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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恐怖的艺术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2日 转载)
    
     ——电影中的“恐怖分子”面面观
     (博讯 boxun.com)

    
     香港的电影或许还不够“国际化”,警匪动作影片里偶尔出现的恐怖分子来来去去总也脱不了自家脸孔。而且大都“谋财”,干的是“鸟为食亡”勾当。比如《冲锋队:怒火街头》(陈木胜导演)、《公元2000》(陈嘉上导演)等等,再惊天动地也只不过为了抢劫。
    
     不论是对是错,其实戏外的恐怖分子大多属于“舍生取义”之辈,拼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的主要目的不见得是为了“A钱”。同是作奸犯科,給恐怖分子与其他恶性刑事犯罪划个界线,区别在于恐怖主义有其“政治诉求”,有其“主张”,抱着这样那样的“理想”走极端,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拿生命撞击现实。
    
     他们往往属于“理想主义”,于疯狂之中透出浪漫淋漓。两年前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大出风头的《紫雨风暴》便是描写了“恐怖的理想”。“紫雨”虽在色彩上与今天肆虐于西方的“白色恐怖”炭疽杆菌有异,却是一种大面积杀伤的化学武器爆炸后的特有徵象。原卫视中文台台长甘国亮有传媒大亨不当,却在影片里当上了“恐怖分子”,带领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千金何超仪以及成龙力捧的新星吴彦祖等新酷一族大搞“恐怖活动”,把陈冲姐姐和周华健代表的反恐怖一方耍得团团转。
    
     这部影片里的恐怖分子是流浪在外的“红色高棉”战将。由甘国亮扮演的“食客”带出中国古风,追求春秋战国门客为实现政治理想而不择手段的“浪漫情怀”和“恐怖艺术”。影片里的恐怖分子在正常人眼中虽然“丧心病狂”却并非绝情无义之徒,甘国亮等人将恐怖分子内心的世界和边缘挣扎真情流露地展现出来,令人虽然不齿其行为,却仍要受其精神所感动。就像人们看那些甘当“人体炸弹”冲入人群的巴勒斯坦亡命之徒,东方文化里这种人往往容易彪柄千秋,不仅是伊斯兰文化不排斥,日本人也有高仓健在演绎其大和式的《四十七人之刺客》,古已有之,张艺谋有意无意的模仿或受启发于日本片,把荆轲式的恐怖暗杀活动拍成《英雄》,写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等一帮穿着古装的恐怖分子大无畏地去暗杀秦始皇。中国文化里他们叫做“死士”或“烈士”。
    
     美国人不理解地称此类人为“懦夫”,他们虽然绝望但并不是“懦夫”,东方文化里这种奇袭行为是英勇的敢死队精神,称西方牛仔的面对面比快枪或欧罗巴人的比剑决斗为愚公模式。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形之下,无力改变世界的残酷现实,就只有残酷的抱着和世界皆亡的想法追求其终极的救赎,这正是《紫雨风暴》中“食客”对柬埔寨未来的理想。他改变不了既成事实的历史变迁,绝望之下只好毁灭这一切在他看来是“乌烟瘴气”的邪恶东西,祈望下一场雨之后,大地就会雨过天晴,重头再来。
    
     早在“911”之前,我便和美国人一样讨厌没完没了的恐怖袭扰行径,和西方观众一样不齿好莱坞电影里的恐怖分子,然而每一次看《紫雨风暴》这部影片,甘国亮倾情演绎的大反派“食客”那种不瞑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类的东西,伴随着片中高棉凄怨无奈的乡土音乐,总会使我不禁怆然落泪。世界总是这样的残缺。而残缺也是一种难言的凄美。
    
     把镜头伸向恐怖主义,并且不脸谱化地描绘恐怖分子作为有血有肉的人的一面,这样的电影诠释总是比小布什总统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来得更为深入内涵。至少让人们知道,你有你的懊恼,我有我的无奈。
    
     严格意义上的“恐怖主义”产生于一个不公平的残缺世界,这个世界从一诞生就已经是个“失落的世界”,所以有荆轲刺秦王,所以有《四十七人之刺客》,所以有孤独地从巴黎监狱里凝望窗外的极度重犯“豺狼”卡洛斯,所以有穷途末落的本拉丹,所以身有残瘴的大科学家霍金在轮椅上不安地写下他对人类的警告:“没有人可以监控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所以阻止不了日后来临的最具毁灭性的生化病毒袭击……我们人类可能无法存活到下一千年!”
    
     面对911恐怖袭击給纽约人带来的震恸,被西方逼到死角的萨达姆-侯塞因总统曾经喃喃的说出了他的真情实感:“我感到了一种人类矛盾的感情。”你有你的悲,我有我的痛。用这种萨达姆式的矛盾感情来拍此类电影和看电影,所以有甘国亮式的仰天憬然,有好莱坞《烈血天空》式的怆伤无奈。
    
     不脸谱化的描写恐怖分子,在香港电影中除了动人心魄的“食客”甘国亮,还留下了《乌鼠》里的任达华、《超级计划》中的于荣光。香港的电影虽不够“西化”,当年却能雄霸亚洲,所以我们能从影片里看到的“恐怖分子”有日本和北韩的“赤军”,有俄罗斯和中国内地的冒险家或爱尔兰共和军,还有更多的西方犯罪分子比如意大利的黑手党,但严格说来有很多都属于“滥竽充数”,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恐怖主义”。
    
     转过头来看好莱坞为代表的西片,怀有强烈“政治诉求”的恐怖分子题材影片屡见不鲜。他们形形色色,但都代表了美国和西方主流社会眼中不同时代的敌人。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最令西方头痛的敌人不是007占士邦面对的隐藏幕后的克格勃或格鲁乌,也不尽然是德国的熟读毛语录的“红军旅”、爱尔兰的共和军,更不是CIA的好学生本-拉丹。而是屡剿不灭的敢于挑战西方社会的“头好恐怖分子”、被称为“豺狼”的南美人卡洛斯。七十年代,他率众冲进石油输出国组织部长会议现场,大肆杀戮一番又全身而退,又在巴黎的餐馆投手榴弹,欧美首脑也均面临他暗杀的威胁,在那个时期,夹在冷战铁幕中间一段灰暗地带的卡洛斯无疑是西方的恶梦。
    
     所以老早就有了描写“豺狼”卡洛斯的影片,包括布鲁斯威利和理查基尔两大男星合演的《狙杀豺狼》在内,为数绝不在少。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没了铁幕藏身的卡洛斯终告落网,囚禁在巴黎的一所大牢里。有关卡洛斯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与欧美特工联袂捕获的故事,好莱坞也曾拍过一部大追踪的电影,算是终结了恐怖主义的“卡洛斯时代”。
    
     此后,以巴之争风云再起,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甚嚣尘上,以阿诺-施瓦辛格《真实谎言》为代表的主流好莱坞影片开始感受到阿拉伯面孔的威胁,历《最高危机》而至《烈血天空》,终于从戏里转到戏外“紧急动员”(The Seige)。
    
     根据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大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超级大国”的定义:“这种国家应当在经济上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技术上占优势,有文化扩张的作用,军事上能影响到全球。只有这四种因素集于一身的国家才有权得到这种地位。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美国符合这个标准。”身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一度也陷入找不到替代“邪恶敌人”的混乱迷失,战略上的无所适从反映在好莱坞的电影里,敌人面目难辨,从《黑衣人》里的外星盲流到《独立日》遮天蔽日的巨形飞碟甚至洪水猛兽,无奇不有。
    
     然而他们无法想象宿敌越南、北韩乃至“潜意识敌人”中国的文化和作为文化元体的人能干得出以身犯险的恐怖行动,所以除了黑帮影片里专事“A钱”专心搞活地下经济的少数无伤大体的小角色外,即使是《战争艺术》、《白宫特工》那样的含有敌意的影片也没把中国人塑造成“恐怖分子”,大概连好莱坞最具想象力的剧作者也意识到中国人不屑于干那样的事儿。
    
    无奈之下,好莱坞为观众提供了从美国密探到失意的特种兵在内的“来自内部的敌人”。影片《勇闯夺命岛》里威胁美国安全的敌人便是一队要求申张正义的海军陆战队叛军。到了《末日戒备》,“敌人”变成了盗取前苏联核武器来轰击纽约的塞尔维亚人。这两部影片里作为“反角”的恐怖分子虽然有国境内外的不同,但都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均要使各自心目中的“正义”得到最大限度的申张,符合真正意义上的“恐怖分子”的标准。然而在塑造他们形象时,非但不去刻意的“妖魔化”,更在正面描写中注入真切的同情。甚至连《空军一号》中劫持美国总统的“前苏联恐怖分子”也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伴奏之下像古之荆轲那样做功败垂成的最后挣扎。这不但使人想起古之“博浪一锥”,也想起萨达姆般“人类矛盾的感情”。
    
     哈里斯在《勇闯夺命岛》中扮演的美军叛将披着凄风苦雨独自走到亡母坟前,含泪低喃地说:“我对您仍魂牵梦绕,这事我势在必行。您在世时我是不可能做的,我尝试过,但倾尽全力也得不到他们的关注,我希望我所做的能引起他们的重视,不管结局如何,请您不要蔑视我,妈妈!”影片把这个威胁美国安全的叛将塑造成了一个古希腊悲剧式的英雄。他所做的是为了向为国捐躯而得不到体恤的部下向当局讨还公道。我们知道美国有一条不成文规矩,特种部队在国外执行秘密任务牺牲,当局一般是不认帐的。于是有这场戏。
    
     在一部好莱坞以外的描写俄罗斯“恐怖分子”的作品里,我们又听到这样的声音:“杀死一个哥萨克人赏金一万卢布,杀死一个哥萨克军官赏金100万卢布。谁出这么高的价悬赏哥萨克人的头?是拿破仑吗?不是。想要我们的命的是摩尔达维亚人。这件事不是人们在追忆帝国战争时期的往事,而是发生在1993年至今的事实。”一名哥萨克将军点火焚烧脱下来的军服,面对铤而走险前熊熊的火焰,环视部下的脸孔,喃喃的说。“我们是正统的俄罗斯民族。哥萨克人曾经在历史上各个紧要关头为保卫我们神圣而光荣的大俄罗斯祖国而战,我们为国捐躯,不惜放弃我们的所有利益比如土地、生命等等。可是本世纪列宁革命以来,斯大林没收了我们的财产,甚至把我们从历史书中完全抹去。许多哥萨克人为躲避大屠杀逃到国外,少数人隐姓埋名、改头换面,屈辱地挣扎了下来。虽然大家幸免于死,但却阻止不了我们民族的灭亡。哥萨克人消失了,成为传说中的人物……”
    
     这位悲愤已极的将军向一群哥萨克士兵说:“我一直忍受着这一切,现在我们必须挺身而出。我们要恢复传统的哥萨克社会,重塑神圣俄罗斯,任何人再也休想侮辱俄罗斯人民。我们必须让世人得到最严厉的警告,俄罗斯人民的报复行动将是很可怕的。我们按照上帝的意愿重新出现,我们的马刀将象切西瓜一样劈开盗贼和坏蛋的脑袋。我们是最后的哥萨克人!哥萨克人回来了……愿上帝保佑俄罗斯!”
    
     这已经不再是“戏”,而是今天发生在北国袤土上的现实一幕。军事分析家说:“人们以为列夫-托尔斯泰从前描写过的这些哥萨克战士已经死了,被永远从历史的厚册中抹去。但如今他们又复活了,回来了,为再次拯救他们心目中神圣的俄罗斯。虽然卡拉什尼科夫式自动步枪取代了旧日的马刀,但他们的战斗欲望却像1814年挺进法国时一样强烈。”
    
     喬治-克鲁尼和妮歌-洁曼主演的影片《末日戒备》当中,有一张凄伤的男人脸孔对着镜头说:“我的妻儿已死了,为何?因为呼吸?因为微笑?现在只剩下我,谁替我着想?我要我的祖国像以前一样。他们绝对制止不了。”这个神情落寞的男人来自塞尔维亚,此前他的国家名叫“南斯拉夫”,《牛津字典》的词注Yugoslavia(南斯拉夫),有人这样理解,塞尔维亚语中Yugo是“南”,slave是“奴隶”。而英语中的“斯拉夫slav”一词,据说指的就是奴隶。或者再自卑点儿, ”其实在自诩为优等民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眼中,我们只是一帮南方的奴隶……“
    
     影片里这个面容忧伤的塞族人在国家陷入内战前是个弹钢琴的音乐人,音乐总使人想到美好事物,然而他准备在联合国总部大楼下用弹钢琴的手引爆一枚藏在背包里的核装置。“请注意听我的话,我并非魔鬼。我和你们一样是人,直到战事发生。是谁提供斯拉夫人镏霰弹,提供克罗地亚人坦克,提供回教徒炮火,来杀害我们的子女?西方政府在我们的国家划国界,有时用墨划,有时用血划,我们同胞的血!现在你们又派和平部队去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不能接受一无所有的和平。他们必须付出。这痛苦,我们要让他们尝,让他们的妻儿去尝,让他们的国家去尝!现在你们应该明白,我们的前途,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愿上帝垂怜!”
    
     有些令世人纠缠不情的事情,或许电影里已经提供了某些答案。虽然不断有人抨击电影中越来越多暴力,但掩盖不住美国好莱坞演员史蒂芬-席格在一次记者会上痛斥某些传媒时所说的一句话:“你我最大的不同是我还能明辨善恶。”
    
    
    上官小美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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