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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反思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30日 转载)
    
    “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反思:
     “五四”价值、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博讯 boxun.com)

    ——蔡仲德先生〈论“五四”价值及其恆久意义〉读后
    
    杨丹荷
    
    1999年,蔡仲德先生写了〈论“五四”价值及其恆久意义〉一文以纪念“五四” 八十周年1,他指出,传统儒家文化的特徵是礼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专制主义,而“五四”价值是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之间有著难以调和的本质冲突。他将陈独秀作为“五四”价值的代表,提出了两点结论:
    
     “其一,不管有过多么激烈的言论,陈独秀的基本主张还是自由主义,是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东西、古今文化,蔡元培、胡适就更是如此,因此,不能把陈独秀的思想,更不能把整个‘五四’归结为‘激进主义’、‘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其二,正如胡适所说,‘五四’新文化的根本意义是‘一种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也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陈独秀等倡导的价值,‘五四’的价值,就是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对此,笔者不禁要质疑,如果所谓“五四”价值真的如蔡先生所言,那么,在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何中国既经歷了传统文化的全面彻底断裂,又没有迎来自由主义?这个无可辩驳的歷史事实证明,“五四”价值的主体并非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不仅是全盘反传统,而且与自由主义南辕北辙。蔡仲德先生无疑也承认这个歷史事实。不过,他将自由主义在中国无法成为现实的原因归结為政治方面,而不是思想学术方面。在文章中,他一一引述了在中国当代歷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政治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反自由主义言论,然后指出:
    
     “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均明确否定了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此类思想指导下的社会环境不仅不利于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生根发育,甚至还视之为敌对阶级的思想意识,力图彻底铲除培育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土壤,致使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几乎面临灭绝之境。”
    
    笔者认为,从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追溯自由主义不能在中国成为政治现实的原因,是浅层次的,更深的原因在於思想文化领域。蔡仲德先生所认定的“五四”价值不是没有得到贯彻,而是根本就没有在思想文化界扎根。更进一步而言,所谓“五四”价值真的是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还是其他的一些相反的东西?能将蔡元培、胡适和陈独秀、鲁迅等人混为一谈吗?
    
    笔者认为, “五四价值”这个提法本身并不确切。“五四”是一场学生发起的爱国政治运动,其维护民族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的正面意义毋庸置疑,它本身并不是文化运动,与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无关。此前已经开展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才是一场文化运动,而“五四”政治运动是这场文化运动的转折点。“新文化运动”由以胡适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和以陈独秀為代表的偽自由主义者共同组成。正如毛泽东所说,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在“五四”政治运动发生之前,倡导文学改良的留美学生胡适,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在中国文化思想界暴得大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得到了热衷於大革传统文化之命的陈独秀的有力呼应支持。1917年一月,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誌上发表了尚在美国的胡适撰写的〈文学改良芻议〉一文,紧接著,1917年二月,陈独秀便发表了他自己写的〈文学革命论〉,将胡适主张的温和的文学改良转化為一场轰轰烈烈的激进的文学革命。在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员中,胡适、蔡元培等人的确是主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而陈独秀、鲁迅等人则不然。即使在“五四”政治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也是陈独秀等人倡导的偽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而不是胡适等人代表的不彻底的自由主义和温和主义,关於“新文化运动”的细緻分析和陈独秀等人的“偽自由主义”,笔者另有文章论述,在此从略。“五四”政治运动发生后,马克思主义随之在中国大举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是人本主义,而是人类中心主义,而儒家和自由主义两者都是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个人主义,而是比强调父系家族群体伦理的儒家远為极端的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自由主义,而是超过了中国歷史上政治集权专制之鼻祖——秦代——的极权专制主义。早在清末,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介绍到中国,但是这个產生于欧洲的反传统文化“幽灵”能够在中国借尸还魂,成大气候,无疑得益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政治运动之助。“五四”运动之后,与自由主义南辕北辙的马克思主义大举入侵,很快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压倒主流,“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阵地《新青年》杂誌也以成为了专门宣传共產主义的理论刊物而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紧接著,共產主义在中国就不仅仅是理论方面的宣传,而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现实暴力革命运动了。“新文化运动”本身并非没有合理成分,但是,自从“五四”政治运动之后,以胡适為代表的自由主义左派在思想界逐渐失势,本来就很微弱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还没有扎根就逐渐被打压消解,胡适等人倡导的“中国文艺復兴”不得不夭折,难怪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中称“五四”运动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2。“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就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的主流是排斥自由主义的。在口述自传中,胡适回忆道,“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在政治上更趋偏激,他遭到警方的追捕,离开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去了上海,而《新青年》杂誌也就随之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专刊。
    
    “在上海陈氏又踫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七期以后,那个鼓吹‘文艺復兴’和‘文学革命’的《新青年》杂誌,就逐渐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誌可以发表发表文章了。3”
    
    正是在反传统以及拥护外来“民主”和“科学”文化价值的共同目标下,陈独秀和胡适通过《新青年》走到了一起。不过,陈独秀虽然鼓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从一开始,自由主义的胡适和伪自由主义的陈独秀对这两个核心概念的理解就很不相同,而“五四”政治运动之后,偽自由主义者陈独秀完全转向马克思主义,即转向了反自由主义,他对“民主”和“科学”的理解,与胡适就更大相径庭了。来看看胡适的説明:
    
    “陈独秀先生為《新青年》所写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那篇文章的时候,他说《新青年》犯了两大‘罪案’:第一是拥护‘赛先生’(science 科学);第二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 民主)。可是那时的陈独秀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却不甚了了。所以一般人对这两个名词便也很容易加以曲解。更不幸的是当陈独秀后来遇见了苏联共產党的秘密代表之时,这些名词就真的被曲解了,他们告诉陈君说,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纔是真正的‘科学’,纔是真正的‘民主’,老的民主根本不成其为民主。因为那只是‘布尔乔亚’(bourgeoisie 中產阶级)的民主。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s)所推行的所想望的新的民主,纔是人民大众的‘普儸阶级’(proletariat 无產阶级)的民主。因此,‘科学’和‘民主’在这裡又有了新的意义了。4”
    
    “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的盛行,自此以降,直至今天,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无论是思想文化领域,还是现实政治层面,都从来就没有成为过气候。对於“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界全方位的大举进攻和传统文化与自由主义的共同败退,1940年1月9 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作了相当清晰的説明。他那次讲话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説明“中国文化革命的歷史特点”时,他指出: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歷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產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著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產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產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產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產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產党人所领导的共產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產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裡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於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產阶级和中国共產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著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歷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5”
    
    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之后,自由主义败退,传统文化断裂,而马克思主义则开始全面佔领中国的文化舞臺,随著学朮思想和文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化逐渐完成,1949年,共產主义政治终于成为了中国大陆的现实。中国共產主义运动的歷史进程是:思想观念和文化革命做為先导,政治革命随之获得成功。
    
    自由主义思想既然不能在学术界、文化界生根生长,成为主流,自由主义的政治现实当然就如同镜中月,水中花,无从实现。无论是被共產党称为“旧民主主义”的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还是共產党自称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挂著“自由主义”漂亮招牌的非自由主义(或者说是严重扭曲变形的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详论见笔者的有关专文)。在从1912年至1948年的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军阀阶段,还是国民党阶段,正如歷史学家陈寅恪所形容的,都不是自由主义政治,而是“非驴非马”的畸形政治。其间长期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国家分裂,民生艰难,民众的人权、自由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连著名自由主义者胡适主张宪政的言论都遭受到限制和打压,更何况普通民众的自由和人权。当时的中国政治现实不能说比延续传统政治和道德的晚清咸丰、同治之世更加清明和平,辛亥革命后的政治现实,更加坚定了陈寅恪的文化保守立场,所以,在1933年,“辛亥革命”发生了二十餘年之后,他称自己“思想囿於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於曾湘乡张南皮之间”6,到了1945年,陈寅恪对自戊戌变法直至民国以来的社会政治的看法是:
    
    “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於所谓退化论之说者。7”
    
    而自1949年至今整整六十年来,在共產党统治下,更是毫无政治自由可言,正如当年储安平的预见,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自由是个多少的问题,到了共產党统治时期,自由就成了有无的问题。在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以前,即自1949年至1978年间,中国大陆的共產主义实践,造成了民众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信仰、言论等层面的自由全部丧失,处於彻底的专制集权社会之中。全然的不自由,使得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极为贫乏。所谓“改革开放”,是中国大陆的共產党政权在国民经济极其困乏之际,为了自保,开始在经济上走背离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也就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道路。所以,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应该完全归公於自由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与此同时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严重畸形,在畸形的经济自由和政治专制体制下,当今中国大陆是一个不自由的、政治和学术重度腐败、全社会道德沦丧的危机四伏的国家。
    
    蔡仲德先生曾撰文指出,主张文化保守的陈寅恪是反对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主义者,是维护纲常礼教的封建主义者8,而他认为自己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本主义者。他在文章中一再弘扬人本主义,在他的墓碑上,也篆刻著“人本主义者”五个大字。不幸的是,蔡先生其实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他不仅将伪自由主义者陈独秀作为自由主义价值的引进者,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他还以反自由主义的马克思的相关论点来总结自己的“人本主义”立场,文章写道:
    
    “马克思曾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刘丕坤中译本,第5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 就此而言,人本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它既保存了人类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蔡仲德所理解的“人本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所倡导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反对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反对个人主义和个体自由,也就是反对自由主义。“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经济制度试验在中国已经彻底失败了,在中国大陆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代价不仅仅是绝大多数民众的长期生活困乏,还导致了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正是这个失败促使邓小平在经济方面背叛了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在经济方面向自由主义靠拢,开启了三十年前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在亲歷了的这段惨痛歷史之后,蔡仲德先生居然还抱著共产主义的“人本主义”不放,认为这种理论“既保存了人类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真可谓执迷不悟,令人為之深深遗憾。正因为这样,在文章最后,蔡仲德提出的理想社会仍然源於共產主义运动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他所理解的“自由”概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语境中的空洞虚幻的“自由”,而不是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语境中的捍卫个体人权的自由, 他引述《共產党宣言》来説明他理想中的“人本主义”的“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
    
    “人本主义又认为自由的、能动的创造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所在,因而自由是人所追求的最有价值的价值,人类的歷史就是不断追求与实现自由的过程,社会合理的程度决定于它保障个体自由的程度,而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所谓“共产主义联合体”,是毫无实际意义的虚幻假设,这句话只不过是个美丽的幌子,与具体怎么保障社会中每位生命个体各个层面的人权、自由、尊严毫无关联。蔡仲德所信奉的“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人本主义(即近代西方主流政治文化)儘管貌似一致,实质上,他所理解的“人本主义”主要还是陈独秀的偽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混杂物。归根结底,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境界还没有达到他所敬爱的岳父冯友兰先生的水平。冯友兰最终提出了“仇必和而解”,抛弃了自己几十年努力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回归中华传统主流文化价值,而蔡仲德对待传统的思路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式的,那就是“仇必仇到底”,不与传统妥协。
    
    自由主义和伪自由主义尤其与马克思主义其实根本无法兼容,因而,在一致反传统的旗帜下,一度联合在一起的《新青年》杂誌编辑部同仁很快就发现他们并不真的志同道合,发生了分裂,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不得不和信奉偽自由主义和共產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釗、鲁迅等人分道扬鑣。胡适、蔡元培等自由主义者是理性温和的反传统者,他们主张“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并不与传统彻底决裂,尤其不反对传统的核心——道德价值;而陈独秀、鲁迅等偽自由主义和共產主义者则是非理性的卢梭和尼采式的激进反传统者,他们不仅全面反对纲常礼教(这方面有其合理的地方),还偏激疯狂地宣佈“仁义道德”就是“吃人”9,在对待不同思想和主张方面,也毫无宽容精神。人伦道德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所在,否弃仁义道德,就是与传统决裂。陈独秀主张的偽自由主义和随后引进的马克思主义,都激烈反对传统,都要和传统进行彻底的决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价值观上,与弘扬善良道德的人类主流文化价值背道而驰。正因为如此,实质上承续其衣钵的蔡仲德先生坚持认为,儒家伦理道德在本质上与现代价值不能相容。他在〈论“五四”价值及其恒久意义〉中指出:
    
    “‘仁’、‘礼’、‘和’以及纲常名教等儒家传统价值属於前现代范畴,与现代价值具有本质的差异。只有经过改造,才能吸收其中蕴涵的某些合理因素,使其为现代所用。”
    
    虽然承认了传统中“蕴涵的某些合理因素”,但是坚持传统与现代“具有本质的差异”,则是继续强调儒家纲常礼教、价值体系与自由民主的本质冲突,强调两者的不可调和性,是在延续陈独秀、鲁迅等人从核心价值上否定传统的学统。因而,蔡仲德先生认为有必要对坚持并实践儒家伦理道德的陈寅恪作细緻的分析批判,贯彻这一思路的四万餘字的《陈寅恪论》是他在病重时完成的生命最后阶段的重要作品。
    
    笔者认為,蔡仲德先生对陈寅恪的批判不仅在学理上站不住脚,在现实方面,也无助於并且严重阻碍中国接受真正的自由主义,实现自由民主。在笔者看来,在传统文化枯竭的沙漠上,在真诚、仁爱、信义等善良道德价值受到普遍鄙视和广泛践踏的社会中,在虚假成风,诚信难寻的贫瘠土壤里,自由主义观念无法植根,自由主义政治的坚实大厦当然也就无从建立。
    
    而无论是儒学,还是自由主义,两者与马克思主义都无法共存,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反仁爱,反传统善良道德,也反对理性,反对个人自由和个体尊严,反人权。正如陈独秀和胡适必须分道扬鑣,原因在於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主流文化和自由主义在根本价值上水火不容。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產主义信奉者们斗争意志旺盛,毫无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宽容精神,在攻击自由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表胡适等人方面毫不宽假。產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个在意识形态上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文人团体,它的精神领袖正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猛将鲁迅。“左联”通过文学形式宣扬马克思主义,同时不遗餘力的攻击自由主义。鲁迅类似德国激烈反传统的文化狂人尼采。毛泽东推崇鲁迅“骨头最硬”,封他為“民族脊梁”。在1940年1月9号毛泽东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讲话中,他讚美“五四”之后產生的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新军”和它的旗手与主将鲁迅道: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歷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顏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著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0”
    
    毛泽东曾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于无缘无故的恨,他对鲁迅的热烈推崇讚美岂能无缘无故。除了他本人与鲁迅文化立场一致、个性相投以外,更重要原因在於,“左联”是在共產主义尚未成为中国大陆的全部政治现实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宣扬马克思主义、攻击自由主义思想和其代表人物的强有力的文化堡垒,鲁迅是这个堡垒的精神领袖。“左联”以文学创作服务于中国的共產主义革命运动,开启了“文学為政治服务”的先声。“左联”不仅在攻击打压自由主义思想方面战功赫赫,同时还促成了共產革命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鲁迅的麾下聚集了一大批追随或同情共產主义的思想偏激的左倾文人,他们產生的社会效应既广且深,為共產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社会思想文化基础。
    
    1936年鲁迅病故,“左联”也於同年解散。这位毛泽东推崇的“骨头最硬”的”民族英雄”,实则发自内心蔑视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崇洋媚外(他的作品和文字可以证明)。如果鲁迅能活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之后,一向亲日的他,很可能会表现得比他的弟弟周作人更有过之。
    
    正如毛泽东至今仍然高踞神坛,鲁迅也仍是中国文化界的旗帜。其实,“伟大的民族脊梁”鲁迅与“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样,都是小人。他们内心病狂,富於猜忌心和斗争意识,鲁迅声称对於他所不认同和令他不快的人“一个也不原谅”;而毛泽东则信奉“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如果宣称“仁义道德”就是“吃人”的鲁迅处在毛泽东的位置上,准能作出和毛泽东一样的“伟大”业绩:搞运动、整人、破坏传统文化、发起“无產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党内斗争……总之,也会无休止的抽风和折腾。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道两家都强调政治领导人应该“内圣外王”,道家要求领导者少私寡慾、清静自然、无为而治;儒家则要求他们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要先“安”自己的内心,要德才兼备,然后才能“安”天下之人,“以德治国”,建设“和谐社会”。而毛泽东和鲁迅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渴望权势,内心动荡不安,斗争仇恨意识强烈,仁爱忠恕之心缺乏,有才无德。他们的内心不安、不善,怎能“安天下”“平天下”?“内乱外祸”,其结果只能是“祸害天下”,他们领导下的中国政治和文化现实动荡不寧、灾难重重。鲁迅不惮以泼妇谩駡般的刻毒语言向自己的思想敌人胡适、梁实秋等自由主义者射出“匕首”和“投枪”。笔者当年在中学语文课本上读到鲁迅的杂文而记住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直到很多年以后,笔者看到梁实秋先生的作品,惊异地发现,原来梁实秋是个理性温和的君子文人,而辱駡他的那些称号,用在鲁迅自己的身上,倒很恰当。多年后笔者也从胡适的往来书信中读到,儘管内心阴冷的鲁迅视平易和善的胡适為阴险之徒,而胡适则始终欣赏鲁迅兄弟俩的文才,从不反击,并能同情鲁迅早年的坎坷家世经歷,给予他“同情的理解”。
    
    共產主义运动在中国成为全面现实后,自由主义和传统主流文化随之被彻底清除。1949年共產主义政权在中国大陆建立后,文化思想专制登峰造极。当局很快展开了对全民实施马克思主义宗教洗脑的思想改造教育运动,与此同时,对传统文化和自由主义残餘思想的彻底清算也大举进行,大规模的批判胡适运动和持续十年的大“革”传统文化之“命”的“无產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其中的两个显著例子。
    
    中国歷史上曾经引进了外来文化佛教,佛教的进入是和平渐进的,在长期的文化融合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部分,与中国固有的儒教、土生的道教三教并立,儘管有本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排斥与摩擦,有出世的佛道文化和入世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内在张力,总体来説,正如佛学研究专家汤用彤先生所言,在中国歷史上,儒释道三教互补,相得益彰,和平共荣,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博大与宽宏。为什么传统主流文化儒释道、外来文化自由主义与同样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却无法共生共荣呢?原因在於它们在根本价值方面的“不共戴天”。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善与恶、人类主流文化价值与反主流文化价值之间的区别,而这种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无论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释道三家,还是近代欧洲主流政治文化自由主义,都信奉善良道德,实践仁爱价值,所以它们彼此可以相容,而马克思主义则完全相反,这就是前两者和后者不能和平共处、势同水火的根本原因。
    
     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説,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是君子文化,君子“和而不同”,既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又能与他人友好合作,君子成人之美,与人为善,能够推己及人,“己慾立立人,己慾达达人”,“己所不慾,勿施於人”;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小人文化,小人“同而不和”,要么不讲原则,只讲利益,要么依仗权势,强加於人,小人以恶意待人,落井下石,自以为是,自我中心,信奉“有我没你”,“仇必仇到底”。小人彼此之间并不和睦友爱,例如左联和共產党组织内部即是如此,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可以团结联合在一起,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也永远在勾心斗角,猜忌争斗。陈寅恪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和胡适等自由主义者都是君子,儘管他们的文化观点和立场不同,却能“和而不同”,存异求同,欣赏彼此的长处和才学,在学朮上和平共处,携手合作,扶助奖掖后学,捍卫学术自由,共同致力於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说,1945年,已经在德国留学十年的他得知陈寅恪先生因为治疗眼疾到了英国,
    
    “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到了先生的復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到能到高等学府来任教而会不以为荣呢?我於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11”
    
    可见,季羡林就任北大教职正是保守主义的陈寅恪、汤用彤和自由主义的胡适等学者协同合作的结果。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私人关係上能相互尊重,彼此信赖,以礼相待,甚至成为私交良好的朋友,如胡适与汤用彤。在患难之际,他们能够互伸援手,仗义相助。当保守的王国维因为逊帝溥仪被突然驱逐出紫禁城而痛不欲生之时,欣赏王国维才华和学术的胡适介绍他前往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為这位大学者暂时找到了出路。这就是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所描述的“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12” 再来看看胡适与陈寅恪的君子之交以及陈寅恪高洁不苟的人格风范。季羡林先生回忆,上个世纪四十年末期,国共内战正酣,物价高涨,民生困窘,到了冬天,大学者陈寅恪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
    
    “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於是适之先生就派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於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於金钱的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13”
    
    持文化保守立场的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曾经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有“哈佛三杰”之称,儘管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不同,他们与胡适在学术上都能够友好合作。1949年,他们都留在了中国大陆,对於共產党政权发起的清算自由主义、批判胡适的运动和反传统文化的运动都抗拒抵制,拒绝合作。关於陈寅恪和吴宓对共產主义的长期顽强抵制,笔者在长篇论文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仅举汤用彤先生抵制批判胡适一例。汤用彤先生的儿媳乐黛云先生在〈我认识的汤用彤先生〉一文中回忆:
    
    “1954年,在《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那个会上,领导要他(汤用彤先生)发言。他这个人是很讲道德的,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跟著别人讲胡适什么,但可能他内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据当时和他坐在一起的,当年哲学系系主任郑昕先生告诉我们,晚餐时,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他和胡适的确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友谊。当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去北大教书是胡适推荐的。胡适很看重他,临解放前夕,胡适飞台湾,把学校的事务就委托给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对他的打击很大,心理压力也很大。当晚,回到家里,他就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没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面积脑溢血!14”
    
    汤用彤先生於1964年文革之前病故,避免了在经歷思想改造、批判胡适的深切内心痛苦后,再度见证传统文化被惨烈破坏,身心遭受更大的折磨。
    
    上个世纪的中国,君子退隐,小人得势,国家怎能不大乱?出世的佛道两家衰败,传统君子文化儒家崩解,外来君子文化自由主义不能成功进入,中国原有小人文化法家和外来小人文化马克思主义交匯融合,肆虐横行。
    
    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尤其是1949年以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被不加理智分析地一概贬斥為所谓“封建主义”和“封建糟粕”,成了反动、迷信、腐朽、没落、极权、专制、反人权、反民主、反自由的代名词,成了一无是处的歷史垃圾,对传统弃之唯恐不及,似乎要自由民主,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完全彻底否弃中国自身悠久的歷史文化和传统道德价值,这种偏激反理性的思维方式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就主导著中国知识界,在这种两极的思维方式支配下,中国大陆至今与自由主义政治无缘。“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极端武断态度和这个运动所引进的外来文化值得认真反省,“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是应该被认真批判清理的重大课题。
    
    鉴于二十世纪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完全断裂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学术界应该深刻反省,绝不能继续对传统主流文化进行简单的负面化处理,似乎谁维护传统,谁就站在了自由、平等的对立面。中国文化的振兴、道德的重建,原装的而不是假冒伪劣的自由主义的引进,捍卫个体人权、自由和政治平等的宪政民主政体的确立,必须以完全抛弃外来反人类主流道德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為前提,舍此别无他途。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遗產必须被彻底清算,不能宽假。所谓“五四价值”的很多成分不仅不值得肯定,而且必须加以严肃认真地分析批判,其中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成分,应该被彻底清除否弃。中华传统主流文化并不是反动、迷信、腐朽、没落、极权、专制、反人权、反民主、反自由的代名词,而外来的反人类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自身才真的是上述特徵的集大成者。
    
    “新文化运动”的主调是偏激而反理性的,而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则是理性而折衷稳健的,它突破了三纲所确立的等级秩序,主张人人在政治上平等独立,提出了一种能体现人类个体生命权利和尊严的政治法律制度,比肯定男性中心父系血缘伦理道德的儒家政治文化更加合理。然而,在根本道德价值上,儒学和自由主义完全可以相互融合,其深层原因在於,在根本道德价值和社会理想上,传统儒学和自由主义是一致的。“安民”和“平天下”,也就是尊重、珍视生命,使得人人能够安生和追求幸福,天下太平,正是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因而它与自由主义在社会政治目标上并无本质上的矛盾,破除“三纲”等级以后,儒家的“仁者爱人”核心价值对于人类社会仍具有永恒意义,真正的自由主义必须建立在善良的“仁爱”道德价值基础之上,而绝对不可能建立在与之相反的马克思主义“仇必仇到底”的斗争仇恨价值之上。
    
    註:
    1笔者所见蔡仲德〈论“五四”价值及其恒久意义〉一文来源:中国文化管理传播网,链接:http://www.yinxiangcn.com/xueshu/200709/4750.html
    2胡适:《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胡适文集》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页352,以下简称《胡适文集•胡适口述自传》,只註明页码
    3《胡适文集•胡适口述自传》,页355
    4 《胡适文集•胡适口述自传》,页355—336
    5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刊载於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為《新民主主义论》
    6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陈寅恪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页844
    7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啟超传书后〉《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陈寅恪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页837,以下简称《陈寅恪卷》,引用只注页码
    8蔡仲德: 〈陈寅恪论〉,2003年《南洋师范学院学报》第二卷第一期、第二期和第四期,分上、中、下发表,
    9 鲁迅:〈狂人日记〉,1918年5月15日4卷5号《新青年》杂誌
    10 同5
    11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张杰 杨燕丽 选编:《追忆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页125,以下简称《追忆》,引用只注页码
    12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卷》,页849
    13《追忆》页127
    14 乐黛云:〈我认识的汤用彤先生〉,首发於《中华读书报》,笔者见於学朮批评网,链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0288&type=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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