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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社会纠错机制坏死”究竟是谁之错?/李悔之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30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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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知识分子应告别怨妇情结》

     (博讯 boxun.com)

    “联合早报网”1月2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告别怨妇情结”的文章。作者阮永松先生是上海的文化企业主。对该文的有些观点,我是持认可、乃至深为赞同意见的。例如,他关于“公民运动需要传播大爱,必须扬弃暴力、仇恨和敌意”之论我是持深深赞同态度的,这就是我这些天接连撰写几篇文章批评张宏良先生的原因所在——其实,对张宏良先生某些观点我是持认同态度的。然而,批评政府,要秉持理性、客观、求事的精神。而不能靠谎言惑众;不能靠危言耸听;不能挑动阶级仇恨;更不能操弄民粹煽动暴力革命!正如阮先生所言:“公民行动是为了带动变革风潮,减轻政府负担,推动社会和谐,不是为了使社会走向分裂,更不是为了将执政者逼进墙角。”
    
    然而,阮先生有些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例如,他关于“希望知识分子在批评政府时,也应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之说,就有值得商榷之处——诚然,阮先生用心是良苦的,但问题是:要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关键并不取决于知识分子,而在于政府有无虚心纳谏的雅量,有没有从善如流的风范——针砭时弊,批评政府的过失,本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古语云:苦口良药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一般意义而言,批评愈激烈,言论越尖锐,往往对政府就越有利。然而,纵观秦始皇以后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统治者却没有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的传统——纵然“千古明君”之称的唐大宗李世民,虽然他与魏征的故事在中国广为传颂,但他内心其实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喜欢批评。因常常当面赞扬魏征批评得好,背后却咬牙切齿说要杀死魏征这个乡巴佬——魏征死后仅仅半年,因侯君集一案被告发,李世民想到正是魏征举荐了侯君集和杜正伦,不由得狂怒不已,亲自推翻了魏征的墓碑并将其砸得粉碎。同时,他还取消了衡山公主与魏征的长子魏叔玉的婚约。可见事实上李世民恼恨魏征到了怎样的地步!由于统治者大多不喜批评,经常对批评者予以严厉处罚,乃至施予“庭杖”酷刑——古代中国,不知有多少敢于进谏的知识分子死于统治者的棒下或刀下。所以,在严酷的政治生态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成了逢迎拍马者。或是小心翼翼的建言者。鲜有敢于不惧风险的进谏者。
    
    纵然在当代中国,中国知识分子“俎上肉”的命运也没有多少改变。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在“反右”之前,恳请知识分子对执政党提出批评的态度是多么令人感动,然而,当各种尖锐意见普天而降之时,被刺到痛处的毛顿时翻脸,竟将这些进谏的知识分子统统当成“不怀好意”的敌人统统打倒了。
    
    通过上世纪“反右”的惨痛教训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便俨然犯了群体软骨症。成了世界上最讲实用、最明哲保身、最胆小怕事的知识分子群体。对此,一味责备知识分子胆怯、犬儒是有失公允的——试想:仅仅因为讲一错一句话,就令人生蒙难二十余年,并殃及家人(包括曾任总理的朱容基)!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二十余年的折磨,痛苦并不比引颈受戮更轻!
    
    在毛执政的二十多年间,知识分子成了重点打击和“改造”对象。纵然到了邓小平时代,也有少数敢于谏言的知识分子或被迫流落海外,或在国内失去发声空间……当今中国,言论的宽容度无疑发生了较大变化。知识分子也确实“掌握了一些话语权”。然而,在舆论一律,总是强调“与×××保持高度的一致”的大环境下,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或是选择阿谀奉迎的态度,或是选择沉默是金的明哲保身态度。对此,过于苛责知识分子软骨是近于不讲情理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只要一提出不同的意见,纵然不至于丢掉“铁饭碗”,也往往落得准边缘化的境地——这些年,南国二报及中国青年报所发生的一些令人遗憾的现象就是明证。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在国内传统媒体上几无发声的空间,只能在网络之上发发牢骚了。所以,总体而言,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不是没有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而是几乎对政府俯首帖耳了!
    
    所以,阮先生将“导致社会纠错机制坏死”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知识分子“与普通公民相比并不具备更高的公民素养”,“更不了解沟通的方法和意义”,因而造成“公众与政府之间互相猜疑,甚至互相防备”,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冤大头”之论——诚然,像王蒙、余秋雨先生之类的知识分子是十分“具备更高的公民素养”的,也极懂“了解沟通的方法和意义”——事实上,他们也成了中国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效彷的榜样。正因为如此,极少数敢于发声的知识分子便成了倒塌的“出头鸟”——而这,就是中国社会一直不能长足进步的根源所在!
    
    而关于台湾客人之论——“你们这一代大陆人只有现代消费意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你们只知道埋怨体制,谴责黑心企业,可自己有具体的公民行动吗?鲁迅解剖别人时,更严格地解剖自己;胡适更是刚柔并济,既倡导民主自由,也跟蒋介石沟通交流。你们只知道摇头叹气,没有反省过自己”之论,既有恰当之处,也有偏颇之处——在封建专制及×文化的长期熏陶、浸淫下,当今中国,不但有太多百姓没有“没有现代公民意识”,纵然有很多知识分子也不能幸免。中国知识分子不敢严于解剖自己也是事实。然而,“胡适更是刚柔并济,既倡导民主自由,也跟蒋介石沟通交流”,事实上与蒋介石的“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是有很大关系的——无论是蒋介石统治下大陆,还是后来的台湾,民众都有自办媒体的权利。都可以公开批评政府。雷震、殷海光等人,不但公开在报刊批评蒋的“家天下” 公开斥责国民党在台湾搞“一党独霸”、“操纵选举”,无“民主、自由”可言,并呼吁一切“相信民主政治的人,赶快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以打破国民党独霸的局面”……直至他们公开成立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之时,蒋介石才找借口将他们判刑的。而李敖在蒋经国仍健在的情况下,所撰的抨击蒋介石的著作也可以公开发表……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时代及当今中国政治生态是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与胡适刚柔并济相比,马寅初当时却也铁骨铮铮!然而,前者不但生前没有遭遇来自老蒋的刁难或暗算。死时,蒋介石亲临致祭,亲书挽联;而后者却落得“右派”大帽盖顶。备受种种折磨!对此,又如何解释???
    
    所以,恰恰是不能畅所欲言的政治大环境,令“公众与政府之间互相猜疑,甚至互相防备”;令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令错误不能及时纠正——这才是“导致社会纠错机制坏死”的最关键因素所在!!!
    
    诚然,言论自由度相对较大的网络上,常常会发出知识分子比较尖锐的批评声。然而,在国人普遍患有政治冷漠症和恐惧症的条件下,这种声音对公众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对中国政治影响力不说是微乎其微的,也是无足轻重的。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各路精英几乎尽归我党襄中、一切权力资源尽归我党掌控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处于失语状态的大环境下,少部分边缘化知识分子在网络上的发泄,事实上成了我党政治“开明”和“宽容”的一个点缀!——在这种状况下,阮先生关于“全靠政治手段,凡事政治化,将一切问题都推给体制,公众越来越不能宽恕执政者,而执政者不敢推动政治改革”之说,简直近于梦呓之言——在网络批评事实上只成为政府“开明”、“宽容”形象的点缀情况下,“全靠政治手段,凡事政治化”之说从何谈起?“将一切问题都推给体制”,这个现象倒事实存在——无论是毛左或右派,都将当今中国问题归咎于体制。然而,这两种声音在患有严重政治冷漠症与恐惧症的中国公众之间,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根本不存在“公众越来越不能宽恕执政者,而执政者不敢推动政治改革”的问题!
    
    而阮先生关于“双方最后水火不容,鱼死网破,导致国家陷入混乱”之论更是杞人忧天之谈——在一个百忍成金、羊性十足的国度里,在一个绝大部分公众远离政治、逃避政治的国度里,除非到了逼上梁山的地步,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接近于零!
    
    诚然,阮先生关于“先争取自由暂缓民主,先开放报禁不开党禁”之论虽然高明,敝人也一直持相同的观点。然而,报禁一开,民主必逞决堤之势,这是再愚蠢的执政者也心知肚明的道理——连二十年前就曾经酝酿的“新闻法”最后也胎死腹中,要当局“开放报禁”,岂不是期望太阳从西边出来?
    
    纵观阮先生一文,我最认同的是他关于“民主不可能一步登天,需要从一点一滴开始唤醒国人的公民意识”之观点。这也是我一贯来的观点——与“五四”时期相比,当今中国国民更多了一项“×文化”的毒害。封建专制文化与×文化的双重毒害,令当今中国的启蒙任务比五四时期更艰难——这里且举一例:有一位美国华人在我的文章评论栏中责备我说:“你不要翻身忘本,如果没有毛泽东,没有新中国,那能有你的今天吗?!”
    
    一位美国华人的境界尚如此,何况普遍中国大陆民众?!
    
附:中国知识分子应告别怨妇情结

    
    ● 阮永松(上海)
    
    在一次画展上,笔者与一位台湾作家谈起中国历史人物,结果两人崇拜的偶像竟然都是苏东坡。
    
    理由是:苏东坡被贬徐州时,带领百姓抗洪救灾;被贬杭州时,治理西湖;被贬惠州时,当地一时病毒蔓延,他立即推动种药修桥,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被贬海南,在人生最低谷,还不忘帮助百姓革除陋习,推广农业技术,招收学生培养人才。由于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苏东坡吃尽苦头,但无怨无悔、不计前嫌,两位巨人最后相逢一笑,泯却恩仇。跟这样的人做同胞,何等自豪!
    
    没有现代公民意识
    
    正当我得意之际,这位作家突然话锋一转:你们这一代大陆人只有现代消费意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你们只知道埋怨体制,谴责黑心企业,可自己有具体的公民行动吗?鲁迅解剖别人时,更严格地解剖自己;胡适更是刚柔并济,既倡导民主自由,也跟蒋介石沟通交流。你们只知道摇头叹气,没有反省过自己。
    
    我沉思良久:中国知识分子尽管也掌握了一些话语权,但与普通公民相比并不具备更高的公民素养,更不了解沟通的方法和意义,导致社会纠错机制坏死,公众与政府之间互相猜疑,甚至互相防备。
    
    中国未来的改革有几种选择,一种是全靠政治手段,凡事政治化,将一切问题都推给体制,公众越来越不能宽恕执政者,而执政者不敢推动政治改革,双方最后水火不容,鱼死网破,导致国家陷入混乱。另一种选择是:执政者与公众适当妥协,互相体谅,比如先争取自由暂缓民主,先开放报禁不开党禁,以技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在此过程中逐步唤醒国人的权利意识,循序渐进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通过毒奶事件,人们发现半官方的奶业协会形同虚设。当政府拿起“社会责任感”的大棒千篇一律禁止食品涨价却不提任何配套政策时,它也随声附和,对原料上涨和奶农的困境漠不关心,对行业内普遍弄虚作假的现象更是视而不见。尽管铁路、电信、电力、医疗等垄断行业招致天怨人怒,可垄断依旧铁板一块,民营化遥遥无期。半官方的消费者协会根本无法保障消费者权益。
    
    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
    
    知识分子是否可以利用自己的话语权,联合民间专业人士和民营企业,出面组建一些山寨版的行业协会和民间消费者协会?
    
    理性中道的民间组织只会减轻政府负担,化解各种风险,促进社会和谐。厦门PX污染项目的成功停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与当地民众和政府积极沟通的结果。重庆市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后,市委书记薄熙来立即邀请司机代表对话,鼓励建立司机工会,对话现场全程电视直播。新一代领导人开始从制度层面正视问题。过分的悲观,其实只是懒惰的借口。
    
    笔者希望知识分子在批评政府时,也应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无论是推动铁路民营化、直选人大代表,还是废除高考招生户籍歧视制度,新一代知识分子都有极大的挥洒空间。公民行动是为了带动变革风潮,减轻政府负担,推动社会和谐,不是为了使社会走向分裂,更不是为了将执政者逼进墙角。
    
    因此,知识分子也应设身处地为执政者着想。公民运动需要传播大爱,必须扬弃暴力、仇恨和敌意。急剧转型的中国需要沟通,更需要妥协和宽恕。民主不可能一步登天,需要从一点一滴开始唤醒国人的公民意识。
    
    中国不需要居高临下的救世主,但需要能伸能屈的苏东坡。二十一世纪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应停留在愤青和怨妇的层次,而应从先贤的经验中汲取爱与智慧,明哲保身或者愤世嫉俗都无济于事。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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