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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托派是一场时代悲剧/汪文郁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18日 转载)
    
      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后,托派问题成了我的心病。我经过严肃认真的考虑,将自己与托派和翼社的关系和盘托出,毫不保留地向报社党组织作了交代。镇反运动过后不久,有一次见到余裕明时,他告诉我:翼社社友、托派成员严西成因为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一些残余武装分子,企图在某地建立武装根据地而被公安部门抓获,镇压枪决了。这一消息使我十分震惊。托派是信奉马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现在竟沆瀣一气,企图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托派问题既已由党内问题成为反革命问题,那么我与翼社中托派的关系岂非由朋友变成“匪帮同伙”了吗?
       1953年7月3日,我终于在报社人事科长带领下走出公安局学习班大门,从此处在千夫所指的逆境中讨生活。尽管我只是个托派同情者,没有被判刑坐牢,但已等同社会上的刑释分子,到处受人歧视。我像一名脸上刺着金印的发配犯,永远不能抬头见人。虽曾一度由报社机关学校的文化教员调到报社编辑部工作,但在“反右”斗争结束后,还是被精简下放到农村劳动,先是在上海郊区,继而被支边去青海。从此被赶出了上海城市,也被清洗出了新闻队伍。对此,我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情绪波动,因为经过拘捕审查和现实生活中的羞辱和歧视,我已经渐渐失去个人的欲望和追求,甘心从事长期的劳动了。 (博讯 boxun.com)

      几年以后,翼社中的余裕明被释放了。他告诉我,翼社社友中因托派问题被判刑的有:他本人被判五年;孙一全被判五年,后加十年;岑小昀被判十五年:俞硕遗已当上托派中央委员,没有判刑,和托派领导人郑超麟一样,被监禁。羊聪去了台湾,邹一德去了国外。以后又听说,俞硕遗因神经错乱被送进医院。
      五十年来,“托派问题”如同梦魇一样缠身,使我失去了青春年华、远大理想和向往革命的追求,而是变成了一个时刻想到有罪在身的小人。“文革 ”浩劫后,头脑渐清醒。我感悟到斯、托之争,归根到底是苏共内部的权力之争,让成千上万的无辜者牺牲在斯大林的屠刀下。1988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为托派冤案平了反。几个月后,苏联解体了。对此,我没有喜悦而是感到悲哀。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惨剧,苏联的历史可能不会如此写法。
      中国的托派是一场时代悲剧,长期受到种种诬蔑、中伤和残酷地迫害。它的成员在十分险恶的处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向往中国革命的前途。只是他们往往是书生气十足,不切实际、坐而论道的空谈。我这个平凡的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悲剧中,成了一名无辜的受害者。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2004年9月 29日给我此前供职单位的公函中,明确写明“经查阅,档案中没有关于托派成员的定性和处理”,这么轻轻的十几个字,却是我至今也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梦魇,沉甸甸地缠了我五十年。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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