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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很棒的哈佛耶鲁/白彤东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17日 转载)
    
      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北大核物理专业的学生时,量子力学这门课,二十几个人的班,我是第五。没有人和我并列,而我的分数是六十整。听说了这一人人挣扎在及格线边缘的惨剧,一个中文系的同学在极度震惊下说道:“怎么会,在中文系,要不及格还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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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中文系不及格很难,不等于说每个人都得优。三十年前,美国精英大学的情况也很类似。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在耶鲁时,平均成绩就是C。但是C被称作绅士的成绩。也就是说,得C是很通常的事情,尤其在那些有仗父荫而上大学的学生中间。而美国的现任副总统切尼干脆就没完成在耶鲁的学业。所以小布什在耶鲁最近的一次毕业致词中大致说道:“如果你是耶鲁的C等学生,不要担心,这意味着你将来可能当美国总统。即使你没能完成学业,你还可能成为美国的副总统。 ”
      但今天美国大学的情况已大大的不同了。不同之处不在于小布什这样的人当不了美国总统(虽然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确实应该这样),而在于小布什之流很可能以全优毕业。套用中文系那个同学的话,在耶鲁或哈佛,不得全优还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据报道,哈佛最近的一年中有近90%的毕业生都以某种荣誉(有如中国的三好学生之类)毕业。怎么会这样?是哈佛耶鲁的学生水平大幅度地提高了吗?恐怕大多数在美国从事教育的人都会告诉你不是的,而其真正的原因是人们谈得越来越多的分数膨胀。也就是说,三十年前的C,今天膨胀成了B或是A;以前的“全C”生,今天会很容易以同样的表现而得全优。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分数膨胀呢?美国的一些保守思想家迫不及待地将之归于(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横行。在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下,任何暗示人与人之间有差等的观念经常被扣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据说,一些美国中小学在竞争性的运动中不讲胜负,而强调每一个人都是赢家。因为告诉一个学生他在某一方面很失败会让他感到羞耻,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于是我们就有了越来越多无耻的全优的学生。
      除了这个一般的原因之外,哈佛(美国意义上的)保守的政治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在一篇颇引起争议的文章中还指出了两个特殊原因:其一:大学招生的“扶持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它类似于中国大学入学考试给少数民族学生加分的政策,其对象常常是女性与黑人。比如我所在的大学在决定给新生奖学金时,白人学生要达到所在中学的前5%才会被考虑,而黑人与西班牙裔学生只需前25%即可。曼氏认为,七十年代以来因此政策而上大学的学生比其他学生差,但教授或出于怜悯或出于各种政治压力而“膨胀”他们的分数,而由此为保持相对公正,教授又去膨胀其他学生的分数,其结果是人人都得了A。(有趣的是,曼氏在那篇文章中没有提到一批越战老兵受政府扶持上了大学的影响。要知道,无论自由专制,党派原则是个很普遍的东西,而攻击军人有违共和党的立场,所以“作为一个共和党员,有些话,我就是不说”。)曼氏指出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大学常做的期末学生给教授打分或写评语(人人平等了嘛)。一些教授教课水平差,就通过在分数上大放水以换取学生的好评。他们放了水,别的教授只好也跟着放,从而就大规模地生产出了许多水货。
      曼氏和其他保守派说的也许有理,但他们有意无意地漏掉了一个与他们党派立场相冲突的重要原因:教育的普及化及相应的市场化。在封建时代及市场经济初期,大学主要是有钱人去的地方。虽然有些纨绔子弟智商有如鞋号那么高,念书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上流社会必要的装潢,但他们能够承担学些不经世致用的东西,也不太在乎要得全优才能找个好工作。因为工作将是他们爸爸安排的(或者干脆就不用工作),所以得不了全优,他们也能找到当今全优的哈佛学生做梦都找不到的工作。但美国小康乃至中康时代的到来让大批中产阶级的子女上了大学,甚至上传统的贵族气十足的常青藤大学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了能上这些大学,这些家长、孩子甚至从幼儿园开始所做的一切(分数、特长、课外活动等等)就是要把自己包装成哈佛耶鲁想要的人。但美国“市场化”、“产业化”的大学学费昂贵,即使对中产阶级家庭也是昂贵的投资,而许多学生不得不打几份工来支付各种开支。他们之所以能下血本,是因为他们期待着相应的(物质)回报,是因为他们期待着哈佛耶鲁能给他们钻进华尔街和上层社会的阶梯。实际上,即使家长、孩子没有这么世俗,做了这么大的投资,看见每个同学都削尖了脑袋往上爬(尤其是看见比自己笨的人都已爬得很高),再好的学生也很难不被逼良为娼。学生交了钱,成了顾客,学校就自然地应该努力让顾客满意,尤其是在顾客花了很大价钱的时候。刚到美国时,几乎上每门课老师都给一份详细的课程描述和进度规划(比如哪一节课要讲哪几节)。开始还觉得美国人很认真,但越到后来越觉得这种做法滑稽。尤其是哲学、文学这样的课,谁能保证某一个人的思想必然能在一个小时内讨论完呢?但学校之所以要求每个教授都这么做,一个原因就是现在课程是商业服务,而这份详尽的课程进度实际上就是一份合同。类似的,期末学生给老师写评语不(仅仅)是因为受人人平等的抽象的自由主义教条的影响,而更是关于顾客对服务满意程度的调查。这里,成绩是顾客最关心的商品之一,提供服务的学校和教授自然应该让顾客满意。顾客至上嘛。没有他们,我们吃谁去。
      以建中国哈佛耶鲁的决心,以我们原样盗版的勇气与才智,以我们以为自由市场万能的信念,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学生也会像今天美国哈佛耶鲁的学生一样,个个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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