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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转型中的逻辑悖论/陈人江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19日 转载)
    
     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正宗思想源头是伯恩斯坦的伦理社会主义。在早期,社会民主主义坚持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和最终替代。与其他具有相似社会理想的政治派别(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相比较,其特点是,强调通过参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实践这一和平途径来改造和替代资本主义。与这种行动方案相对应,社会民主党将其政治实践规划为一些诸如“自由”、“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观念加以落实和具体展开,并将这些价值作为衡量现实的尺度,从而表明了以价值观立党的独特姿态。但是,一方面是替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目标的长远性和固定性,另一方面是受资本主义政治游戏规则所限,为解决日常琐碎政策所要求的权宜性和实用性,这使得社会民主党经常陷入价值理想与现实实践之间的矛盾。
     (博讯 boxun.com)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凯恩斯主义改良主张的失效,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最终目标和复杂实践之间的紧张状态表现得更加突出,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面临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传统的问题,如经济危机、失业率大幅上升、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等;也有一些全新的问题,如个人主义化(社会出现新的分化)、固定选民流失、凯恩斯主义调控能力丧失、全球化的出现导致民族国家主权的丧失、生态危机使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陷入困境、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使得工作岗位、社会排斥和人权方面的问题更加严峻,以及政治扩散即政治决策向社会的转移。“黄金时代“的终结表明,之前实行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并没有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导致自由公正目标的永久实现。新的问题领域的产生则使他们面临这样的挑战,即如何适应一个与传统社会已截然不同的、高度变化的世界,以便重新在政治上占据优势,并在调整行动的同时保持对自身价值理念的忠诚。在处于90年代这一轮革新中的“新左派”看来,面对资本全球化的挑战,倡导国家干预和福利制度的“ 老社会民主主义”与推崇市场和个人本位的新自由主义都是过于狭隘和片面的,真正的方案只能是一个兼顾的、“全面医治”的方案。因此,他们提出“包容(inclusion)”、“超越左右”、“治理(governance)”这样一些“第三条道路”的核心理念,表明试图在平等和不平等、左翼和右翼、政府和社会等关系中确立新的支点。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遭到欧洲绝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的抨击和反对,认为这是对左派传统的福利国家价值观的背叛。左派知识分子准确地揭示了西欧社会民主党这一新转型的实质,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但与此同时,这种仅仅诉诸于“价值观背叛”的批判又是极其苍白无力的。因为,那些宣称要忠实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价值观的批评者无视下列事实:福利国家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单独的创造物,右翼自由主义者在福利国家发展上所做的贡献丝毫不亚于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也并非第一次自由主义化,并非第一次屈服于自由市场的意志——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就是这种无奈妥协的最典型例子;更何况战后以来的西欧,标榜为左派的社会民主党与右派政党在政策上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重合之处。事实上,只习惯于纠缠“自由”抑或“平等”的抽象理念之争的左派是无法揭示关键问题的。切中要害的批判不是来源于对表面政策进行空洞的、泛泛的价值评判,而应最终指向政策背后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即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核心的伦理社会主义的内在缺陷进行根本反思,因为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逻辑根源于伯恩斯坦伦理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伦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主观唯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对立。与历史唯物主义把现实的、感性的和社会的个人当作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并从感性个人与他的物质生存条件的辩证关系来考察人的自由和解放之历史途径相反,伯恩斯坦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抽象人性论,用伦理道德概念来规定人的本质(例如人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并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人的道德意志的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从人们社会生产实践所产生的矛盾运动来把握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社会现实的经济运动的结果。伯恩斯坦的伦理社会主义则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否认可以通过对社会经济规律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认为社会主义是为实现自由、平等、公正价值观而展开的运动,是对善良意志信仰的产物,而非科学能认识到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超越和对经济必然性的扬弃的高度来规定社会主义,肯定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社会发展变化中的根本作用,伦理社会主义则将发展理解为渐进的进化过程,将量变当作事物发展的绝对的、唯一的原则,推崇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中一点一滴的改变。但是问题在于,既然只是空泛地来谈论价值原则,而当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在现时的经济社会中为实现这些原则展开的过程时,那么这些原则的意义就不得不受到经济社会特性的一定限制——例如,把民主理解为“一切人权利平等”,但是由什么来决定这些权利以及权利的形式?在讨论何为平等时,又往往容易陷入是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的争论,须知,结果的完全平等只是一种乌托邦,而当还不得不涉及“机会”时,也就意味着还存在资源分配有限性的限制,因而还不得不存在竞争。对这些价值观的定义规定正是反映了自由主义关于人性前提假设的缺陷——将人看作无法摆脱物质需求欲望和生存斗争的个人,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存在的个人的一种非历史的抽象,这种非历史的抽象潜在地也将资本主义永恒化了。
    
     伦理社会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由于割裂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不能从社会生产实践的矛盾运动规律来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在将社会主义伦理化的同时又易于被事物表面现时的变化所遮蔽,将纷繁多样的现象直接与本质等同。这种理论的不彻底反映在实践中又导致了高度的实用主义与经验主义,使社会民主党对历史运动呈现出二元的看法,表现为永恒(价值原则)与瞬时(实用主义)二者间奇特的毫无逻辑的结合和对立,这正是社会民主党的价值理念与现实形势变化之间的鸿沟产生的根源。为了弥合这一鸿沟,社会民主党需要在保持“左派”的旗号和适应形势之间寻找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它需要用理论来说明策略变化的必要性,为这种变化进行自我辩护。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最好的辩护方法就是不断地修正对价值观的表达和阐释,而又不从外在形式上抛弃价值观和道德理想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不是对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背叛,它只是社会民主主义自身内在发展逻辑在这一阶段上的必然结果。
    
     由于欧洲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危机进一步加深,西欧社会民主党90年代中期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模式已失去绝大多数认同,但这并不等于说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潜力已经耗尽。相反,它能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不仅吸收、取舍不同的思想理论主张,不断修正对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阐释,而且不断修正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战略目标,这充分体现在20世纪以来社会民主主义的演变过程中:起初,社会民主主义把自己看作是介于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种选择,声称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既抨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也抨击共产主义的极权制,主张建立经济上公有和政治上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在战后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它逐步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接受了私有制和自由竞争作为必要甚至是普遍的存在,并逐步把自己发展为“全民”的党,向中间阶级靠拢。70年代“黄金时代 ”结束后,在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的压力下,它的立场又定位为介于持福利国家理念的老式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与跨国大垄断资本媾和,并最终放弃了实现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替代目标,剩下的只不过是“使资本主义人道化”。尽管我们并不确切知道社会民主党下一次的具体转型方向,但它所具有的高度灵活性使它从来用不着真正担心在民主社会中政治地位的丧失,因此,从执政的竞争能力意义上看,与苏东共产党垮台的结局相对照,20世纪社会民主党选择的这条道路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成功的。然而,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第三条道路”也反映了它作为小资产阶级中间派利益代表的特征:它具有反抗大资本的进步性的一面,使得它在今天反对代表国际垄断寡头利益的极右翼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能够也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争取团结和联合的对象。另一方面,它又企图通过改良主义和道德说教的方式在大垄断资本集团和劳动阶级之间实行无原则的调和与折衷——当垄断资本势力增强时,它对大资本会有一定的让步、妥协和屈从,甚至与大资本紧密勾结。而如果受到来自左翼运动的强大压力,它也可以向中下层阶级靠拢。这一切取决于对立阶级双方的实力对比,从而暴露出社会民主主义一定的不彻底性和投机性。因此,同样清楚的是,作为20世纪曾经对资本主义提出有力挑战的两股重要力量之一,在寻求最终的制度性替代设想的努力方面,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无可质疑地失败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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