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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希:梁启超之国会请愿运动与《零八宪章》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2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2008年12月10日发布的《零八宪章》说:“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仅仅用“立宪”两字就把1908年简单概括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里的“立宪”可能只是指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实际上,简单的“立宪”两字掩盖了《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前后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
     (博讯 boxun.com)

    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位宪政家。早在1899年4月,他就写出《各国宪法异同论》,这篇近万字的文章对宪政进行系统的论述:何为君主立宪政体?何为共和政体?何为三权分立?为什么要分立?国会有什么权利?君主或总统有何权力以及怎么制约?公民有什么权利与义务?对君主立宪政体与共和政体介绍时,以英国和法国进行比较,认为英国君主立宪政体为
    “完全无缺之宪政”,而法国共和政体为“纸上之宪法”。这些宪政思想通过他首次向国人作系统介绍。
    
    他还首次对“宪法”进行定义,“宪法者,英语为Constitution,其义盖谓可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民共主之国)、为共和政体(旧译为民主之国),似皆可成为宪法。近日政治家之通称,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
    
    从梁启超的定义可以看出,由于现在中国没有议院,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都不是“议院”,所以中共政府颁布的“伪宪法”不能叫“宪法”。《零八宪章》说: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宪法”,还谈什么“宪政”。
    
    其后,梁启超于1901年在《清议报》发表《立宪法议》,鼓吹“盖今日实中国立宪之时机已到矣!”根据当时中国的条件,特别是民智的程度,他认为还没有资格实行君主立宪,只能从事预备立宪。
    
    这是第一次提出“预备立宪”主张。他说:“立宪政体者,心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20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语于此。”对于如何从事预备立宪,他提出六个步骤:
    
    一、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二、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之随员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以一年差满回国。(又此次所派考察宪法之重臣随员,宜并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皆悉心考究。)
    
    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
    
    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以为献替之助;
    
    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辨难讨论,或著书,或登新闻纸,或演说,或上书于立法局,逐条析辩,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
    
    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如果仔细与后来清廷所采取的立宪步骤相比较,可以看出清廷基本上还是依照梁的步骤进行立宪的。加上他后来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代拟考察报告以及一系列奏折,梁启超俨然成为清廷立宪的指导者。再加上他倡导与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可以说,他就是轰轰烈烈的清末立宪运动背后之“看不见的手”。
    
    在梁启超的呼吁下,人们采取行动,要求清廷立宪。1902年,美洲华侨叶恩向清廷赴英特使载振上书,提出设议院定宪法的要求。此后,人们纷纷呼吁进行立宪,“立宪”之声不绝于耳。1903年秋天,柳亚子写了《中国立宪问题》一文,描述当时的状况:“十九世纪欧洲民政之风潮,越二十世纪而入亚洲,震雷一声天地昭苏,阳春一转万绿齐茁,自由平等之名词,始映于我邦人之脑膜。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且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
    
    再加上1904年发生的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使人们认为是“立宪”战胜“专制”。当时《大公报》说:“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而且,战败的俄国以及土耳其、波斯等国家也纷纷准备立宪,“专制政体既劣败而不适于生存,是方为天演所自然淘汰”,而立宪是“时势所趋,事有必至,固非人力所能抗争者也”。
    
    俄国立宪运动方兴,梁启超即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俄国立宪政治之动机》、《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续纪俄国之立宪问题》等文章,为俄国呐喊助威,并且兴奋地说:“二十世纪之国家,终无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以顽强之俄罗斯,遂不能与自由神之威力抗。呜呼!举天下之恶魔,遂不能与自由神之威力抗”。
    
    日胜俄败的结果,加上战后俄、土、波等国家出现的立宪热潮,这对中国之刺激不啻火上浇油。再加上革命派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更是促使“立宪”呼声日益高涨,成为巨浪。率先公开行动的是驻外大使,3月24日,驻法公使孙宝琦、驻俄公使胡维德、驻英公使张德彝、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大臣梁诚,联名《上政务处王大臣书》,电请宣布立宪。其后清廷重臣张之洞、袁世凯也电请立宪。一时之间,立宪之声,从海外吹向内地,从江浙吹向云贵,从四面八方震撼清廷。
    
    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7月16日,清廷发出特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上谕,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察。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宪政,后来通过熊希龄找到梁启超,请他代写考察报告,于是梁写出《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并协助杨度完成《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
    
    其后,端方与戴鸿慈根据梁的方案,联合上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预备立宪折》,吁请预备立宪,以15或20年为实现立宪期。于是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先行厘清官制上谕》,宣布进行仿行宪政。
    
    然而,清廷并没有宣布何时进行立宪。于是梁启超组织政闻社,发起一次又一次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开国会”号召最早由杨度提出,梁启超接受杨度的主张:“至于提倡开国会,以简单直接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弟当尊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
    
    本来“权利请愿”是梁启超最早提出来的,早在1902年他就提出来了。他号召学习英国的权利请愿运动,“总要自己去想,自己去求”。于是梁轻易地接过“速开国会”口号,开始鼓吹。
    
    1908年初,由梁启超之政闻社、张謇之预备立宪公会、杨度之宪政讲习会共同在上海成立国会期成会,“其独一无二之宗旨,则在要求开设国会,不达目的则不已焉。其为要求之度数,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勿得勿休焉。其为本会之分子,不以地域限,不以职业限,不以团体限。合多数之同情,许正式之要求,勿得勿休焉。此本会所欲以此自誓,而当与天下同胞共见者也”。其后,各团体分别派员奔赴各省,发动请愿签名运动,于是逐渐形成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
    
    1908年3月,河南首先在省内掀起请愿签名运动,并推代表赴北京呈递请愿书。继河南之后,广东、江苏、安徽、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陆续有代表入亰上请愿书。有的请求二、三年内召集国会,有的更请一年内即开国会。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一般都有数千人,如河南有四千余人,安徽五千余人,有的更多,江苏有一万三千人,而山西有两万人。有些省未及选代表入京,也展开了请愿签名运动,如江西、福建、贵州等省。在请愿高潮时,湖南女界还单独上了一道请愿书,一时传为美谈。北京八旗士民也有1500人上书请开国会。而山西,在请愿书上签名的达两万人。当其代表到亰时,在亰山西籍官员驱车乘轿地前往正阳门车站迎接,“声势浩大,轰动京师,震惊朝廷”。一时之间,速开国会请愿运动遍及全国,形成势不可挡之潮流。
    
    7月2日,政闻社以全体社员的名义致电宪政编查馆。电文说:“近闻有主张十年、二十年者,灰爱国人之心,长揭竿之气……消弭祸乱,维系人心……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
    
    这场声势浩大、来势凶猛的速开国会请愿浪潮,大大超出了清廷的预料,让他们感到难于应付。8月13日,清廷以“内多名悖逆要犯”下旨查禁政闻社,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这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因此结束。
    
    虽然清廷下旨查禁政闻社,并没有逮捕任何一个社员,可见清廷的目的在于震慑,以抑制速开国会请愿运动。这比起中共对待《零八宪章》运动实在开明多了。
    
    不过,速开国会请愿运动虽然被压制下去,但却推动了预备立宪的进行,迫使清廷在查禁政闻社之后第14天,即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核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九年召集国会方案。
    
    对于九年召集国会方案,梁启超不满意。于是又在1910年发起四次即开国会请愿运动:
    
    第一次即开国会请愿运动,由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带头发起。1909年12月16日,先后有江苏、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6省咨议局代表55人到上海,聚集于上海跑马厅预备立宪公会会所,举行“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先后开会六次。会上,湖南代表罗杰、刘善渥拿出徐特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的血书,会场一下子群情激愤,“殷赤淋漓,众咸感泣”。
    
    于是,决定合谋上书“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代表们甚至表示“不请则已,请必要于成,不成不返”。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激昂宣示:“不得请,当斧锧死阙下”,以“共负国家之责任”。也正是这个孙洪伊,积极发起后来的几次请愿运动。12月27日,大会决议组织33人代表团,推孙洪伊为领衔代表,即时进京向督察院呈递请愿书。在国会请愿代表团组成前后,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原政闻社常务委员徐佛苏,在上海与咨议局各议员取得密切联系,及时将梁的意见转达给各位代表。
    
    《国会代表请愿书》说:“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救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实际上,清廷为了阻止请愿,当代表在上海开会时,就发布《重申仍以宣统八年为限实行宪政谕》。请愿书递到督察院后,没有引起载沣重视。直到1910年1月30日,才发下谕旨,以国民教育未普及,拒绝了速开国会要求。第一次请愿因此宣告失败。
    
    第一次请愿失败后,梁启超立即给徐佛苏、孙洪伊写信:“吾辈同志为预防全国革命流血惨祸起见,劝告各省法团向政府和平请愿,此系至缓进之法。不料吾辈要求声嘶气绝,而政府毫无容纳之诚意。……故今后仍当作第二次、第三次之激进请愿,不达即开国会目的不止”。
    
    并且,为了推动请愿,梁启超于2月20日在上海创办《国风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在《国风报》上,梁发表了《国会期限问题》、《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国家命运论》、《咨议局权限职务十论》、《宪政浅议》及《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文章,来指导与推动请愿运动。
    
    虽然第一次请愿失败了,却使要求即开国会的团体越来越多。2月4日,民政部六品京官黎宗岳等人,“联合在亰同志数百人”组成“国会期成会”,致书各省咨议局、教育会说:“国会一日不开,国是一日不定;国势一日不定,国困一日不甦”,要求公举代表参加请愿。于是“咨议局请愿联合会”与“国会期成会”联合组成“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分电各省咨议局、商会、教育会等团体,要求各派代表参加第二次请愿。
    
    5月初,各省“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的分会成立,请愿代表陆续赴京。5月9日,徐佛苏发表《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在《国风报》发表,系统阐述速开国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吾国若能速开国会,可革一切贫弱之根源”,认为今日为速开国会的大好时机,“如任此机之逸去,则转瞬风云勃起……则不胜今昔之感矣”。可见,他们看到了时局的紧迫。
    
    这次的请愿代表,不仅有各省咨议局,而且还有商会、教育会、政治团体、华侨等,有更广泛的社会团体参加。6月初,进京请愿代表已达150人,号称代表30余万人。16日,请愿代表80多人前往督察院递上请愿书十份。
    
    此次上书的言词比上次激烈,以孙洪伊领衔的各省咨议局请愿书,直接认为预备立宪“真诚之意少,敷衍之意多”。这次请愿的声势浩大以及言词的激烈,使载沣及左右大臣感到害怕。权臣中有主张“严词震吓”,也有认为这样反而会导致节外生枝。载沣最后决定采取较为强硬的措辞,于6月27日发布上谕,斥责请愿代表“谓议院一开,即足以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亦无此理”,以“财政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等理由,宣布“定以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并敬告“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试图以此阻止请愿。
    
    然而,就在上谕发表的次日,各省即有电到亰,要求代表不可泄气,继续再请。孙洪伊等当即复电,“请愿无效,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7月27日,梁启超在《国风报》发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驳斥清廷上谕,“全国人兵变与全国之民变比起于一二年之间……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也”。
    
    为了鼓动舆论,各省咨议局议员筹款,1910年7月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由徐佛苏负责。一面痛诋清廷鼓吹立宪,一面作为国会请愿的大本营。梁启超每三四天就在《国民公报》发表文章,鼓吹国会请愿运动,成为推动和指导请愿的中心人物。
    
    第二次请愿失败后,请愿代表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扩大请愿规模,继续请愿“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以至十续”。北京同志会总部改名为北京请愿同志会,要求各省设立全省同志分会,并督促各府、厅、州、县成立分会。将国会与人民的关系,编成白话印刷品,广为宣传、演说,赶办签名,又议定次年3月向资政院上请愿书,各省派50-100名代表赴京联合请愿。同时各省咨议局、各团体呈请各省督抚代奏。特别强调“三次签名,须普及于农工商个界,人数每省至少百万以上”。
    
    而留日学生得知第二次请愿失败后,5月25日,千余学生在东京锦辉馆开会,讨论第三次请愿办法,以为北京代表团之后援,决定“联合全国军学商各界团体,结成一大团体,合力为第三次之请求,并决定先由东京留日学界分电各省,坚持勿懈”。
    
    为了动员各阶层人员参与请愿,促进即开国会成功,梁启超除了暗中主持与鼓励外,还写了《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在《国风报》发表,对各方面(摄政王、政府诸公、各省督抚、国中有闻誉之诸君子、一般国民、农民、国中有资力之人、留学生、资政院议员、)提出忠告和要求,希望积极参加与支持第三次请愿。特别是警告摄政王,若不即开国会,“则我王虽欲为长安一布衣,岂可复得”。
    
    第三次请愿原定于次年3月举行,后来由于资政院的召开,以及国人收到日本吞并朝鲜,与沙俄签订密约,承认沙俄控制外蒙古等事件的刺激,于是提前到1910年10月即蓬勃发展起来。
    
    早在7月11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召开评议会议时就议决:一、迅速函请各省代表团代表,至迟须8月以前来京;二、日俄新协定,关系中国存亡,代表应上书政府,执问对待方法,并通告一般国民,征求意见。同时向各咨议局联合提出两项要求:一,限制民选资政院议员,在此次资政院开院后,坚持“国会不开,则停纳一切租税”,“对政府提出增加租税之案,不得议决”,若冒昧议决,“一般国民,誓不承认”;二、拟请本年咨议局常年会,即以请愿即开国会为第一案,呈请督抚代奏,若不允代奏,“全体议员,同时解职”。
    
    7月12日,湖北请愿国会同志会召开第三次即开国会请愿发起会,绅商学界各团体到会者数百人,提出“不开国会,人民不承认新捐税”的口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积极开展宣传发起签名运动。而全国各地都掀起即开国会签名运动。这次签名,原定准备征集2500万人,虽未见最后的确切统计数据,但肯定远远超过前两次。10月30日,四川国会请愿同志会成都开会,“到会者约5000人,签名册有三万余”,要求宣统五年开国会。可见规模之大。
    
    10月,天津、四川、奉天、福建等地都召开有两千至四千人规模的会议,要求督抚代奏即开国会请愿书。10月14日,河南国会请愿同志会开会,三千人当场签名,随即同赴抚院,要求代奏即开国会,巡抚总署门前呼吁之声喧天震地,并表示“如果此次请愿无效,学则听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咨议局亦不许开会,群起以死力争”。这种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
    
    10月7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17人代表,向监国府呈递请愿书。9日,再到资政院呈递请愿书。在面临瓜分危局下,请愿书沉痛激愤地陈说:“今则火既燃矣,且将燎原矣……责任内阁者宪政之本也,国会者又其本之本也”,要求必须在宣统三年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
    
    这份上书,给资政院以巨大震动。10月22日,资政院开始讨论国会问题,湖南议员罗杰首先发言说:“国会速开一事,为我国存亡问题。因外患日迫,非国会担负财政,扩张国防,不足以抵制;内政腐败,非国会与责任内阁对待,不足以促其负责,……故为国家计,万不可不速开国会”,要求资政院全体通过速开国会案,并从速奏请摄政王批准。
    
    63岁的江西代表闵荷生在会场大呼:“何人反对?请登台说明反对之理由。若无人陈说,即是全体赞成。请付表决”。议长觉得应投票表决,不用起立表决,被广西议员吴赐龄指为“先存袒护反对者之心”,议长被迫采用起立表决。于是全体与会者一致起立通过,议员大呼“中国万岁,国民万岁,立宪政体万岁!”一时欢声雷动,参加旁听的中外千余人士也山呼。《民立报》说,“欢呼声、拍掌声、声震天地”。
    
    请愿代表上书同时,又分工拜谒王公贵族,争取他们支持速开国会。当孙洪伊等人拜谒度支部尚书载泽时,载泽表示“我本倡议立宪之人,岂有自己反对自己的道理”,并答应将要求“对监国面述,并专折奏请”。26日,载泽手持财政预算到资政院说:“因筹备新政库款为之一空,故今日补救之法,只有速开国会而已”。当日,资政院通过速开国会奏稿。
    
    这次请愿还得到绝大多数地方督抚的支持。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等17省督抚将军联衔入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这对清廷造成极大压力。
    
    本来,摄政王载沣认为“现时局如此颠危,民情如此奋发,若再驳议,汝等能别有善策以保治安而免祸乱乎”,也主张明年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并用“投票选举”产生内阁总理。但是奕劻等人以“来年召集恐办不及”。最后清廷决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
    
    清廷把预备立宪期从9年缩为6年,一方面说明对请愿运动做了妥协,另一方面也表明拒绝速开国会的强硬态度。
    
    梁启超看到上谕后,立即发表《读宣统二年十月三日上谕感言》,“时局危急,极于今日……舍国会与责任内阁无以救亡,尔乃奔走呼号,哀哀请愿,至于再,至于三……旬日以来,举国士辍诵,农释耜,共商走于市,妇孺语于闾,咸喁喁焉翘领企踵,庶几一朝换汗大号,活邦国于九死,乃不期而仅得奉十月三日之治”,坚持以即开国会为目的。与此同时,他又给徐佛苏、孙洪伊写信,鼓动继续进行第四次请愿。
    
    11月7日,当北京学生提灯庆祝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时,资政院议员又有20人主张速开国会,言词颇为激烈。《民立报》说,这是“死灰复燃的国会热”。而且,直隶、奉天、江西、湖北、四川等省的部分人士仍坚持明年即开国会。南昌举行万人集会,提出建立新的请愿联络机构,继续请愿。11月8日-14日,汉口国会请愿同志会联络党政筹备会等39个团体二千余人举行大会,要求总督瑞澂代奏,要求明年即开国会。
    
    这次请愿运动是以奉天学生为主体发动起来的。因为东北面临日、俄的侵略,所以奉天的青年学生异常愤慨,誓死请愿。12月3日,奉天省城学生代表30余人到咨议局,要求速派第四次请愿即开国会代表进京。咨议局副议长孙百斛、袁金凯表示恐难再行要求,当即有学生金毓黻抽刀戳指,以血书“至诚感人”四字,学生李德权持刀割左股,以血书“速开国会”四字,一时血贱议席,全场哗然。
    
    4日,三千学生聚集督署请愿,又有人割指血书。6日,咨议局组织省城8个团体及46个州县代表,聚众万余人,在议长吴景廉带领下,列队前往督署请愿。《商务日报》编辑张进治断其左食指,用血书写游行大旗。万人双膝跪地、泣不成声,要求总督锡良代奏,希望“皇上勿忘老家,若东省不存,我们即欲哭请亦苦无地”。
    
    锡良被感动,答应三日内代奏。12月7日,锡良上奏《奉省绅民呈请明年即开国会折》,引用请愿书说:“东省大势……岌岌不可终日。诚俟至宣统五年召开国会,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今朝野上下,无不公认国会为救亡之良药。……俯允所请,再降谕旨,定于明年召开国会”。对此,载沣予以拒绝。
    
    在载沣拒绝锡良的奏请后,奉天的学生请愿运动向全国蔓延开来。12月12日,奉天派出张兆麟等10人为第四次请愿代表启程赴北京,各界民众集会,又有许多人写血书激励代表。同时,许多学生组织起来,分头下乡宣传国会请愿。
    
    与此同时,天津学生请愿运动也迅速高涨,却遭到总督陈夔龙派兵警围困学堂,使学生更激愤。当奉天代表路过时,天津学生响应,出现“帝国学生同志会”、“全国学界请愿同志会”等组织,奉天学生代表则每天在天津发表演说。
    
    17日,天津推选进京代表8人,“当场立誓,决不生还,如遇险阻,即等杀头”。18日上午,牛医学堂有学生割指写血书,这个学堂因此罢课。随后,又有北洋政法学堂学生江元吉割臀肉写血书“为国请命,泣告同胞”,当场昏晕,轰动天津学界,于是高等工业学堂与法政学堂一律罢课。他们散发《江君元吉之血肉淋漓》和《天津学界公启》等传单,“现在国会问题,非令其速开亦开,不速开亦开不可”,号召“全国学界罢课,共谋对待……务达目的而后已”。
    
    12月19日,天津学界全部停课3000多人集会,持血书多张,联合商务总会及咨议局议员,决请直隶总督陈夔龙代奏请愿书。后来陈夔龙代奏,要求即行召开国会以救亡。
    
    然而,清廷却命陈夔龙“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陈即派人四处张贴告示,禁止请愿活动。然而,学生不顾禁令,继续请愿。12月22日,各校学生联合行动,要求个学堂监督予以支持。学堂监督害怕,纷纷要求辞职。陈夔龙得知大怒,派总兵以武力弹压。士绅害怕学生流血,提前将学生劝散。第二天,清廷谕令陈夔龙,对请愿“开枪弹压”。学生认识到和平请愿不会达到目的,于是自动返校复课。
    
    奉天代表到北京后,一面上书资政院,一面进行游说。21日下午,赵中鹄、张兆麟等15人至庆王府谒见奕劻,正好肃王善耆也在庆王府。善耆问“明年即开国会,一切预备恐来不及罢。”赵中鹄说:“开国会所应筹备者,不过议院法选举法耳,若能提前认真赶办,只三两月间足以成就,何至赶办不及云。王爷如不俯允此请,代表等死此不他去”。说完众人呼号哀恳,泣如雨下。奕劻答应代奏后,众人就狂呼“万岁”。
    
    24日,清廷下令将东三省代表押送回籍。当他们准备去拜见军机大臣徐世昌时,中途被军警阻止,将他们带到警察厅,宣布禁令,迫使他们立即回寓收拾行李,准备出京。25日晨,代表们被强压上车,解送回籍。于是,第四次请愿运动以失败结束。
    
    前后多达五次的开国会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这种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许,只有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才能与之相媲美。
    
    持续时间这么长、次数这么多的国会请愿运动,虽然最终清廷镇压了。但是,清廷却没有因此而抓捕一个人,只是最后一次才准备“开枪弹压”,最终也没有开枪。甚至清廷还进行妥协,先宣布九年立宪,后又缩短为六年。
    
    这比起现在的中共政权,无疑是开明很多。“六四”运动开枪镇压,学生遭到屠杀。而仅仅发布《零八宪章》就导致发起人刘晓波被抓捕,至今将近100天了,仍然还在关押之中。
    
    如果也与国会请愿运动一样,发起民众进行请愿,我想中共肯定也会与“八九”一样进行开枪镇压。但是,即使镇压,现在的中共已经日薄西山,随时都有可能垮掉,所以不久就会对其进行清算。
    
    《民主中国》首发 2009年3月19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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