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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涵与我促膝谈心/于光远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25日 转载)
    
    我和汪道涵相识的时间不算早,但是也有二十年了。在1983年党举行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国家经济委员会下面建立了四个小组:一是由我担任组长的“理论方法组”,二是由张劲夫担任组长“体制组”,三是由薛暮桥担任组长的“结构组”,还有一个就是由汪道涵担任组长的“引进组”。在这四个小组并存。那个时候,我们作为四个经济学家常常一起研究改革开放问题。
     (博讯 boxun.com)

    没多久,在以赵紫阳为主任的“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建立之后,“国家经济委员会”下面的四个小组中,除了理论方法组单独存在,加入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之外,其余三个组的工作就合并到经济改革委员会里去了。也可以说这三个组事实上不存在了。
    
    引进组的工作结束之后,汪道涵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市长。我因为与汪道涵熟,我到上海就常常和汪道涵讨论问题。有一次我去上海,上海市正在开讨论上海发展战略的会议。汪道涵邀请我参加预备性质的一个小会,要我发表一些战略性的见解。 在会议室的一张长条桌的中央 ,我和他面对面地坐着,我就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上面写了这么几个字:“逐鹿者不顾兔,决千金之货者,不争铢两之价,大上海不要打小算盘。”前面两句,是我从《淮南子》里引下来的。译成口语,前一句话的意思就是 :“在你打猎时一箭射中了一头鹿,可是它没有倒下,正在逃跑,你当然要追逐。这时候,旁边跑出一只兔子,你决不要注意它。不要因小失大,要专注,不要分心 ”。后一句话就是把这个道理用在做生意上面。还是译成口语:“你是一个做一千两黄金大生意的人,一定不要去争一铢一两铜钱的价钱。”在我递给汪道涵的纸条上最后写的就是“大上海不要打小算盘”。我是上海人,不怕说上海人的坏话。
    
    汪道涵年长我将近两个月,我们二人都是1915年生的。他的生日在5月,我的生日在7月。我每到上海,只要可能总要去看看他。那些日子我经常住在衡山宾馆,离他寓所很近。2001年12月,有一天他来找我,这时候乔宽元和诸华敏正好来拜望我,我想起了好朋友亲近谈话,叫做“促膝谈心”这句成语,我就真的在同他谈话的时候,两个人的膝盖碰膝盖照了相。那次照的相片,最近诸华敏寄给了我。
    
     
    
    华敏同志:新春好!
    
    收到来信和照片后。我就写了千字文,现把稿子寄给你。我想殡葬文化是一定会用的。我希望编辑部加几句按语,说明我已经在汪老的追悼会对汪老表示哀悼。这篇短文只是写我与他的友情。你们看上海的报刊有没有愿意发表这篇文章的。如果愿意我当然感谢!
    
    于光远
    
    2006-1-13
    
    华敏同志:我写了这篇文章和给你的一封信,查了一下,没有发出。现在早已过了哀悼的时间,因此,那篇文章就不能够照原样发了,现在我改变主意,把这篇文章发到我的“于光远网站”上,你看怎么样。给我一封回信。
    
    于光远
    
    2006-5-16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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