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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互补及其对中国社会之影响/邵龙宝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9日 转载)
    
      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孔子和老子,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影响最深、既广且久的学派是儒道。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是“阳儒阴道”、 “外儒内道”、“儒中有道”、“道中有儒”,儒道互补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形态,形成了中国思想的阴阳互动、刚柔相济的特色,缔造了大一统的中华帝国,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的国民性。
       儒道在源头上就是互补的。儒道思想源于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文化,均产生于发达的农业文明和成熟的理性智慧,其共同的文化源头是《易经》。《周易》前一部分是《易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名和卦画,周文王的卦辞和周公的爻辞,后半部分是《易传》。《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是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的身心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部经典,它以朴素的辩证思想揭示了包括时间、空间、物质三个范畴在内的日地关系同步运行的规律,囊括了包括时间(春夏秋冬年)、空间(东西南北中)、物质(金木水火土)在内的地球上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的身心运行最普遍的变化规律。《周易》中所讲的“太极”,是指太阳系中恒星和行星的两极,所说的“两仪”是指乾坤,亦即日地,所说的“四象”是指四季——也就是“元亨利贞”四德,与春夏秋冬(年),与木火金水土、仁义礼智(信)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依据天道讲人道的天人合一思想。“推天道以明人事”,既是道家的宇宙论、本体论,也是儒家的思维模式。《中庸》记载孔子赞扬舜为大知,深知人性,抑恶扬善,其意就是要知人知天,推天道以明人事,要知天文历数,懂得日月运行之周期是怎样赋予万物以生命的智慧,这就是神明之德。尧舜禹传位时谆谆告诫的“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其内蕴是告诫后者要懂得“立天之道为阴阳,立地之道为柔刚,立人之道为仁义”。儒家的仁道是针对人性兼具群己善恶两端提出的对治原则,用社会性的“仁”来对治个体人的本能欲望。《黄帝内经》里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明生命机体本质上是一种宇宙现象。饮食男女兼具本能、社会性,“允执其中”就是不能只执其一端,执一端叫违犯天命,顺天应人就是顺天道应人性。“孔子晚而喜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就是对《周易》揭示天道、地道和人道规律的奥秘之感叹。可见,儒道都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只是儒家的落脚点在社会人事上、政治上、修齐治平上,而道家落脚在个体的生命智慧上,它的道、德、太极、有无等概念都来自《易经》。儒道都承认天道、地道和人道三才一贯之道,都认为宇宙的大天地与人身小天地息息相关。天有五行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说明五行与五脏相应,与人的情志五,情相应。以上所言乃是说明在孔子老子之前就有一个人文传统,亦即道统至德。儒学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修、齐、治、平的经世之学,又是一种以制约本能、崇奉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人性理论和人文思想体系。道家思想是一种宇宙生存论哲学,它属于黄老系统,源头之一是以“坤卦”为首卦的《归藏》。道家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为中国哲学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和辩证思想,更多的体现了隐者的心态,以清净无为、不争、知足、返璞归真为根本宗旨,鄙视世俗功利、物欲和名利。他们倡导在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中过逍遥自在、淳朴自然的生活。 (博讯 boxun.com)

      儒和道何者更适宜中国人的生存需要?我认为,是儒道互补更适宜中国人的生存需要。事实上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正是儒道在互补中演进和发展的文化史。儒家虽说是官学,是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但它缺少道家的形而上学的思辨色彩,缺少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的一套成熟的思维模式。另外,儒家还缺乏一种在民间传播和扎根的载体。道家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之所以顽强地生存发展下来,是因为有道教这一本土宗教作为载体。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根底全在道教。”李约瑟也曾说过:“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尽管魏晋以降,儒道佛三家成为三大主流学说,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翼,互相渗透、互相推动,影响中国哲学的全局,但这一观点无法说明先秦和两汉的思想史,不能贯彻历史全过程。唯有儒道互补这一看法才能说明中国思想文化的行进脉络和线索。儒道互补源远流长,贯穿中国哲学史始终,体现了中国思想的阴阳互动、刚柔相济的特色,满足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文化建设的需要。儒学的历史意义很大很深远。最大的一点是它表征中国文化,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主体,给中国思想文化留下了最多的印记;它在形成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因为它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不仅如此,它还对东亚乃至欧洲、全世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17-18世纪,欧洲著名学者受到儒学极大的影响。法国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在他的文集中热情歌颂孔子,他认为儒学是“理性的宗教的楷模”,而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称赞孔子“卓然不以先知自诩,绝不以自己受神的启示自诩,他根本不相信新的宗教,求助于魔力”。美国学者顾立雅在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的《儒学与西方民主》章节中详尽论证了儒学对法国大革命乃至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儒学对美国民主的影响是经由法国启蒙思想而产生的。当然,儒学的现代价值要经过创造的转换,尤其要在与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三者之间的互动对话过程中不断发掘,如“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内圣外王之道”、“和合”、“自强不息 ”、独立人格和丰富的道德人格修养理论等。儒家重教育、重修身、重家庭、重整体和社会、重群体,富有凝聚力,有一套组织民众的智慧,具有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代表阳刚,是人文主义的,讲忧国忧民、修齐治平、经世济民,主张社会文明的不断创造和不断进步,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动力机制的作用。追溯历史,三代文明的传承的动力在于孔子门人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对《六经》所作的传承、总结、发展和提升。中华文化五千年从未中断,一以贯之,不能不归功于孔子儒家门徒将古代文化在损益中不断传承和弘扬。与儒家的阳刚相比,道家是阴柔文化。道家认为自然本性是淳朴的,社会的原始状态是和谐的,不要用争斗和巧诈、人工的造作毁坏了自然和社会的和谐。道家认为自然大道具有永恒、真实、自然而然和生生不息的特征。当儒家要代表君权为民请命时道家强调人性的自然、天地的自然,强调以“无为”来矫正“有为”,消解了从天到天子的绝对权威性,“同时也消解了威权意识和偶像主义”。儒家思想自汉代以降,从董仲舒的“天”到宋明的“天理”,越来越走向绝对化。老子则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告诫儒家你不必过分讲绝对化,讲对社会和人的严密的统治,因为社会的安宁需要建立在个体人的自主性、自发性和自为性的基础之上。道家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社会平衡机制的作用。著名学者牟钟鉴先生认为老子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具有更多的平等性和古朴性,表现出女性文化的鲜明特色,这是很有意味的。道家的最大的了不起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看到了文化发展会带来异化的问题,这是一种很高的生命智慧。它教给人们要以出世的心态做人世的事情;要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你要进取也行,但要尽量少私欲甚或无私欲、不造作和不妄为;你不要太贪婪、太紧张、活得太累,不要太认真、太严厉地控制民众,要给百姓尽可能大一点的空间,让人活得自由、轻松和潇洒一些。从政治理念上讲,儒家是政治伦理,也是伦理政治,儒家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内圣外王”,要塑造“内圣外王”的君主,对君王的“内圣”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认为君王只有首先通过修身而内圣,而后才能有事功,成为济世拯民的圣王。道家不是政治伦理,也不是伦理政治,但道家也不仅仅是宇宙论和本体论意义上的思想文化或哲学,它“推天道”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明人事”,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道家的经典《道德经》说穿了也是体现为“君人南面之术”,其言说对象并非百姓,而是帝王将相,它的中心思想是用道的运行的法则来劝说君王如何面对百姓、世界和自身的矛盾。它谆谆教诲君王你不能骄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王不是最大的,在王之上,还有地、天、道等需要敬畏和效法。一个社会、一个单位或团体和一个家庭一样,只有阳刚没有阴柔不行,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就是阴阳协调,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统一。女主内,男主外,实际上也是一种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统一,当然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庭秩序。儒家重整体,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是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曾经遭遇多次危机仍能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重整体也有弊端,像宋明理学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把个体人的利益缩小了,将人的欲望泯灭了,使主体性丧失了,不仅人的生活很压抑、紧张,活得非常艰难、困厄,创造力也无法发挥。道家有一种个体的自由主义情怀。主张“逍遥游”,对个体有一种宽容精神。所谓“以出世心态做人世的事情,只求耕耘,不问收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都是儒道互补的中国人的智慧。
      儒道的宗教性问题也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影响有关。首先,儒学是否宗教或是否具有宗教性?儒学不是宗教,是半宗教、半哲学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儒学是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社会礼法的、文学艺术的有机统一的思想体系。儒学强调教化,注重人与社会、人与人而不是人与神的关系,儒学体系并没有像其他宗教一样在世俗社会之上建立一个宗教世界,儒家的教化是贯通天人之际,不是神人之际。但是,儒学自形成体系后就成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西汉中期独尊儒术之后,成为统治思想,这种神圣化的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与宗教类似的功能。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之辩”、“义利之辩”和“ 理气之辩”都与儒学紧密联系。所以,有人说儒学不是宗教胜似宗教。在儒学那里,虽然“天”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上帝,不是纯宗教的概念,但“天”也有超越性。港台新儒家所理解的超越性是指“安身立命”、“终极关怀”、人格的“内在超越”等。我认为儒学带有信仰的宗教性,但区别于西方的宗教性,所以儒学是半宗教、半哲学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国古代夏、商时人们敬畏“天”、“天命”、“天帝”,带有神秘色彩,认为“天帝”可以裁决人间的一切,带有人格神的意味。但周代的统治者开始认识到社稷的安危取决于人的行为是否有德,这是最早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儒学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文化自觉意识和人文主义思想。儒学与原始宗教有那么一点相似的地方,但是儒学所追求的对“天命”的崇拜、对圣王的崇拜、对祖宗的崇拜的超越,其指向是人间世界,是安身立命,是追求大同社会的理想,而不是西方的极乐世界和对上帝的膜拜。到了近、现代,三民主义取代了儒教,社会主义取代了三民主义,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崩塌了。道家的宗教性主要体现在道教,道教与道家的关系,在历史上有着一种有离有合、纠结发展的动态关系。道家先于道教而存在,道教依托道家而创立,这似乎已成为定论。道教教义的根本旨趣,是通过对“常道”的探究,明体以达用,“常道”是最高信仰。如太上之道,亘古常存,且有虚养万物的广阔胸怀,道性自然无为、清静素朴、柔弱不争,都是人类向往和追求的伟大品德。道教以度己度人为旨归,其教义均以道德教化为基础,修道悟真都离不开道德的根基。神仙之所以为世代信众所敬仰,皆因其宽容和善、广结善缘、多做好事、积善成德的道德精神可敬可信,世人歌颂的是他们真善美的品德。支撑道教信仰的内在根基一是爱国精神。推尊黄帝,敬奉华夏之民族祖先,以张扬爱国正气,凝聚民族精神。二是对生命修炼的不懈进取精神。道教在信仰上追求逍遥无碍的神仙境界,在实践中重视健康和长生,深信通过保养和修炼,精神生命和生理生命均可脱胎换骨、神形兼备、永世长存。三是济世利人的精神。这是道教徒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可见,道教与儒学在重道德和重人世以及注重生命的价值方面是一致的。儒道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天命”以及孕生万物的“道”之中,不像西方,一切都是由人格神上帝创生的。西方强调的是神与人、主与奴的关系,人一来到人世就背负着原罪,而上帝才是全知全能、至高无上的权威,人只有无条件地爱上帝、信仰上帝、不断赎罪,希望上帝拯救自己,才有出路。当然,宗教在改革过程中,基督教的教义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不反对追求世俗的成功,甚至认为世俗的成功是由于上帝的青睐,同时也证明世俗成功者是因为对上帝信仰的虔诚,宗教被注入了强调个性解放的新内容,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源。现在有的美国科学家认为,自己心目中的上帝就是大自然,就是自然神;有的学者还认为宗教可以换一个名词就是信仰。西方的现代宗教观对科学并不一定采取断然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它们注重对人类和平的企望,对人格的重视,对社会的关爱,对人性的崇拜,有人预测将来的宗教活动很可能偏重满足于人们情感的需要。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就有一个理性主义传统,同时还有一个希伯来的信仰的传统与其几乎并行又对立,及至近代又有理性主义传统和非理性主义传统的对立。有人认为正是这种紧张和对立才导致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和人的主体性的凸现。中国早在西周时就有人文主义传统,后来在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下,人的主体一直在宗法人伦的等级社会中得不到张扬,加上我们从古至今没有西方主客两分,从概念到判断、推理所形成的庞大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机械论的思维模式,所以近代以降的科学技术落后了。今天,我们应大力倡导的是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这一科学的信仰,但是要使这个崇高的信仰真正深入中国老百姓的心里,就必须使之与中国人本土的信仰结合起来。我们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样也去请来—个“人格神”上帝,我们应在我们崇奉的“道”、天人合一以及重人文和重道德的传统中开辟出一条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相互通融和说明的路径,以使中国人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本土的民族性的文化基因。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现代新儒家曾经从另一方向做过艰辛的努力。现代新儒家援西人儒,是在西风东渐,中华文化价值体系失落的情势下,试图上承宋明儒学进而复归先秦儒学,力求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的一种哲学思想。它与传统儒学的区别主要是融入了西方文化,试图由“内圣”开出自由民主的新“外王”。它强调传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特别重视心性之学,肯定道统是立国之本,强调中国文化的独创性,对中国文化有危机意识和使命感,号召民众对自己的文化要抱有同情和敬意,试图重建道德形上学,提出返本开新。特别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如杜维明等人视野更宽。问题的关键是,现代新儒家要想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与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进行更密切的对话和交流,尤其要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进行对话和交流,以使两方面能够得到整合和融合。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现代中国人是从历史的中国逐步走过来的,不管老祖宗给我们留下多少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我们都必须承受下来。倘若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认,你怎么去汲取人家祖宗的好东西?因为传统就活在你、我、他的生命体中,就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谁也抛弃不了渗透在自己血脉中的传统。如果传统的精华得不到弘扬,糟粕得不到剔除,我们就没法建设新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不应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家的简单结合。我们要吸收的思想文化还有很多,我们要吸收全人类的思想文化的积极因素,在实践中进行创造,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这要靠广大知识精英和全体民众在社会实践中,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机制和体制层面、观念层面不断探索创新,这是人类历史上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模式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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