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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角下的邓小平/丁松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20日 转载)
    
      在一个体制控制严密、传统势力异常强大、社会惰性根深蒂固、革命意识与保守意识几乎挤压着社会改革绝大部分空间的社会里推行社会改革,改革本身及其改革者的命运与结局,往往是宿命般地令人绝望。回首中国历史,改革和改革者的命运大体是很悲惨的,这也一直成为许多人在改革面前却步的一大因素。但是,在20世纪的最后时期,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这个宿命,中国的改革,尽管还没有进入最后的阶段 —政治改革,但是,这个改革已经将自己而且也将中国社会推上了不归路,并且,这个改革也将中国从100年前邓小平诞生时候的贫弱状态进入到崛起时代并走向一个多世纪以来历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富强国度。马克斯·韦伯举德国俾斯麦为例指出,一个伟人可能具有卡理斯玛的天赋,却缺乏使其工作延续下去的能力。俾斯麦后的德国随着他的离去而人走政息,他苦心经营的权力均衡和一直希望摆脱“他国联盟的梦魇”的努力全都付之东流,德国为此而付出世界大战的代价。邓小平不仅避免了商鞅、王安石、李鸿章等中国改革家的命运,而且其改革也避免了俾斯麦那样人亡政息的命运,这不仅是邓小平个人的幸运,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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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明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因而中国社会很早就建立起严密的社会控制系统,与这种严密的控制能力相伴随的是社会体制的刚性和惰性,既缺乏体制内应变的弹性空间和应变能力,甚至久而久之也失去了应变的主动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体制内变革的空间一直受到两个方面的挤压:革命或改朝换代的动力与社会保守势力和社会惰性的阻力。改革要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夹缝中走出一条路,对任何一位改革家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改革力量在这样的社会中往往势单力孤,普通大众或者受到激进主义的诱惑而革命、起义,或者麻木观望与抵制。中国历史中,当一个王朝本身出现统治危机时,在体制内改良的努力很难取得成功,最后的结局基本上的王朝的更替。改革常常因为保守势力的压制而窒息,改革的失败最后也导向体制或王朝的崩溃。邓小平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能够比较娴熟地应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挑战,改革力量在两者之间保守了相对比较巧妙的平衡。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体现着他对保守势力的强有力的回击,挽救了中国改革可能夭折的命运,这是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为中国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所做的最后也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另一方面,邓小平的成功也是由于中国民间巨大的改革动力和改革的民众基础,邓小平顺应了他们的要求,并顺势推动。后“文革”时代孕育着非常强大的改革动力,特别是社会精英在改革问题上基本形成了共识,邓小平的贡献在于他将这种共识凝聚在他的政策中,落实在他的改革行动中。除了邓小平个人因素外,这个改革的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环境的作用。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中,李鸿章与邓小平是最具有共同性的两个人,洋务运动所推动的改革曾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也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李鸿章的改革由于甲午战争而被葬送,就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成功也有他的历史幸运。题外而论,中国前两次现代化的努力都是被日本人所破坏,惟有这一次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配合的作用,无论其主观动机是什么。这也是邓小平比较幸运的地方。
    
      邓小平改革之所以能够人亡而政不息的最根本性的原因,我以为主要是他的改革将中国引入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软性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的框架内,个人的生产力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历史上一直受着各种各样束缚的个人在这样的制度中,可以在经济领域有了自己的自由选择。这是中国人在通向自由之路中的里程碑,它充分地将每一个人调动了起来,投入到改革的“场”内,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市场经济的社会动员能力远远超过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它虽然也会给一些人带来不适和被动,但总体而言,这种社会动员没有“文化大革命”或者其他历次运动那样的强迫性与残酷性。由于它能够使最大多数的人得到最大可能的幸福,这次的改革就具有历史上所有改革所不具有的广泛的群众基础,由群众汇合而成的巨大的改革力量是任何其他力量所无法阻挠的。市场经济将个人释放出来以后,任何力量也无法将其再度收入牢狱,改革不再可逆,改革走上了不归路。“文化大革命”的幽灵,守旧势力的幽灵,一去不复返了。邓小平的改革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出埃及记”,他将中国人民带出了在经济上只有被奴役而无自主的牢笼。尽管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没有完成,在政治领域的“出埃及记”还没有上演,但邓小平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必然会走向这个“迦南地”。市场经济的最后归宿就是“迦南地”。
    
      在邓小平诞生以来的100年中,中国的领袖与社会精英有许多值得人们记忆的丰功伟绩。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将中国引上“共和”之路,虽然中国的共和之路也曾历尽沧桑,但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即使实行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的人或势力也不得不打着“共和”的旗帜。无论他们有多少的历史局限和个人缺点,辛亥革命的一代先贤,是开创历史的一代,他们留给了后人丰富政治遗产,在21世纪的某个阶段人们会重新认识他们,并且珍惜他们留下的遗产。邓小平和与他一起推动改革的同志们,例如胡耀邦等,他们将中国引上改革开放之路,在经济领域解放了全体中国人民,将中国人民带出“埃及”,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飞跃。人们都看到了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强盛,中国呈现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路,这只是一个方面,这场改革的更加深层、更为深刻、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是当代中国的“出埃及记”。邓小平们已经将中国人民带出“埃及”,他们可能早已经意识到,或许历史的局限也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前面的路通往“迦南地”,但是,他们开创的历史已经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将中国人民最终带向未曾体验过的“迦南地”。这是邓小平对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这也确立了他在中国历史上将拥有或超越秦王汉武们的历史地位。21世纪,人们会更加珍惜辛亥先贤和改革先贤们留下的历史遗产。
    
      无庸讳言,邓小平在晚年也给热爱他的人们流下过很深的遗憾。但是,人们会记得,他是当代中国的摩西。虽然他没有到达“迦南地”,或许他只想“出埃及”而没有意识到“迦南地”,但当中国人民最终到达“迦南地”的时候,人们会记得他的开创,也会谅解他留下的遗憾。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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