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大跃进中的党向民/林文山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28日 转载)
    
    因为曾在新会工作,1956年调到广东省委之后,我一有机会就回新会。除了工作,还看看当年一起工作的战友,看看打游击时一起战斗过的乡亲。有时是自己个人作为《上游》杂志的编辑去,有时是作为随员跟省委领导赵紫阳一起去。
     (博讯 boxun.com)

    1958年大跃进,我去的次数特别多。
    
    有一回,跟随赵紫阳一起去新会。时间是1958年夏天。那时的规矩是,全体共乘一辆面包车,除了赵之外,只有几个随员,包括一秘书,一记者,一至二位“黑秀才”,有时还加上一位农业厅的专家。新会县委会设在一幢华侨修建后留下来让家人出租的三层洋楼。不知道是事先得到消息还是碰巧,县委书记党向民在门口接车。赵下车后,来不及寒喧,党向民就嚷开了:“如今的报纸搞的什么名堂?吹!亩产几千斤,上万斤。行吗?农民说,让我们亩产八百斤,我们紧张,担心达不到指标,千方百计设法增产。指标超过一千斤,就一点不紧张了。反正谁都达不到。那些吹牛说亩产可达几千斤的,我根本不信!他们种过田吗?”
    
    老党讲的,也是我在农村中听到的。此前我曾回过解放初期在那里工作过的三区,特地回到一直有精耕细作、科学种田传统的周郡,见到后来在区里当技术员的那位记不得名字的青年。彼此很熟,他对我说过老党这番跟当时的气氛极不调和的话,只不过委婉多了。我虽不懂农业,但看“试验田”那种劳民伤财的架势多了,加上农业厅的专家摇头,心里也在打鼓。1957年反右派的沉痛教训在前,即使在周郡,在老朋友面前,我也不敢多嘴多舌。老党这个人,开头也有点脑子发热;近一段他不大肯说了,也许是在思想斗争吧?这回当省领导的面提出反对意见,话说得那么冲,虽然同他的性格有关:但却显然不合时宜。
    
    赵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摇了摇头,迳直进了县委会。老党跟着进了房间,估计是继续刚开始的谈话。
    
    我们彼此做了个鬼脸,也轻轻地笑了。进到分配给我们住的宿舍,对老党的话,谁都不加评论,也不敢去听听赵同老党如何继续讨论。
    
    一年多之后,庐山反“右倾机会主义”了,省里当然紧跟着也反本省的“右倾机会主义”。参加会议回来的王匡(当时是省委宣传部长、《上游》杂志总编辑)说,老党在会上被围攻了,谁如何说等等。批判者我们也熟悉,主力是那时吹得最厉害的几位县委书记。他们的大胆想象力和一些做法,我们在编辑部里就曾经非议过。看得出来,老党不仅伤了报纸,还伤及他们。对老党,他们早就反感。机会一来,老党和新会县委当然成为众矢之的。
    
    解放后,我经历过好几次运动。数这次过关比较轻松。原因很简单,整个编辑部都“右倾”,谁也不肯批别人,更不想让别人批自己。
    
    草草反完“右倾”后,我又回一次新会。
    
    王匡特地找到我,嘱咐我务必代表他登门拜访在家里闭门思过的党向民。王匡分明很同情老党:“老党这个人,那张嘴把不住门。整得他太惨了,都不讲道理。你同他熟,去安慰安慰他。”
    
    到新会后,首先见到副县长陆其俭。解放初期我们一起在三区工作,还谈得来。每次去新会,我们都一块饮茶聊天。从他那里得知,大家对这次反“右倾”抵触很大。尽管省里处理得还是很克制的,狠批了一通整个县委会的“右倾”和“狂妄”之后,只把县长调走了,老党没有宣布如何处分,而是停职状态的靠边站。临时派人来管一管新会。但是,陆其俭首先就不服:亩产确实达不到那么高嘛!提点意见就有罪,就处分,以后谁还敢讲真话?这样下去,工作怎样搞?
    
    在老党的领导下,新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周恩来总理来新会,我恰好也在。他听了、看了之后,对新会的工作,包括农业、商业、卫生、干部教育等方面的工作,都有肯定的评价,还为圭峰山劳动大学题了匾。怎能因几句“错话”就一棍子打下去呢?我只是这样想,对陆其俭,我也只是听,不敢说。那时的知识分子虽没有“臭老九”这个名称,但是早已失去了自我。
    
    然后我去见老党。老党一个人闷坐在家里发呆。见我在他倒大楣的情况下登门,他感到一丝安慰。特别是当我告诉他,我是奉王匡的命令来看他之后,他更意外地高兴。
    
    我们无法也不敢触及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个“火烛小心”的问题。我找到一个题目:谈他的肺病。他于是详细地给我介绍了一位中医如何给他找来一种特效药,服后如何有效,比服西药更有效。我同意他的看法。我没话找话地对他说,1950年,县委会把我调到宣传部,原因是部长李光中有肺病,天天打盘尼西林(他已学会自己打针了)仍不见好转,无法工作,整个宣传部的事都让我一个人包了。可见西医不行。
    
    告辞时,老党站起来要送我。我劝止了。他嘱咐我回广州后一定要替他谢谢王匡同志。
    
    我们紧握着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后来,在北京,在云南,我和老党都见过面。由于有这段情缘,彼此都特别亲切。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