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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秩序-也说说“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姚笠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2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成龙说了一句“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招来骂声不绝,甚至被痛斥为“奴才”。
    
     先就该说法的贬义提个问:那些对说“需要管”义愤填膺的人们,请思索一下你在社会生活中是否已经有足够的自由而不“被管”?如果不是这样,你对你认为不该管却要“管”你的人和制度表达过这种义愤填膺吗?你向他们提出过你不当奴才吗?成龙不是制度,不是国家机器,对他大发雷霆比较容易,没有危险。 (博讯 boxun.com)

    
     其实,平心静气琢磨琢磨,有谁不需要“管”呢?实际上,人人都是需要“管”的。当权者为非作歹,不就是因为缺“管”吗?那些长年上访的冤民在司法机构门前安营扎寨,不就是因为没人“管”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不也是因为没人“管”吗?土地被侵占、家园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不也是因为没人“管”吗?这里说的“没人管”,也可以换为“管得不够好”或者“管得很糟糕”,“管得不对”或者“管错了”。
    
     成龙不是理论家,也不是文人,大概对自由和秩序没有太多研究,相信他所说的“管”不是指取消自由,而是指不可滥用自由(其原话大约是“太自由了,乱成这个样子”),不可滥用自由的实际主张还是秩序。
    
     单就“管”的意义,有两个层面需要界定,一个是谁“管”谁,另一个是怎么个“管”法。
    
     一个社会,需要协调和管理,在这点上相信没有异议。实施这种协调管理功能的首先是社会公德,其次是法律,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以社会公德心和社会公正为基础制定的法律,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近民众的理想,而该法律的执行也无疑将能达到最令人满意的程度。没有公德心,再美再动听的法律也形同废纸。
    
     践行公德和遵纪守法,表面上是一种约束,但它们和自由并不矛盾。记得读过一篇文章,里面谈到自由时这样定义:“自由是对秩序的志愿选择”。我想,最简单的例子莫过于交通指挥灯。红灯的时候你没有通过的自由,但是面对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或者横穿的人流,你无疑要选择自我约束,也就是秩序,而且还是自愿的,你所选择的秩序既符合你的利益也符合他人的利益,这就是最简单的公众利益。而且,即便当绿灯放行的时候,你享受的也不仅仅是自由,它同时也是秩序,是秩序给你的自由。因此,说自由不是绝对的,恰恰因为我们既需要自由也需要秩序。秩序应当是自由的保障,所以我们才运用我们的自由去志愿选择我们认为理想的秩序。
    
     践行社会公德和遵纪守法,实际上是一种自愿的自我约束,或曰自我管理,自律,其基础是个人自我的觉悟、修养、品行和受教育的程度,虽说是个人的,但它和社会环境有天然的联系,它是社会的产物。在有神论的国家,例如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中,宗教信仰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部分社会成员除了自己践行公德,遵纪守法,还以同样的公德和法律为标准要求及衡量他人,形成社会的横向制约。人与人之间需要协调制约,社会各元素之间也需要协调制约。不单单个人,各类群体政党机构等等同样需要践行公德和遵纪守法。当形成社会共识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道德主流无疑是高水平的,那是自由和秩序有机结合的结果。政府的职能是管理,这种管理是应人民之所需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在行政管理的意义上,是人民需要政府,不是政府需要人民,所以人民对政府有当然的监督权是顺理成章的。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对政府实行监督:舆论、言论、新闻、结社,结党,等等。一个真正尊重社会公德、主持社会公正的政党,当会自愿选择对本党实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的秩序,或曰被民众“管”。
    
     人是一种动物,一种既要个体独立同时也要群居的动物。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人与人之间为争夺利益而自相残杀的历史。由于利益的缘故,也由于人的自私自利,人们享受到的自由极其有限,而受到的束缚和制裁却十分严厉,这就使得人们把争取自由当做斗争的目标,如此世世代代。
    
     然而,人们一旦松绑,获得自由,便很有可能把自由误解为一种无度的权利。借言论自由而中伤诽谤他人,假自由之名侵犯他人利益,借司法的辩护权掩盖罪行真相,以权谋私,公器私用等等。这已经不是对自由曲解的问题,而是人性恶的自然暴露。所以,人是需要“管”的,或者换一个词,是需要“教育”的,而“管”他的,除了教育,还有社会,舆论,法律,直至监狱。
    
     自由和秩序从理论上说说似乎很简单,实际上执行掌握起来十分复杂。人人都认为自己有自由,每个人或者每个群体的利益既有相同也有不同,因之不同的群体心目中理想的秩序也是不同的。所以,乍看上去,一个社会各色大旗林立,各唱各调,各说各词,好不乱糟糟一大片。其实呢,乱中完全可以有序,这个序就是民主。
    
     自由,从权利的意义上说是平等的。假如大部分社会成员都真诚拥护个人自由,那么他必然也拥护他人的自由,不管这个他人与己意见相同还是不同。由于不同意见之“不同”是互为不同,所以否定对方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权利,等于否定了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即是说,要想他人承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就必须承认别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样民主才有基础。于是,运用个人的自由权利自愿选择并产生一个大多数人拥护的秩序,便成为可能。即便执政的是自己的对立面,人们也完全可以容忍并且承认其合法性,因为这是不同意见各方都共同选择的、承认各方同等权利与同等机会的秩序。假如不是这样,例如,一个政党运用自由的权利选择了独裁专制,那它领导下的社会就谈不到自由,因为对于不同意这一秩序的社会成员来说,这一秩序是强加的,即是说,被强加者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和权利,或曰被剥夺了平等的机会,那么实际上该独裁秩序对于这一批社会成员来说就不具备合法性,而且恰恰是独裁政权自己将自己置于不合法地位,换言之,当你否定了他人的合法权利的时候也否定了你自己的权利。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极力发动全民投票修改宪法来使自己的终身制合法化,他的办法是逼迫你自愿服从被强加。
    
     顺便多一笔。有人喜欢引用黑格尔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以此为现行秩序的合理性辩护。实际上,我认为其中“合理的”这三个字是一种误译。这里的“理”不是指公理、公正,而是指道理,亦即事物产生的成因、缘由。举例来说,《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饥饿难耐偷了一块面包,这是一个存在,说这个存在是“合理的”,不是指偷盗行为本身是正义的公正的或者应该的,而是说偷盗现象的存在是有其原因的,也就是说,由于饥饿而偷的这种“合乎道理”并不能从道德层面上为偷盗行为辩解,它只能解释“这一个人偷面包”是因为“饿”。何况,存在也是改变的,而改变也是一种存在,改变后的存在也是“合理”的,或者说,是有其道理的。假如一切存在都是那么的“合理”,那么完美,还用得着发展吗?所以,我认为应该翻译为“一切存在都是有其道理的”。试想,宇宙中有哪一个存在是没有成因的?
    
     再重申一遍:自由是对秩序的志愿选择。假如一个秩序的产生不是全社会成员的自愿选择,那么按照自由的定义,这个秩序就是不合法的。公民承认一届政府的合法性,与他是否赞同执政党的政治主张是两回事。他完全可以反对执政党的政策但承认该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因为保障该政党执政合法性的秩序是公民的自愿选择。多党制国家各党之间之所以能够共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基于以上意义,“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个说法尽管不科学,不严谨,但并没有错。不是吗?我们需要努把力培养自我的公民意识,需要建设公民社会,我们的社会成员需要《08宪章》那样的觉悟,需要讲真话的勇气,需要承认异见者权利的气派, 我们需要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需要践行公德,需要主持正义,等等。不管成龙认为中国人的自由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我们中国人对自由和秩序的认识的确是需要提高的。我们既不能滥用自由,也不能屈服于强加给我们的秩序。
    
     成龙一句话引起轩然大波,再次反映出我们中国人的敏感和脆弱。我们中国人,对一切负面评论,无论出自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会按捺不住地拍案而起,仿佛非如此就是不爱国,就不配做一个中国人,就背叛了炎祖黄宗。 要知道,我们从虚伪的“爱国主义”情结中摆脱出来是费了很大力气的。起初,最具杀伤力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后便是“叛国”,再后就是“不爱国”。最近一两年,不少勇敢者奋力疾书在视听中澄清“爱国和爱党爱政府”不是一回事。然而,直到目前,把爱国和爱党爱政府混为一谈仍然是现秩序的一张王牌——虽然是最后一张,而且还增添了一张孪生附属牌,名为“反华”,把持异见的中国人群体斥为与国际“反华”势力同流合污,目的是打击对现秩序持异见的志士学人。中国对美国,大家都知道,是又羡慕又嫉恨。从未听说过美国称“世界反美势力如何如何”,也不见美国政府抨击中国是国际上的头号反美势力,倒是中国政府总是把美国列为头号反华势力。实际上中国政府自己知道,并没有什么反华势力,不过是自己心虚和脆弱,对任何不同声音都风声鹤唳而已。何况,“反华”的含义十分牵强: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与13亿百姓何干?但是该政体依然把对他的批评分摊给全体民众。对异见使用的新罪名是“颠覆”,显然这个担心被颠覆的虚弱政体忘记了它是怎样颠覆了前政权才产生的。
    
     至于莎朗斯通说了一句因果报应得罪了“中国人”,于是大有勇敢的中国人表示志愿去美国轮奸她,而说出这样下流的“豪言壮语”时并没有忘记必要的细节:要有人出钱有人给签证。我不理解这样的“见义勇为”,不明白这种人的道德原则,也不明白他是为谁打抱不平,不知道他对减少中国民众的苦难做过什么,对制造民众苦难的责任者们做过何种批评。但不管怎样,能使用轮奸来报复一种不同意见者的人——哪怕是口头的,既不是正义者也不是高尚者,不能想象中国人的捍卫者是自告奋勇的强奸犯。能够强奸这一个不同意见,自然也会强奸另一个不同意见。这种人对这一面是勇者,对另一面是奴才。说这话的人不懂法,不知道这种话是不能说的,因为法律完全可以起诉他。自由是不能滥用的,用成龙的“管”字来说,这种人就需要管,需要社会公论来管,需要自己管自己,需要懂得羞耻,需要用公德修炼自己。
    
     为了一个虚名不必大动干戈,但澄清思想总是有价值的。这也是为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人与人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的中国而做的努力。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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