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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的知识分子和御用文人之间错位的胡适/张鹤慈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3日 来稿)
     一.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
    
     胡适的悲剧在于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和作为御用文人之间的错位。 (博讯 boxun.com)

    
    在特殊的背景和特殊的年代,蒋介石需要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来平息美国对他独裁的批评;他需要胡适,雷震,吴国桢,孙立人,殷海光等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和具有西方民主理念的人。
    
    蒋介石创造了一个可以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操,品性,面目,身分存在,而又可以享用御用文人待遇的特殊位置;胡适采纳了这个鱼与熊掌兼的的安排。
    
    但独立和御用是不可能真正的并存的。
    
    尽管蒋介石给了胡适特殊的优待,尽其可能的让胡适保持一个自由主义的身份;但底线仍然是不可以越过的;胡适的第二个悲剧,就是在独立和御用的冲突中,在原则和利益的冲突中;没有能够坚持独立和原则。
    
    胡适的一生,特别是后半生,在自由主义原则和个人世俗利益的选择上的确有让人说三道四的空间。
    
    一个人的个人物质利益和他的行为的一致,当然不一定就需要谴责,但如果他的行为严重的违反了他的思想准则。就值得问一个为什么了、
    
    一个自由主义者就是不为独裁者做什么,和独裁者的关系过于亲密,就已经让人觉得别扭,更何况还一而再的为独裁者辩护。
    
    如果胡适是在独裁政权的压力下的没有退路的屈服,还情有可原,但胡适是可以回到美国,可以抛开他在台湾的名誉地位和随之而来的荣华富贵,而保持自己独立的本色的。
    
    如果胡适是因为年纪大,或书生气太重,而认识上的糊涂,也情有可原,但胡适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的认识非常清楚;甚至比那些为了争取自由被蒋介石送进去监狱的人认识的还清楚。
    
    【胡适第一次回台湾时就曾对老蒋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辑。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这是胡适在日记中写的,是他私下和蒋介石说的;但至少说明了他对蒋介石在台湾统治的独裁专制是心知肚明的。
    
    而在吴国桢在美国发表了《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后;他立即发表英文稿《台湾怎样自由》,反驳吴国桢"台湾已沦为警察国家"的说法,并四处发表言论批评吴国桢说谎
    
    私下说台湾无自由,公开说台湾多自由,已经不像一个自由主义者了;
    
    更何况公开讨伐一个批评蒋介石父子独裁,剥夺了台湾人的言论自由的人。在自由和独裁的抗争中,没有站在自己原来的朋友一面,没有站在自由,民主一面。【详情看下面的有关吴国桢事件
    
    在吴国桢和胡适的冲突中,作为政客的吴国桢,更像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而自由主义的胡适,更像一个为蒋家王朝服务的政客。】
    
    
    
    殷海光谈雷震的话:"雷震先生20岁就加入了国民党,官运亨通,他不难和目前若干'聪明'的知识分子一样,锦衣玉食,汽车出进,洋洋自得……却坚持'民主宪政'的主张,结果被开除党籍,终至身陷囹圄。前一条坦易畅达,后一条险恶不堪,他偏偏选择了后一条。他岂止是一个'官僚政客',简直是一个'最愚蠢的官僚政客'!"
    
    这里的锦衣玉食,汽车出进,洋洋自得的聪明'的知识分子没有点名,虽然在雷震案后,因为胡适对雷震的态度,殷海光连胡适的名字都不肯再提;这里殷海光指的洋洋自得的聪明'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肯定就包括胡适,但看看胡适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的台湾,在他的自由主义同道被迫害,监禁的同时,胡适的确是锦衣玉食,汽车出进,洋洋自得;他的确是选择坦易畅达的路。
    
    胡适的致命的弱点还不是他的体制的关系;虽然他做过“国民大会主席”、“驻美大使、”“总统府资政”、“光复会”副主任等职;但吴国桢,孙立人和雷震都比他更深的涉入体制。他的致命的弱点是他在思想上的自由主义,会让位给他的利益考虑而不能坚持。
    
    
    看看蒋介石要怎样的一个胡适。
    
    先说蒋介石,和毛泽东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定位自己也是知识分子,而自认为是一介武夫,一个军人,所有他对文人可以表示一定的尊重;但和毛泽东一样的是,都把自己看作皇帝。蒋介石对文人的尊重和容忍,都不能超过动摇皇帝独裁的底线。
    
    右翼独裁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不能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一样的肆无忌惮,而是在世界东西方的对抗下的格局,这些独裁国家依赖的是民主的美国和民主的西方国家;依赖于西方民主国家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抗衡。
    
    为了平息美国对蒋介石独裁和腐败的指责。蒋介石需要胡适,雷震,吴国桢,孙立人等人;而且是需要一个作为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的胡适,雷震,吴国桢,孙立人,但蒋介石对胡适,雷震,吴国桢,孙立人的自由主义的活动尺度是有底线的:不能允许危及自己和他儿子的终身领袖地位。
    
    蒋介石退守台湾,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文用的是吴国桢,武用的是孙立人。两个人最后都不被蒋介石所容。而胡适反而一直没有失去蒋介石的宠信。
    
    
    胡适不但符合了蒋介石的需要,而且也的确没有越过蒋介石的底线。
    
    这就是为什么雷震,吴国桢,孙立人等都先后被迫害,被关押,而胡适一直享受着蒋介石的座上客的优待。
    
    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由中国,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
    
    
    二.自由中国事件中的胡适:
    
    一九五一年,《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就激怒了台湾当局,胡适因为这件事来信辞去发行人名义
    
    胡适为什么会在激怒了台湾当局的这件事,要马上要辞去发行人名义?
    
    他自己给雷震的信是这样说的:
    
    儆寰吾兄:
      我今天要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的一行字。这是有感而发的一个很诚恳的提议,请各位老朋友千万原谅。
      何谓“感”呢?《自由中国》第四卷十一期有社论一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后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
      我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的文字!
      昨天又看见了香港《工商日报》(七月二十八号)《寄望今日之台湾》的社论,其中提到《自由中国》为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论评,“曾引起有关机关(军事的)的不满,因而使到言论自由也受到一次无形的伤害”,“为了批评时政得失而引起了意外的麻烦”。我看了这社评,才明白我的猜想果然不错。
      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名义,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胡适
      四十年八月十一日
    
    前面的话都不错,但后面的辞去的理由,我就看不明白了。
    
    既然是百分之百的赞同,为什么反而要辞去?赞同后难道不应该是坚持的继续干下去?
    
    抗议为什么要辞职?“自由中国”又不是蒋介石政府的刊物,发行人也不是蒋介石给的官衔;抗议政府的干涉应该是坚守岗位,而绝对不应该是辞职,如果雷震等都跟着胡适一样辞职,自由中国将群龙无首,这不是政府的打压成功了?
    
    有人说胡适曾经坚决的反对蒋介石连任第三任总统。但这个坚决表现在什么地方?蔡锷是到云南起兵表示了对袁世凯称帝反对的坚决,胡适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辞去中研院的院长来表示一下?抗议一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蒋介石几次总统就职典礼胡适都参加了。后来雷震被判了十年刑,胡适也没有辞去政府给的职务来表示一下抗议。
    
    
    答案在不久的胡适的公开讲话中:52年胡适回到台湾的公开讲演:
    
    “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请雷先生、毛先生以及帮忙《自由中国》发展的各位朋友们,解除我这个不负责任发行人的虚名,另举一位实际负责任的人担任,我希望将来多作点文章,做编辑人中的一个。我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我刚才说过,言论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争取自由是应该负责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
    
    【争取自由是应该负责的】这句话一点没有错;后面的话,原则也对。
    但胡适在这里不是泛谈什么自由和法制的原则,而是从他的辞职谈起的,他之所以要辞职,就是因为政府打压“自由中国”,就是因为“自由中国”的文章《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关键的是【话说错了】。难道当时的胡适认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中的话说错了?另一个关键是【违反了国家法令】,难道胡适认为“自由中国”坚持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就是【违反了国家法令】?
    
    胡适在这里,用国家法令,坐监,罚款的责任来恐吓“自由中国”发行人?他要求解除作为虚名的发行人,【另举一位实际负责任的人担任】;而这里发行人要负的实际责任,就是胡适说的坐监,罚款的责任。
    
    【我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是胡适自己说他为什么要辞去发行人,他的回答是:他不愿意负责任,和他认为“自由中国”应该或可能需要负坐监,罚款的责任。就是说,胡适认为“自由中国”已经或可能说错了话和违反了国家法令。
    
    
    
    三.胡适的抬不起头来见人和恼怒
    
    雷震事件和吴国桢事件是胡适洗不掉的污点。
    
    先看雷震事件:【在蒋介石为宣示政治改革决心以取得美援背景之下,自由派人士纷获见用,1950年雷震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
    
    
    自从1951年6月初《自由中国》刊登夏道平执笔之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引发第一次言论风波。在获得美援后,自由派人士重要性减弱,雷震与蒋介石关系也渐行渐远,1953年雷震即遭免除国策顾问等职。1954年底由于《自由中国》刊登读者投书〈抢救教育危机〉,引发国民党不满,雷震被注销国民党籍。
    
    《自由中国》的言论逐渐转变为"民主反共"立论,自由人权检视政府施政,对蒋的威权统治有所批评,与蒋的关系日益紧张。1956年该刊出版"祝寿专号"为自由派人士向蒋总统建言之总集,言人所不敢言者,引发党政军媒体之围剿。1957年《制宪述要》在香港出版。《自由中国》以"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全面讨论国是,首篇由殷海光执笔之"反攻大陆问题",触动政治禁忌,末篇"反对党问题",主张"反对党是解决一切问题关键之所在"。1960年雷震与台港在野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总统。5月4日他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鼓吹成立反对党参与选举以制衡执政党。5月18日非国民党籍人士举行选举改进检讨会,主张成立新党,要求公正选举,实现真正的民主。决议即日起组织"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随即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雷震担任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召集委员,与李万居、高玉树共同担任发言人。7至8月间举行四次分区座谈会,情治单位进行密切监控。同年9月4日他、刘子英、马之骕、傅正被逮捕[1],并被军事法庭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
    
    没有人要求胡适如雷震一样的为了自由而冲锋陷阵,也不否认胡适对雷震的同情和支持,但在自由和独裁的大是大非问题的决斗时,胡适退缩了。
    
    在雷震案后胡适的日记:【这算什么审判?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十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这个抬不起头和见不得人的心理描述,恰恰说明了胡适没有和他过去的朋友雷震站在一起,对于雷震,刘子英、马之骕、傅正被和他们的亲人朋友,可能有的是愤怒,是悲伤;难道会感觉抬不起头和见不得人?雷震等人做的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事业,就是被镇压了,就是几个人都被判了十年刑,又有什么抬不起头和见不得人?
    
    在“雷震案”爆发不久,为减轻其发行人雷震先生的所谓“罪嫌”,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的殷海光难道会在雷震案后感到抬不起头和见不得人?
    
    胡适的抬不起头和见不得人,是仍然站在蒋介石的党国小朝廷下的抬不起头和见不得人。是作为一个倒行逆施独裁者的诤友诤臣的抬不起头和见不得人的。是不得不作为暴君的臣的而感觉到的抬不起头和见不得人的。
    
    再看看吴国桢事件,看看胡适的愤怒:
    
    【曾任上海市市长、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因反对蒋经国夺权和台湾的警察统治而和蒋家父子闹翻,于1953年愤而辞职赴美。1954年,吴国桢在美发表文章,抨击台湾的黑暗政治。他在文章中指责台湾实行特务统治,他说,虽然他身为保安司令部司令,但对保安司令部的各种军事审判案件完全不能做主,许多事情都是蒋家父子最终决定。
      吴国桢这番言辞激烈的话惹恼了胡适,他立即发表英文稿《台湾怎样自由》,反驳吴国桢"台湾已沦为警察国家"的说法,并四处发表言论批评吴国桢说谎,他说自己曾看见至少269件保安司令部的判决书上有吴国桢的亲笔签名,这表明吴国桢是有实权的,所谓他根本无权,以及蒋家父子的干预,完全是谎话。对胡适的言论,吴国桢作了针锋相对的回击,他写信告诉胡适,他担任保安司令是有名而无其实,关于这一点,蒋介石、蒋经国、陈诚、彭孟辑、王世杰都心知肚明,他让胡适去找王世杰谈谈即可弄清真相。当时正在美国访学的殷海光也对胡适进行了批评,殷海光认为,胡适只根据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的资料,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前提下批评吴国桢,是很不妥的。尤其令殷海光不满的是,胡适把攻击吴国桢的信复印了一份寄给蒋经国,殷海光认为,胡适此举完全是在讨好蒋家父子,因而有失自由主义大师的身份。
    
    
    胡适批评吴国桢"污蔑你自己的国家和你自己的政府",学者殷海光不同意胡适的看法。殷海光认为,吴国桢批评的是蒋家父子,而蒋家父子既不能代表我们"自己的国家",也不能代表我们"自己的政府"。殷海光认为,胡适只根据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的资料,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前提下批评吴国桢,是很不妥的。尤其令殷海光不满的是,胡适把攻击吴国桢的信复印了一份寄给蒋经国,殷海光认为,胡适此举完全是在讨好蒋家父子,因而有失自由主义大师的身份。
    
      吴国桢说,蒋家父子"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胡适不同意这一说法,他特意用英语撰写文章《台湾有多么自由》来批驳吴国桢,胡适此文发表于1954年8月16日出版的《新领袖》杂志上。
    
      吴国桢认为,蒋经国独揽大权,骄横跋扈,动辄以蒋氏政权的继承人身份自居。而胡适则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为蒋经国辩护:
    
      我认识蒋经国多年,他很勤勉,诚实礼貌,爱国和坚决反共。他的视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多年在苏联的缘故。和他父亲一样,他廉洁。他诚实地认为,对付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如同他们对待反共人士那样残酷无情。
    
      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成为蒋总统的继承人和继承者。在政界,他在政府中没有一席之地,不能发挥重要作用,他确切的位置是他父亲忠实的听差;在军界,他不受欢迎,而且也绝对没有宪法或组织上的渠道能成为他父亲的继承人和继任者。{8}
    
      胡适这番对蒋经国的吹捧迹近肉麻,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成为蒋总统的继承人和继承者","绝对没有宪法或组织上的渠道能成为他父亲的继承人和继任者",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但事情的发展却和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也对他形成了绝妙的讽刺,因为,后来的结果表明,吴国桢说的对,蒋经国顺利地接了蒋介石的班,当上了蒋家王朝的"当家人"。胡适这番话不仅没能驳倒吴国桢,反而成了他自取其辱的实实在在的证据。
    
      吴国桢说台湾没有出版自由,胡适也不同意,他在《台湾有多么自由》中说:"吴博士可能会反驳,说《自由中国》杂志的自由总是个例外,首先我想说,《自由中国》杂志不是例外,这种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所有具有道德勇气讲话的人都可享有的。最好的例子是,5月选举前后,许多独立的报纸发表了无数/批评文章;其次我想说,胡博士主办的刊物如何且为什么在'警察国家'所享有的出版自由,对吴博士来说是个'例外'?《自由中国》杂志当然不享有例外的自由。很明显,1951年6月,无论是'民主的'吴博士、台湾省主席和台湾保安部队总司令,都不能保护这本杂志。如果'胡适主办的双周刊'享有任何例外的自由,也是奋斗五年才赢得的。"{9}
    
      胡适这篇发表于1954年的文章,仍坚称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享有奋斗五年赢得的自由,而实际的情形是,从1951年6月开始,《自由中国》就因为干预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而陷入困境。倘若不是时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总司令吴国桢的鼎力相助,1952年,《自由中国》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1953年,雷震和《自由中国》更是麻烦不断。蒋介石看到《自由中国》半月刊第七卷第九期上《再期望于国民党者》、《监察院之将来(一)》两文,大怒,下令免去雷震的"国策顾问"。3月25日,雷震致信胡适,说当局打压党内自由派人士早有迹象。1954年,对《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来说更是多事之秋,他被注销了党籍,同时被免去中央银行监事、"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之职。雷震认为,此时的台湾社会已进入了一个"白色恐怖时期"。
    
    你看,台湾都进入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时期",而胡适却在美国唱高调,说"台湾是多么自由",这不是"说诳"又是什么?难怪雷震在看了胡适的《台湾有多么自由》,很惊诧,他致信胡适,反问胡适:"先生说《自由中国》之有言论自由是它五年争得来的,不料我个人的自由则因是而一天比一天缩减,竟至变成囚犯。这是更多的民主与更多的自由么?!"】
    
    一语成谶,自由中国被封,雷震在监狱关了十年。
    
    
    四.不能为了提胡适辩护而修改历史事实。
    
    一些人为胡适辩护,但有意无意的窜改了历史;这里先只谈一个事实:
    
    辩护方的说法是:胡适先要保护台湾的政权,然后再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渐进改良。而吴国桢的做法危及了台湾政权,所以胡适必须反击吴国桢。
    
    这些说法违反了历史的真实:。
    49年以后的台湾,不能用中共的威胁来为蒋介石的独裁开脱,中共的力量远远小于国民党的时候,蒋介石一样是独裁;实际上,如果不是蒋介石的独裁,腐败,中国还不会就怎么快的改变颜色。
    
    看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必须先看美国和中共的关系,49年后,美国试图和中共建立关系,而且准备放弃台湾。如果说这个时候,台湾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还说的通。
    而朝鲜战争,中美已经是对敌的双方,是战争的双方,美国已经明确了台湾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
    
    中共有过打金门的打算,也是和美国让蒋介石放弃金门有关。朝鲜战争后,台湾政权已经有了美国的保障而不再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金门也好,炮击也好,都是政治战,而不是真的想攻占台湾
    
    正是因为台湾已经有了美国的保障,所以原来蒋介石用来对美国示好,表示自己不是独裁,不是用人唯私,所以启用了非嫡系的吴国桢和孙立人。而一旦台湾栓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朝鲜战争后的美国已经不会因为蒋介石是否独裁,而考虑是否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吴国桢就是不说话,美国也知道蒋介石独裁,南韩,南越都是独裁政权,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美国不得不支持了这些右翼独裁。
    
    而且,在麦卡锡主义猖獗后的美国,在所有同情中共,批评蒋介石的声音都被视为叛国行为后的时期;在追究美国国务院等官员让美国失去了中国大陆的特务行为后的时期。吴国祯的文章,根本不可能动摇美国军事保护台湾,和台湾签订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方针政策。
    
    蒋介石就是因为清楚美国为了对抗中共,不得不支持他,所以才再一次整肃自由主义而明目张胆的搞独裁,搞父传子位的家天下。
    
    胡适根本就用不着在这个时候去为蒋介石的独裁去辩护。胡适这个时候去攻击吴国桢,不能说是为了台湾人民,不能说是为了台湾政府,而只能是如殷海光所指出的,是在帮助蒋家父子说话。
    
    后期的胡适,作为蒋介石的诤友诤臣是合格的。
    
    而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友和作为独裁者的臣,和作为独立的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不冲突的。
    
    冲突后的何去何从,是自己给自己写的历史。
    
    独立知识分子的独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舍不得付出代价,就只能舍弃独立。
    
    张鹤慈30。01。09 墨尔本
    
    后记:不是学术文章,引用的文字没有注明出处;这些文字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吴国桢事件的介绍多引用的是魏邦良的文字
    
    我同意一些人的批评:这篇文章对胡适的评论略显严苛了一些;
    
    但我仍然认为:在鱼与熊掌可能兼得的情况下,胡适也许没有太多可以谴责的,但鱼与熊掌应该是不可能兼得的,这个时候的胡适痛苦过,抗争过。但最后仍然是一而再的放弃了原则。
    
    独立知识分子的独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舍不得付出代价,就只能舍弃独立。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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