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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三十年改革:我们忘了个人精神自由/赵毅衡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20日 转载)
    
     1.
     (博讯 boxun.com)

      它不是我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它从来没有真正在中国立足;它是我们一度曾经想要得到的,却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争取。今日,在回顾中,我强烈感到有必要重新提出召唤个人精神自由。时代已经到了这一步,只有个人精神自由才能推动中国持续发展。这是改革任重道远的地方,这也是中国未来希望所在。
    
      精神自由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它超越了价值和功利,不需要也不应当用实际效果来辩护,它本身就是目的:只有它,才能使人真正成为人。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有多少暂时的目标要争取,有多少实际的需要必得考虑,最终我们必须以此衡量改革的成绩,衡量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社会没有提供个人自由精神的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尤其在中国不得不动员整个民族的力量搏取生存时,也只能牺牲之。公平地说,忽略个人,其中重大原因是中国人的实用惰性:经世致用的目的,向往实际成就的习惯,使中国人到任何地方都追求高效成功,忽视发展个人的终极目标。
    
      自由精神超乎具体内容之上。马克思说过:“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着什么自由,而且也包括我在自由地实现自由 ”。(马克思《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77页)具体要求什么自由,是需要一项项讨论的,但是“自由地实现自由”却是超出具体内容之上的一个原则。
    
      明白了这个原则,我们倒不妨看一下在目前中国,个人精神自由的缺失具体表现在何处。我认为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选择的自由:在生活和工作中,应当让个人作更多自由选择。只有自由选择才是伦理责任和敬业精神的基础;
    
      第二,是思索的自由:从事科学的,哲学的,任何的思索研究,动力应当是个人的好奇,为求知而求知,实际成效,不应当是思想的动力;
    
      第三,是创造的自由:从事艺术的创造,是为了个人的快乐,为愉悦而艺术。经世致用,不应当是艺术的前提。
    
      或许这已经是老生常谈,或许这里没有什么新的哲理,但是这三种自由精神的获得,最终将决定中国能否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决定中国人能否为人类文明作出应该做的贡献。因为,从长远说,只有一个靠自由选择建立道德心的人,一个善于思索求知不倦的人,一个在创造中得到欢乐的人,才能为推进人类文化作出杰出的贡献。
    
      在眼下,提出这问题,也是因为实用主义已经难以支持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普遍跌破,中国教育变成学术垃圾工厂,中国文学艺术日益平庸媚俗,这三者的根源都是个人精神自由的缺失。这已经成为中国人不得不正视的大问题,可能比其他任何任务更为迫切。
    
      2.
    
      建设中国人的精神,是五四那一代启蒙者的共识,这是五四的最宝贵遗产。鲁迅是最早提出此说的人,在恰好一个世纪前写成的《文化偏至论》,他振聋发聩的声音至今可闻:“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扬精神”;此后,陈独秀在为现代中国开辟思想的《新青年》发刊词中要求青年“自主而非奴隶”;胡适在著名的“易卜生主义”中呼号:“社会最大罪恶莫过于摧折个性”。这一代思想者的主调,就是人的精神解放。
    
      五四先驱者对抗道德立国的传统社会,可能没有看到缺乏个人自由精神,给中国带来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是道德感缺乏基础。中国人的道德感一直是社会外加的:权威可能给个人行为以压力,集体行动之必要也会约束个人行事的准则。一旦压力撤除,缺乏宗教传承的中国人就会面临重大的道德危机,康德所谓道德的“绝对律令 ”, 孟子说的人心之基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会失据。
    
      近三十年中,中国人靠唯利主义为民族制造财富,靠实用精神点燃中国经济起飞。但是商业精神一旦用于社会关系,目前看到的结果已经非常可怕:医生看红包动手术,教师看红包收学生,编辑收“版面费”发文章,最严重的是任何权力自动变成利益,甚至幼儿园小朋友都开始学如何给老师送礼。
    
      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法律的看得见的惩罚,都不应当是道德心的由来。只有当个人为自己真正自由选择的行为负责,才能获得公民责任感,才有可能对其他人的生存承担相关的责任。只有在自由选择的职业,才会有职业道德;只有在得到自由的工作中,才会有敬业精神;只有对自由选择的社会形式,才会有珍惜维护的公德。
    
      3.
    
      中国教育的巨大问题,被教育的飞速扩张带来的兴奋掩盖了。2006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高等教育座谈会上说:“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问题”。他说的是“大师级人才”。这点的确值得“焦虑”:应当说,改革三十年代中国教育事业在数量上是成功的,在质量上是失败的。
    
      要出现大师,就要出现有数量至少几百倍的“准大师”作为土壤。准大师具备大师的精神品格,但是最后不幸没有取得大师成就。这个教育事业要容忍准大师(鼓励倒是不必了,体制一旦发动“鼓励”,就会像大跃进时那样弄出“全民皆诗人”)。容忍特立独行,能为了好奇做自由思考,就要允许失败。因此,甚至产生大师这个目的,也不是容忍独立思考的直接理由。这个社会必须允许一部分人选择做纯粹的思想者。
    
      目前情况是,教育体制越来越磨灭学人的棱角:应试教育把人性硬揉进一个模子,全国几亿青少年在一个方式中思考;学位事实上的的一票否决制,使学生论文都成为陈陈相因,不痛不痒,不得罪任何可能的否决者;科研项目的评审制,让学者交出的成果四平八稳,不痛不痒,外院内不方;最危险的是,研究的领导部门,用数量化的方式考查大学并分配资金,只按数量排名,结果是高校上下生产学术垃圾,知识界成为体制人集合。
    
      这样的体制培养的只可能是庸才:按字按句的抄有可能被揭发为抄袭,花点功夫改动文句重复已经被承认的思想,就是学术功力,学术文字,而真正有锋芒的创造性思索得不到承认。在目前中国,尼采的《扎拉著斯特拉如是说》不可能出版,因为看不出任何实用价值。《悲剧的诞生》不可能成为高校的研究项目,因为评审“ 专家”不懂。岂不知,如果已有“专家”都能懂,也就谈不上创新二字!
    
      这个道理在科学上也一样,一个世纪以来理论物理学革命使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现代物理学的每一步推进,都是先纸上谈兵,实验根据验证,哪怕最终出现,也是用来给自圆其说的理论做个佐证。至于社会实用价值,则不是科学家的考虑。我只举一个例子:1924年,法国32岁的物理学生德布罗意提交的博士论文,提出一种理论,却毫无实验根据。这篇短短的论文,成为“物质波” 理论的基础。半个世纪之后,世界才迎来了电子技术时代。实验根据与实用价值,都不应当强加于自由的个人精神,只有为好奇而思索,才能真正产生有原创力的思想。
    
      4.
    
      艺术在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重要,广义的艺术,从文学到体育,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甚至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由此,很多机构和企业,看到了艺术的重要性。而他们看重的结果,是把文化产业视为艺术的主要用武之地。他们竭泽而渔地把现有成功的艺术做成商品,或是推销民族文化竞争力的符号,或是增加老百姓“幸福感”的娱乐。注重艺术总比忽视艺术为好,但是如此功利化的“鼓励”之下,艺术就不再自由。
    
      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必然是自由精神的产物,要促使自由的精神进入艺术创造,只有一个目的:快乐。快乐是私人的,非功利的,只有个人的心灵能判断衡量。这样产生的艺术能否让别人快乐,让大众快乐,不应当是艺术家本人的首要想法。一旦意图取悦自己之外的人,就会落入追求点击率,追逐票房,追求印数的陷阱,最后必然成为“文化产业”的工具。
    
      至于艺术作为生活世界的记录,作为意识形态的呈现,或是人类记忆的维护,这些不是艺术创造者的目的,而是职业读者即批评家的任务,或者是后世的评价。甚至以悲悯的情怀诊治人的心灵世界,都是让艺术的目的过于膨胀了:对艺术的社会效果过于自觉,艺术自身就会难以立足。
    
      我不是看轻贬低文化产业,那是另外一行,那种艺术生意经当然要有人做,但是艺术创作不能以此为动机。梵高的《葵花》年前在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卖出四千万美元。如果梵高本人想到这四千万,或是百年前荷兰政府有此远见而鼓励梵高画葵花,结果可想而知。
    
      5.
    
      自由精神,对于这个社会的每个公民,都是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本份,只有自由地选择,我们才与社会签约,这个本分才会成为神圣的,需要我们不计功利地做好,我们也从中得到满足道义的幸福。对于思索者,对于艺术者,这个自由精神更为重要,不然做出来的只是伪劣媚世之作。
    
      改革三十年,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裕社会,但是也应当承认我们忽视了个人的精神自由,目前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说,是个庸人社会。如果我们看不到精神自由的重要性,中华民族前行的漫漫长途,险阻会越来越多。
    
      目前,中国改革深入,当务之急多矣,精神问题似乎是不急之务,但是到真正觉得紧要时再动手,已经悔之晚矣。毕竟,在大半个世纪的民族动员之后,在近三十年看来大有所成的集体行动之余,哪怕今天我们都取得共同的认识,要培养有真正个人自由精神的一代中国人,也不会是一朝一夕能见成果的事。
    
      所以,现在就需要超功利的自由精神,哪怕只是为了看到个人精神自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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