上将”(张爱萍、叶飞、杨得志、萧克、李聚奎、陈再道、宋时轮)和38军现役军长(徐勤先)的消极反应,以及六四后中央书记处(赵紫阳、胡启立、乔石、芮杏文、阎明复)几乎一锅端的事实,可以得出结论:中共虽然难逃镇压学生的罪责,但它并不是按照党章国法作的决定,而是由能和邓小平说得上话的一小撮人按照“帮规”“家法”拍的板。能和邓说上话的人,除了邓家子女外,赵紫阳后来与杨继绳等人谈话时还点了两个人名:“当时只有李先念给小平打电话,他听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了电话:‘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个话不知准不准确。王震也主张抓多少人。”李鹏也必须承担个人责任。按照《国务院组织法》,像北京市局部地区戒严这样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全体会议由国务院全体成员组成”。李鹏没有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就擅自签署戒严令,这是严重的违宪违法行为。
    
    当我们说“六四”自有因缘时,不是要说军队开枪是偶然事件,而是要强调天安门广场没有“血流成河”是偶然事件。有了“五一七”家庭会议决策,有了“五二○”戒严,就必然会有“六四”开枪和随之而来的大逮捕。一旦开了杀戒,杀几百人是杀人,杀几千人也是杀人,对于已经杀红眼的屠夫来说是无所谓的了。当时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几千学生能够平安脱身,这才是一个奇迹。这是刘晓波、周舵、侯德健、高新“四君子”的功劳。
    
    当刘晓波提出知识分子上天安门广场绝食时,“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一些主要成员王军涛、周舵等人起初是不赞成的。后来周舵考虑到自己参加可以为朋友共担风险,而且借此行动建立知识分子的威信和感召力,或许还有可能将学生寻机撤出广场,就同意和刘一起参加绝食。当王军涛听到周舵介绍绝食的两个基本口号是“没有敌人”和“人人有责”时,也决定支持刘、周绝食,并和陈小平等人担负起绝食的后勤支援。虽然二十年过去了,仍然有必要重温《六.二绝食宣言》中的话语:“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为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但是,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周舵、刘晓波等通过绝食行动在学生中取得威信,使他们得以在危急关头成功地挽救了数以千计青年学子的宝贵生命。理性的态度和果敢的行动,这二者的结合,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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