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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刘永佶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13日 转载)
    
     现代中国经济矛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有多层次、多环节矛盾存在。探讨和论证这个矛盾系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在明确主体、主义、主题的前提下,以辩证法来揭示其中的主要矛盾,是论证现代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关键 。根据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我认为其主要矛盾还集中于制度层次。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是现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博讯 boxun.com)

      现代中国经济矛盾,从所有制层面论,主要分为公有制经济、官僚资本、个体小农经济、私有资本四个方面。其中,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四个方面,即四种因素,四种势力,它们可以组合以下几对矛盾:一、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二、公有制经济与个体小农经济的矛盾,三、公有制经济与私有资本的矛盾,四、官僚资本与个体小农经济的矛盾,五、官僚资本与 私有资本的矛盾,六、个体小农经济与私有资本的矛盾。
    
      当然,这种组合是理论上的,在现实中,矛盾的四个方面是交溶在一起的,上述组合,有时是相对独立的,有时又是三或四个方面纠合。因此,显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也正是因为这种错综复杂,才有必要揭示并抓住主要矛盾。这是主体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标榜实证主义的现象描述法,既不进行矛盾分析,更没有能力概括主要矛盾,只能对可统计的几个指标进行量的计算与描述,得出增长、衰退等现象上的预测。不能说这种描述和预测没有用处,但其用处主要在经济制度、体制、结构等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为决策和经营提供参考,但对总体矛盾的认知及经济制度、体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则是无能为力的。20余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决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系统规定,其关键就在于揭示主要矛盾。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形成时,也曾努力对当时的主要经济矛盾做出规定,斯密、李嘉图试图从利润与地租两个范畴的矛盾,来说明资本主义势力与封建领主势力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又是相当不明确、不系统的。而其今天的传人,则干脆否认主要经济矛盾,试图只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来说明所有经济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在否认或掩饰主要经济矛盾。他们 在西方国家的作用,我们暂且不论,但在中国所制造的混乱,却是必须澄清的。
    
      时下一些人,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规定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双重的庸俗化,一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二是对矛盾学说的庸俗化。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作为经济矛盾系统第一层次的内容,是任何社会和国 度都存在的,但它并不是任何社会和国度的主要经济矛盾。
    
      现代中国的主要经济矛盾,是中国劳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那么,为什么上述六对矛盾中,只有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呢?
    
      首要的,也是基本的理由,在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官僚资本作为集权官僚制在灭亡前的残存形式,是中国历史的经济社会矛盾在垄断资本财团统治世界的情况下,必然出现的旧统治势力及其延续的变种。它并不是从属于资本范畴的,而是仍属于官僚专制范畴的。从洋务派到蒋介石集团,半个世纪的时间,官僚资本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它与个体小农经济的矛盾,是主要经济矛盾。但在政治上,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形成了劳动社会主义势力,因此,主要矛盾是官僚资本统治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社会主义势力的矛盾。这个政治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劳动社会主义势力夺取政权,官僚资本势力被推翻。随之而来的,也就是主要经济矛盾的质变。
    
      在中国,经济矛盾始终是与政治矛盾内在统一的,政治势力作为经济因素的集中体现,内在地制约着、导引着经济因素的演变。新中国的成立,使政治上官僚资本势力与劳动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告一段落,劳动社会主义势力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官僚资本势力虽因官僚资本的被没收,而失去了其经济条件,但行政集权体制还存在,还作为必要的政治形式,因此,还有官僚资本主义复兴的危险。由于政治上的集权体制,官文化的传统在一部分党政官员的头脑中深刻地存在着,一旦放松约束与监督,这些人就会利用所供职的公共权力机构,而牟取私利,累积起来,就会出现新的官僚资本,由此在经济矛盾中作为一个方面,作为一种势力而存在,并与公有制经济直接对立。
    
      第二,初级公有制权利体系的严重缺陷,导致官僚资本的再生。与自由私有资本不同,官僚资本形成的根据,不是货币财富的积累,不是自由竞争,而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中国初级公有制的建立,从目的而论,一是要废除剥削,二是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在劳动者素质技能不高的情况下,新建立的公有制,一是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倾向,二是以行政集权体制作为公有制权利体系的内在体制。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平均主义地宣称为“全民所有”之后,既不明确全民对其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又不规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而是由国家机构代行其所有权,并委派官员行使经营权,相应地,收益权、处置权、监督权、管理权等,也都由同一个权力机构派出的官员来执掌。这样,国有企业就变成了国家机构的附属机构。随之而来的,是将合作企业变成集体企业,并由国家机构掌控。
    
      不明确所有权主体,也不受所有权主体控制和监督的公有制经济,只能靠严格的党政纪律和思想教育来约束其公共权利的行使者,这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领导权”层面的变化,很容易打破这种约束,并为利用公共权利牟取私利,进而由既得利益者控制、侵吞公共资财留下空隙。而集权体制本身,也势必为官文化的传统提供条件,从而造成一批“社会公仆”变成的“社会主人”,他们平常当官做老爷,长官意志决定一切。一旦条件成熟,利用掌握的公共权利,将 公有资财变成官僚资本,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官僚资本是生于公有制经济的“癌”,它的成长,完全是对公有制经济的侵吞。官僚资本之所增,就是公有制经济之所失。而小农经济和私有资本,虽然也可能对公有制经济产生某些影响,但却并不是得失关系,甚至还可以有所补充和促进。时下出现的所谓“国退民进”,并非私有资本对国有企业的竞争,而是某些掌控国有企业“领导权”的决策者的长官意识,是以“改革”名义从“领导权”角度实行的“私有化”。这样做的目的有多种,其中不乏有人以此 为“托”,掩饰其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而这种侵吞,正是官僚资本再生的主要方式。
    
      由侵吞国有和集体资产形成的官僚资本,既没有小农经济中农民的辛勤劳作,也没有私有资本家的经营,甚至不必去剥削,而是利用公共权利坐享其成,将几十年公有制经济积累下来的资产攫为己有,对他们来说是相当轻松的,只要观念一变——从社会主义转向官文化——就可以利用公有制权利体系的缺陷,将这些资产转归其所有。当然,有时也要采取一些比较大的“迂回”,比如对证券市场的操纵,偶尔散布一条“消息”,即可赚到千万,乃至上亿资财,而这又是“合法所得”。大“迂回”中,主要的方式是在决策层面上做文章,预留各种空隙,以便利用。之所以能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就积聚起庞大的官僚资本,而且代表官僚资本的权势集团操纵着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这随时都可以转化为 官僚资本。更重要的是在其掌控下的“国有”资财,实则已是官僚资本了。
    
      第四,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主导着、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演化。半个多世纪以来,公有制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干,官僚资本与公有制经济的矛盾,先是潜伏性的,即保留下来的行政集权体制内在地与公有制经济相对立,制约着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后来,则明确地异化出官僚资本,在外部与公有制经济相对抗,侵吞公有资产,形成经济势力。行政集权体制它一方面仍在生发着官僚资本,另一方面又作为官僚资本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官僚资本的作用,绝非只是已归于少数官僚及其子孙名下的资本,而是内在于公有制经济,并制约个体小农经济和私有资本的发展。与之相对,公有制经济在原则和基本制度上,又是劳动群众利益的集合,国家机构中有相当一批能够认知并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作人员,他们在行政集权体制中努力维护公有制原则,抵制官僚资本势力。由此构成中国经济主要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它决定着,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演化及其趋势。
    
      第五,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制约并表现于经济体制、结构与运行机制,乃至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国际经济关系。制度层次的矛盾,绝非单独存在的,它展开于更为具体的层次,并在制度层次集合这些具体层次的矛盾。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是制度层次四个矛盾方面或势力中的两个方面,它们的对立统一,不仅制约着另外两个方面,而且体现于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各具体层次。如果单纯从统计的描述中,是看不到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经营管理、对外经济关系等层面有制度性矛盾的,但这些层次的存在和作用,恰恰是经济制度的体现。如果经济制度不展开、体现于这些具体层次,也就是不存在的。制度层次矛盾的具体的存在,是由其权利体系的各环节表现出来的。制度层次的权利关系主要为所有权与占有权的矛盾;体制层次则侧重占有权与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的矛盾;结构和机制层,又注重占有权的展开与运用,以及不同占有权的关系;经营管理层次主要有经营权与管理权的作用;对外经济关系则是上述各种权利集合于国度性矛盾,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体现。经济权利体系中的基本权利是所有权,所有权对占有权等各层权利的派生与控制,也正是主要经济矛盾展开于各具体层次矛盾的关节点。
    
      第六,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制约并体现于政治、文化,进而扩展于全部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充分体现着政治、文化的作用,劳动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与文化,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并与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政治与文化对立着的,双方的矛盾,也是政治与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它不仅制约着政治、文化的发展,也作为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进而扩展至全部经济矛盾系统和社会生活。这样,主要经济矛盾也就 制约着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
    
      据此,我认为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是现代中国主要经济矛盾的主要矛盾,其中,公有制经济是主要矛盾方面,官僚资本是次要矛盾方面。
    
      一些同志同意我将中国主要经济矛盾规定为公有制与官僚资本的矛盾,但不同意我关于主要矛盾方面的分析。他们认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主要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已非公有制经济,而是官僚资本。
    
      其理由为,官僚资本的“发展”势头之猛,增长之快,是“非典型”的。其一,集权行政体制依然保留,完善民主法制的政治改革严重滞缓;其二,公有制经济与劳动社会主义势力呈弱化态势,不再能对官僚资本予以强有力的抑制;其三,官僚资本具有极强的扩张力,其代表人物讲究实用,善于把握时机,胆大手狠,抓权捞钱,两手都硬;其四,国际垄断资本加强了对官僚资本的支持,它们已对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物“考核”完毕,认准其可以作为自己的“买办”来代理中国的“市场”;其五,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是官僚资本生长的条件;其六,自由资本主义者的“私有化”思潮,为官僚资本制造着舆论环境。
    
      这些,都是现实的。然而,通过对矛盾的分析,我认为,直到今天,官僚资本势力依然还未能成为中国主要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方面仍为公有制经济。其一,中国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劳动社会主义势力,虽然它呈弱化态势,但其群众基础雄厚,只要有正确的主义和路线予以凝聚,其势力是无敌的;其二,因毛泽东的深谋远虑,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已植根于中国文化中;其三,宪法及法律体系规定并保证着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其四,公有制经济直接关系劳动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他们努力在维护公有制;其五,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公有制经济已成体系,并积累了巨额资金、设备,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技术人才,虽经侵吞和损害,但骨架仍在;其六,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仍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干,即令某些权贵者想侵吞和损害,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危及其权势;其七,公有制经济有相当明确的改革与发展空间,只要树立正确路线,其前途是广阔的。
    
      作为中国主要经济矛盾主要方面的公有制经济,还是初级的、粗陋的,它能否保持其地位,并不取决于官僚资本对它的侵吞和损害,而是取决于民主法制主导下的改革,使之权利体系进一步完善,在克服官僚资本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并导引个体小农经济的改造和自由私有资本的发展。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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