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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流行语所体现的制度转型之急迫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12日 转载)
    
    来源:公民月刊
     沈阳/又一起引起网民不满的案件发生了。2月17日的浙江在线网站评论说:“又是一个案件引发的流行语。上次是瓮安少女李树芬溺水死亡,警方公布调查结果时提到了‘俯卧撑’,随即俯卧撑走红网络。这次是云南青年李乔明死在看守所,警方称其‘躲猫猫’时撞墙。很快,躲猫猫也火了起来。网友们一边讨论躲猫猫这个游戏的危险性,一边大量发帖‘躲猫猫’。” (博讯 boxun.com)

    
    每当发生一些明显公平正义缺失的事件时,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长久以来流传着的一句话就很容易成为网民的跟帖:这是一个神奇的民族,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什么人间奇迹都创造得出来。与这句话相对应的是,“很好很强大”、“很傻很天真”、“很黄很暴力”这样的特殊短语也在网络上流行起来。最近一两年来,又有一些词语相继诞生了,那就是与司法不公案件、群体性突发事件几乎同时诞生的另外一组三字词语: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
    
    当我一遍又一遍阅读几亿网民的这些创作时,我由衷地想赞美中国网民的惊人智慧,但是我也阅读到了他们的积聚并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种深深的无奈。“打酱油”一词的诞生地是素称中国新闻界最敢言的广东省,针对的是广州电视台。背景是广州电视台采访一位市民,问他对于香港的艳照门事件的看法,这位市民说:关我鸟事,我出来买酱油的。这句话被广泛理解为普通市民对体制内媒体只敢对公民道德面貌指手画脚、却不敢对更实在的社会不公案件发表意见的不满。可以说,上述所有流行语,几乎都是这个时代民众心理的特殊表现。
    
    一位朋友对我说,对中国的社会不公正,他有多么的苦闷。我苦笑说,其实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过得相对还不错,至少会写文章弄点稿费,还有机会在那些影响深远的媒体上发表我们的观点;实在不行,还有博客和论坛,可以放大我们的声音。可是,有一些群体,由于不善于表达,几乎没有能力公开并清晰地表达,他们的声音微弱得惊人。当明显的不公和压迫之魔不幸地降临到他们本人和他们的亲友身上之时,一个古老的歇后语就这样进入我们的脑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另一位长期参与为各种人群义务维权的学者朋友对我说,在北京时,常常有一些访民请他写点小文章,于是他就认真写了。我当时伤心地反应说,其实你写了又能怎么样?对这样的案件,这些小人物只有叹息和哭泣,以及无奈地倾诉和发泄。
    
    关注过上访等焦点性现象的朋友都知道,自从《康熙微服私访记》等古装戏大量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以及2003年“胡温新政”以来,中国的上访人员急剧增加了。政治科学中有个自上而下的增压机制和自下而上的压力反弹机制,这个机制在上访事件中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国社会的几乎所有矛盾都聚集到了国家信访局和中央各个部委、乃至中共中央国务院那里。中央领导人哪里有时间和精力事必躬亲?与那种基于个案解决和矛盾化解的司法独立制度的通行规则相比,中国大陆的社会冲突与治理机制,几乎就是统治者自我摧残的机制。
    
    
    
    
     不是所有人都会永远把泪水往心里流的,不是所有人说完话就不操家伙的,也不是说一个公民的愤怒可以在一次又一次的上访和截访过程中冷静下去、并最终消失掉的。相反,长此以往,愤怒与怨恨最终会在这个社会中走向一种今天我们很难预期的结果。在“打酱油”和“躲猫猫”的网民眼中,政府机关总是腐败和专断的形象代言人,司法机关从来就不是正义公平的有效促进者,至于新闻媒体,从来也不是社会公器,只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传声筒。在其他群体中,政府就有足够的合法性和正面形象吗?在这个统治体系中,社会总体不信任。
    
    2008年频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证明了这个结论。自贵州瓮安事件后,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群体性暴力冲突事件。10月9日,美联社报道了发生在广东三江镇的群体性事件,“10月8日,该镇数百名示威者与武警和警察发生冲突,多人被打和遭到拘留。示威者是当地村民,他们抗议当地政府非法出售堤坝附近的树木。”“陇南事件”更是震惊朝野。11月17日,甘肃省上访民众冲击当地的市委大楼,69名武警、2名民警和3名记者被打伤,损毁房屋110间、车辆22辆。继陇南事件后,今年11月份,重庆、甘肃、广东等地,又接连发生多起群体性出租车罢运、冲击党政及公安机关的事件。
    
    2009年开始不久,群体性事件又是前仆后继。最新的群体性事件是,自由亚洲电台2月16日转载浙江省桐乡市公安局网站新闻总结说,一名桐乡市民上周六驾车撞伤一名外来民工,因怀疑警员处理不公,引起伤者不满,一呼百应之下,数千名外来民工聚集到场声援伤者,并围攻警察,砸毁警车,当局紧急调动上千武警到场维持秩序。有消息称,事件中至少有六辆警车被毁,上百人受伤,有二十多人被捕。由于经济危机,新的一年局势可想而之。为了客观中立,类似评论我常感战战兢兢。如果不深入调查,我完全没有能力确认这起案件的责任方到底是谁。但是,至少,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城乡二元治理结构的弊端,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对公安机关的强烈不信任。
    
    这说明了一个可怕的现象,在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加速调整的转型时期,社会危机可能仅仅因为人们不满情绪的互相感染而凸显,甚至一个街头纠纷也能酿成一场波及全城的集体无理性发泄。瓮安事件就是如此。当地盛传14岁少女是被一个县长子弟害死的,于是围攻政府。其实这是误会。对此,《中国新闻周刊》一篇报道说:“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市民,再就是那些狂热的年轻人。他们在河边找到了共鸣。”于是,一起刑事案件最终发展为一场严重伤害执政党和政府合法性、伤害更多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群体性泄愤事件。
    
    
    
    
     令人欣慰的是,过去几年来的一些事件,尤其是城市相对高收入人员广泛参与的一些抗议事件,如厦门“PX”项目风波、重庆及其他城市出租车罢运、重庆四川湖南湖北的教师集体罢课事件,与另外一些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动辄打砸抢烧、警民激烈流血冲突的状况相比,权利诉求者乐意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争取利益。这个与公民的理性精神相关,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宽容度和政治智慧。双方都意识到,谈判、协商、平和地解决问题的成本要比暴力低得多。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公民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形成。
    
    我关注过人类历史上很多的政治大动荡,发现社会抗议有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底层平民的政治抗议,常常简单地付诸情绪性地单打独斗。如工业革命初期的工人阶级抗争开始就是砸机器。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尤其是缺乏文明价值观的引导,类似抗议常常是碎片化展开,轻而易举被当局平息。但是,政府绝对不能因为这样的群体性事件轻易被平息而漠视民众心头的愤怒。长久的抗争之后,民众的技艺会提高。尤其是各种社会精英的介入,会在战略宏观层面对底层民众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最终走向反政府、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如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就是专卖局武装缉私员与同情烟贩的市民之间的司法冲突。
    
    讨厌底层民众也好,讨厌统治集团也好,讨厌社会精英也好,都是多元社会特定角色的简单情绪和一厢情愿。必须承认,这些人总是要存在的,总是有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的,总是能够表现出一定力量的。社会精英和底层民众,固然需要理性、理性、再理性,但这样的呼吁常常无济于事。真正有效的应付手段是,显得日益强大、却仍然有理有节、温文尔雅地抗争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还没有和底层的苦难到早已忍无可忍的工农大众相结合,成为足以主导国家发展的政治集团之时,也就是说,当中国政府还有能力有效对中国社会进行管制之时,正是中国启动政治改革、实现制度转型的最佳、可能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契机。
    
    网络流行语体现了制度转型之急迫,社会各界不可轻视。去年的解放思想大潮之后,广东省相关负责人说要允许网民讲话,并说这就是网络民主。网络民主,永远代替不了维护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制度的建立。况且网络民主,一旦缺乏立法保障,可能更易导致政府合法性资源流失。宪政制度至少包含了下列体制:司法独立制度、新闻与言论自由的立法保障、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直接选举制度、市县自治以增强地方活力、分权与制衡的权力制约机制。当然,具体的操作办法和流程,需要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来确定。在我看来,如果担心政治参与大爆炸带来的民主化压力,由于司法和宗教的特有功能,司法独立制度(未必需要完全独立,哪怕暂时独立于地方政府)和逐步放开的宗教自由政策就是可预期的。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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