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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思想史的意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3日 转载)
    
    哲学或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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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曾有过一阵“国学热”,主要是儒学热。最近也还有国家项目的大规模“儒藏”编纂工程的启动以及“弘扬传统文化”的种种塑建和表演。这些民间发动、官方支持的国学、儒学鼓吹,其意义究竟何在?二○○三年十一月北京侯外庐百年诞辰的学术纪念会上,“中国有无哲学”被正式提出并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可看作是这种“热”的真正意义的开显。
    
      “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本身可以溯源于三十年代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所区分的“在中国的哲学史”还是“中国哲学的史”。我多次说过,尽管对人生意义、生活价值以至宇宙本源等等问题有同样的兴趣和探求,但中国并无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儒、道均是半哲学、半宗教。它们强调的是“践履”,“工夫即本体”不只是哲学命题,而更是实践法规。宋明理学不仅有“半日读书”,明辨义理,而且还有“半日静坐”,修心养性。儒家的修、齐、治、平,主要不是哲学思辨,孔、孟、程、朱、陆、王也大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但自胡适、冯友兰用西方框架剪裁中国材料编写“哲学史” 以来,随后又由侯外庐、冯契、牟宗三等人或用唯物唯心,或用范畴演进,或用“智的直观”等来阐释、编写,已形成了数十年来的学术常规。它在理出一套逻辑理路,廓清传统思想和概念的模糊含混、缺乏系统上大有功绩,却产生了可能有失传统真相的问题。最近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巨著也表明朱熹等所谓“哲学家” 真正关切和论辩的,主要并不在于形上心性,而仍在现实政治,仍是政治文化,这便颇有异于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以纯粹西方哲学模式描画出来的宋明理学。实际上,在西方哲学史课本中,无论亚里士多德或洛克,可以一字不提他们重要的政治思想;而在中国“哲学史”的课本,无论孔、老以及他人,不谈“礼”、“仁”等政治思想,“哲学”即无从谈起。离开“不忍人之政”,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无所着落。玄学和理学的种种“哲学”讨论,也总是紧密与现实伦常政治和个体修身教导缠在一起。所以,即使同样说“爱智”(哲学一词“本义”),中国所“爱”的“智”恐怕与希腊也并不全同。这一切似乎表明,在接受了一百年的欧风美雨之后,中国思想学术界在重新反思,在开始追寻真正属于自己的传统阐释。“中国有思想无哲学”,德里达近年访问中国重申这一断言,曾引起好些人作黑格尔式的理解而备感愤慨。其实,无哲学,有何妨?所以另一批人将“中国有哲学”称之为“汉话胡说”(彭永捷:《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几点思考》)。这就是一开头所提及的那次会议上的争论。
    
      这意味着什么?从九十年代初的国学热、儒学热到今天的“汉话胡说”,一直有着“别有会心”的人以此鼓吹民族主义来维护现实体制和“宣扬国威”,这一趋向具有危险,颇堪警惕。但另方面,在深层的宽泛意义上,对一些人来说,它又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自己的现代性的某种思想资源的探寻。
    
      现代化(modernization)不等于现代性(modernity)。西方的物质文明作为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大规模输入,并不能解决或完全解决中国社会和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仍然是本文一开头所提出的由于传统(古代传统与革命传统)与现代的纠葛日深,形成了这个希望找出既不回归过去社会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亦即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问题。在毛以革命推行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失败之后,重新寻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的现代性,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主要思想题目。
    
      从思想领域的语言说,这是如何更准确而不是套用西方框架来阐释传统,但又不回避使用以西方词汇为基本工具的现代语言。我们不必追随马一浮。马游学美国,且有译著,却拒绝现代通用语言,坚持沿袭理、气、道、心等等传统词汇来谈自己的儒家“六艺论”。(Roges Ames强调中国的“天”、“仁”、“礼”、“义”、“道”、“德”等几乎所有范畴均不可通译,应采用原音,似异曲同工。)此路难通,已成史实。所以,出路只能是:在接受普世性的现代哲学词汇和语言的同时,注意这些语言、词汇、概念、范畴使用到中国文化上所具有的局限和缺失,从而注意更好地进行准确把握和解释阐说。“哲学”一词未可废,“本体论”、“现象”、“本体”、“形而上学”、“超验”等等也仍需采用,尽管中国向无Being问题,也少“超验”观念,“本体”与“现象”并不两分。相反,灵肉不分、一个世界、情理交融、天人合一(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地位很高)以及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过程大于重存在,申说“过犹不及”的“中庸”辩证法(阴阳互补、反馈循环、非二元对立、非本质主义、审美优于理性……)等等,却是来源于“巫史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本性所在。揭示这些“本性”,了解自己传统,可能有助于建立中国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
    
      以经验合理性为基础的“实用理性”,在革命之后,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圣王之道,包括不能要求人民进行思想改造或宣讲道德形而上学来开万世太平。相反,只有在个人自由、平等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上,重视文化心理的健康生长来作为社会发展的某种辅助性资源。它以区分两种道德(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理论、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和“度的艺术”的理论、“西体中用”和“四顺序”的理论或观念等等,当作中国的后儒学或后哲学的重要议题。这也就是使过去(传统)成为现在和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使自己的经验性的命运成为本已可能性的主动展开,亦即是为将来和当下选择和抛弃。这将是融入普遍并对普遍有所贡献的特殊,这也就是对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寻求。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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