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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国民党津贴的鲁迅骨头如此"硬"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28日 转载)
    从谋求和领取蒋介石政府津贴看鲁迅骨头之硬软
    
     孙乃修 (博讯 boxun.com)

    
    毛泽东曾称颂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那番话成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鲁迅研究界之圭臬。许多研究者承此腔调,写了大量文章称颂鲁迅,出版了大量书籍歌颂所谓鲁迅精神。在那片拼命拔高和攀比着赞美的合唱声中,两代知识者制作了一个完美的鲁迅。他们都无视这一事实:鲁迅钻营和领取蒋介石政府的津贴长达四年之久。而那些被鲁迅喋喋辱骂为走狗、吧儿、资产阶级学者作家的陈源、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胡适等等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却都没有这份本领。让我们看看鲁迅的骨头到底是硬还是软。
    
    一、首先应当指出这一事实:鲁迅能够拿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这笔津贴,并非这个政府主动给他的,而是他通过各种人去幕后活动、向党国权力人物说情才得到的。他那么严峻叱责别人钻营投靠,然而,在1927年北伐胜利、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初建之际,鲁迅却通过他的朋友们在暗中有种种趋附和说项活动。
    
    1927年5月25日,国民党政府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蔡元培是九人筹备委员之一。鲁迅闻讯,通过他的同乡章廷谦、郑奠等人向蔡元培活动,为他争职位。这是上海“4.12”事件后一个月的事。6月12日,鲁迅致信章廷谦,感谢章、郑为他积极向蔡元培去争:“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介石指郑奠,此公指蔡元培)可见他想望职位,却无心治学,心中空荡荡;史学界有顾氏新思维、新成果出现,文学界有胡适新思想、新方法和累累成果联翩问世,他以为文史学问都让胡、顾二人独占了,他似乎已无事可做,只能去研究“可恶”。不过,他实在渴望这肥缺,此时他不骂国民党屠刀之血腥,不见他义正词严斥骂“屠伯”如何逍遥,亦不见耻食周粟的夷齐风骨。
    
    不料谋取浙江大学研究院位置失败。1927年7月28日鲁迅致章廷谦,为未受国民党势力赏识而大怨,讥骂蒋梦麟(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首任厅长),大发牢骚地抱怨“浙江不能容纳人才”,“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为自己未受聘而骂声腾起,赞扬起旧官僚。但是,骂归骂,钻归钻。
    
    同年6月12日鲁迅致章廷谦,因为蔡元培赏识别人,遂对蔡元培衔恨播怨:“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16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这是一种争风吃醋心态。若以为鲁迅与蔡“气味不投”,是出于耿介不阿,以为他决不会托人走蔡氏门路谋私,那你就不懂鲁迅或误解鲁迅了。他在信中如此讥骂蔡氏,暗中却继续托人走蔡门路。
    
    这里需要插一笔:1912年南京民国政府刚刚成立,鲁迅就托付许寿裳,走当时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门路,蔡元培把鲁迅从绍兴调到南京教育部,由小城的一个中学教员,成为京城政府里的职员,当年就被提拔为佥事,为他谋得15年薪水优厚的饭碗(1912~1926)。对于蔡元培民国初年这一举荐之恩,鲁迅不但不衔恩,反而背后讥蔡。
    
    1927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提议组建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相当于教育部),蔡任院长。值此国家重建之际,鲁迅通过同乡以及光复会同人许寿裳的关系,再次向蔡元培活动(蔡亦是绍兴人)。9月19日,鲁迅致章廷谦,告以自己要去上海,再去南京,偏偏拿出不吃嗟来之食架式:“但不是谋饭碗,孑公复膺大学院长,饭仍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孑公指蔡元培)他对蔡元培赏识他人而深衔不满,揣测蔡会把职位给别人,自己没份,忧怨酸酸。鲁迅说不去南京“谋饭碗”,此时许寿裳正为他走南京政府要员门路。结果,蔡元培大笔一挥,给鲁迅“特约撰述员”名义,不用上班,每月300大洋,由国民党政府养起来。他再次受蔡元培恩惠,从蒋介石政府谋到“饭碗”,美餐亦成嘟嘟囔囔、满口怨言的鲁迅“口中物”。得此嗟来之食,他闭上嘴,不骂蔡公把饭给蒋、袁诸人了。
    
    鲁迅一生受到同乡蔡元培两次慷慨提携和巨大帮助,皆在他处于困境、渴望履新的人生转折点。辛亥革命后,蔡招他到南京教育部任职。几个月后,袁世凯攫得政权,蔡辞职而去。鲁迅任职京城教育部,为后来“5.4”新文化运动之际得朋友之助而登上文坛,奠定环境条件。
    
    这次给鲁迅津贴,是蔡元培第二次慷慨帮助鲁迅。鲁迅终于得到这笔政府津贴。此时,鲁迅刚从所谓被国民党大屠杀“吓得目瞪口呆”的广州到上海,得到屠杀者施与的津贴,一连领了四年,直到政府不再给,他却从未拒绝领。鲁迅在不同政权下都享受很好待遇:在清朝被选为留学生,在北洋军阀政府任薪水优厚的小官僚,在国民党政府领到优厚津贴。他几次说自己不是革命者,不是勇士,都是实话。
    
    二、大学院津贴是为支持著名学者从事学术研究。蔡元培说:“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我在教育界的经验》)鲁迅不搞学术研究,钱却照领不误。他领取津贴四年,毫无学术成果,只知“四面八方地闹”,不肯“暂且静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1929年6月1日致许广平)。为谋国民党政府这笔津贴,鲁迅自甘与他讥骂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们争食共槽。倘若陈源、梁实秋等人有此举动,鲁迅会不会用钻营投靠叭狗争食豪门食客之类辞语冷嘲热骂、刻薄挖苦呢?梁实秋译莎氏戏剧而领学术资助,不是遭鲁迅讥刺、嫌给钱太多么?
    
    蔡元培是蒋介石政府上层人物。同年3月28日,蔡元培以主席身分在上海主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发动“救党救国运动”、粉碎共产党分子祸党阴谋,4月2日,蔡元培又以主席身分主持上海会议,通过查办共产党分子谋叛案(参见孙常炜编著《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第869、873页),十天后发生上海“4.12”事件,广州“4.15”事件。鲁迅为谋取蒋介石政府这笔钱,并未因为蔡元培反共而不去请托。这种态度印证鲁迅此年文字表现的倾向蒋介石国民党立场(例如几个月前即在“4.12”和“4.15”事件之后鲁迅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文字竟然诬陷顾颉刚“反对民党”)。这种政治秋波,似乎应当受赏。
    
    同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广州,去上海同居,从此年12月开始拿国民党政府这笔津贴。12月18日日记:“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薪水泉三百。”翌日致信邵铭之:“昨由大学院函聘为特约撰述员,已应之矣。”他先前对蔡元培的满腹幽怨和讥讽,被这笔津贴化解。这津贴相当于当时私立复旦大学教授月薪200元的一倍半。从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共四年一个月,鲁迅从国民党政府领取14,700元大洋。当时黄金一两约30元,这笔巨款相当于490两黄金(据刘心皇统计)。按一元兑换100元人民币计算,这笔钱相当于147万余元。拿国民党政府津贴,是鲁迅晚年的重要行为,颇见其处世做人之实利态度和两重人格。
    
    鲁迅穷困么?一点也不。仅据他的日记记载,1929年,他从北新书局收入8,256元八角三分四厘版税。这笔巨款,加上政府津贴,此年收入高达11,856元,相当于复旦大学一位教授五年薪水。鲁迅很有钱,但决不拒绝拿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津贴。钱这东西,多多益善,鲁迅似乎和它没仇恨。
    
    鲁迅从来不穷,却喜欢诉苦叫穷,酷似小家子。1928年7月10日致翟永坤,说他翻译是为“糊口”。这显然不真诚,实意在多赚钱,却说为稻粱谋。谁能责备人家为糊口而做点事呢?可是,如果一个知识者为赚钱而做事,能有文化大气度或学术大贡献么?
    
    12天后,即1928年7月22日致韦素园,鲁迅说了一点实话:“我生活经费现在不困难,但琐事太多,几乎每天都费在这些事里,无聊极了。”既然生活不困难,何必装出为“糊口”而翻译的可怜相?想以翻译多挣钱,何必用糊口做掩饰?1929年3月22日致韦素园,鲁迅再次承认经济状况很好,毫无糊口问题,“经济倒还安定的,自从走出北京以来,没有窘急过。”
    
    鲁迅月月拿政府津贴,还为区区稿费叫苦。1929年8月7日致韦丛芜,抱怨北新书局不给《奔流》杂志稿费:“使我不胜其苦,许多生命,销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这抱怨“何苦如此”,似乎透露他在为报酬而做事。
    
    腰缠数万贯、版税月月来的鲁迅,对远方朋友和日本人却装出一副穷苦相,把翻译、编书说成“为糊口”,似乎装成无产者容易博人同情。例如,1935年1月26日致曹靖华:“现除为《译文》寄稿外,又给一个书局在选一本别人的短篇小说,以三月半交卷,这只是为了吃饭问题而已。”钱已很多,还想多挣,却言不由衷。12天后,即2月7日,鲁迅致曹靖华,又说:“现在我在选一部别人的小说,这是应一个书店之托,解决吃饭问题的”。两信所言之书,即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一个月后,即3月23日致曹靖华谈译《死魂灵》,鲁迅又诉苦:“这是为生计,然而钱却至今一个也不到手”。此时他的版税收入,每月高达六、七百元,还说为生计。同年6月10日向日本青年增田涉倾诉“生活困难”:“近来不知是由于压迫加剧,生活困难”云云。此时,他已腰缠六万大洋。他死前谈到出外疗养,对冯雪峰说:“其实,也不能长期疗养,我就只有为了海婴教育费的一点储蓄。”(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67页)这个号称无产阶级作家的左翼阔老头就这么爱装穷诉苦。这性格是否缺点钙或缺点男人骨头?
    
    三、鲁迅多次讥骂胡适,然而他暗中奔竞大学院津贴这一行为,使他再一次与胡适构成文化性格上的强烈对照。1927年10月,蔡元培邀请胡适担任即将成立的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胡适断然辞谢:“大学委员会之事,我决计辞谢。”主要原因在政治性质和理念。胡适在10月24日致蔡元培信中,强烈反对大学委员会两项宗旨──设立劳动大学和推行党化教育,特别是党化教育:“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我若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6月27日致蔡元培信,胡适已坚决推辞过:“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故决计避去了。”
    
    大学院薪水优厚,希望拉到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然而,胡适有自己的思想原则和立身大义,决不拿原则去与金钱和地位交换。他坚决辞去“中华民国大学委员会委员”职位,并表示今后不出席会议。鲁迅呢,此时正在通过他的朋友去钻营大学院津贴,且抱怨蔡元培冷落他,而且鲁迅没有显示自己有什么思想原则,对“党化教育”无异议,对“屠刀”亦无抗议。胡适立身处世那种思想原则,图%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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