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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的奥秘 /周伦佐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18日 转载)
    
    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的奥秘
     (博讯 boxun.com)

    作者:周伦佐
     一位诗人朋友说,如果说不清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其人”、“文化大革命”这三大问题,中国历史的天空就将疑云密布。
    
     中国历时百年的现代性转变,与马克思的名字紧密相连。要看懂20世纪的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这两台大戏,不可忽视马克思在其中扮演的红衣教主角色。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课题,更是一个深奥的思想难题。应该从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两个方面,认清它登陆成功的时机、条件、功能。
    
     1
    
     现代性转变在全世界的演出,剧情复杂、情节曲折、主题变幻、时间漫长。视线从意大利这个起点牵出,环绕地球缓慢转一圈,可发现变革浪潮先后席卷的国家大概可分为三大片区:第一片区——宗主国身份的西欧-北美,第二片区——附属国身份的东欧-东亚,第三片区——殖民国身份的南美-西亚-中东-非洲。
    
    其中有三个非常明显的差异:
    
    一是三个片区各自经历的时间具有加速性。第一片区16-19世纪,历时四百年之久;第二片区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历时一个世纪;第三片区20世纪下半叶,历时半个世纪。
    
    二是第一片区国家实现现代性转变过程中,便开始以武力为后盾的民族扩张,对另外两个片区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输出甚至军事占领,竭力划分势力范围,致使世界近代史从民主主义主题逐渐演变为民族主义主题。
    
    三是第二片区国家和第三片区国家的现代性转变,一开始就面临尖锐的民族主义问题,民主主义浪潮不得不因此而转移、平息、变异。
    
    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曾出现一个十分响亮的概念——“第三世界”。为了赢得联合国表决和国际支持的多数票,各个大国纷纷向它表示友好。直到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才逐渐降低。
    
    将它与数序中的前两个概念相联系,其本义便有两种所指:
    
    一是经济范畴:
    
    第一世界=最发达国家,
    
    第二世界=次发达国家,
    
    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
    
    二是政治范畴:
    
    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
    
    当时比较通用政治范畴的“三个世界”划分,大体与现代性转变三大片区一致。
    
    顺便插入一个话头:记得19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造反运动被强行终止,深居中南海的毛泽东有了闲暇。一瞥小小寰球,不知出于无知还是外交需要,他一反“三个世界”概念的本来含义,以绝对权威的口吻自作聪明地提出自己的第三种划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欧洲、北美洲、大洋州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二世界,亚、非、拉国家为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他的划分不伦不类——既非立足经济范畴,更非着眼政治范畴,明显是对“三个世界”及其所对应三大片区的歪曲,完全掩盖了后两个片区国家民主主义主题和民族主义主题的双重变奏。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曾经主宰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社会主义阵营”通常被视为抗拒世界民主潮流的邪恶势力。其实,只要注意到二者身后重叠着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就会看到:处于后发展系列的第二片区各国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势,似乎也需要这样的划界和对峙。两个阵营的对抗,不单是专制传统对民主潮流的抗拒,同时更是后转变弱国为了争取民族平等权利共同采取的异端对局。1990年代“苏东剧变”后以独立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十多个国家,都曾经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铁幕下获得掩护。尽管演奏民族主义主题必然压抑民主主义主题,但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这些国家双重主题的变奏和民主主义的湮没,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侵略也要承担一半罪责。
    
    我甚至感到:这些年美国为了谋求民族霸权而对中国和俄国的遏制行为,尽管打着“人权”和“民主”的旗号,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使这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重新泛滥和专制主义继续加强。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平等理想,虽然推动了第二片区各国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却导致了所有实行社会主义建制的国家变成全面的专制主义。这恐怕就是平等主义极端化的恶果。
    
     西方各国19世纪按照马克思主义理念建立的政治团体——社会民主党,曾经组成我们熟知的“第二国际”。它们后来全部演变成了类似于西方主流民主思潮中的平等民主主义一翼,一直在民主的大框架下参与轮流执政,它们与自由民主主义一翼的区别,仅仅表现为比较关注中下层民众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与第二片区各国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势结合之后,就已严重变异。指引“第三国际”极端平等主义政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理念,其实是列宁主义。极端平等主义变成专制主义最为容易,因为强制实行社会普遍平等必然取消个人普遍自由。当我使用“马克思主义式”这个前置词来定义社会主义制度,只因为它是这种制度的主根。实际上,马克思主义通过列宁和毛泽东的先后演绎,已经变成这些国家抗拒西方主流文化和确立民族共同性的思想旗帜。它的平等主义理念,一方面异化为便于整合国内各种资源的专制主义建制,另一方面演变成利于对抗西方强国和保持弱国地位的民族主义。它的极端平等观念虽然在国内制度和国际政策两方面的变异不尽相同,但核心部位所燃烧的都是民族主义火焰。
    
    第二片区国家现代性转变中民主主义浪潮的突然退却,只因变革之初的民族危局立即推出了更加猛烈的民族主义狂澜。列宁/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是民族主义。
    
    16世纪以来的世界舞台,已经先后上演了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场大戏。随着20世纪末民族主义表演的落幕,21世纪仿佛又重新开始了民主主义的演出。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必然会促使第二片区国家和第三片区国家朝着民主主义方向转变——完成被长期拖延的民主主义主题。中共政权对民主要求的遏制,其实是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阻挡历史潮流。这正是众目所见它的命运大限。
    
     2
    
     欧洲16-18世纪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国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都是现代变革的文化先声,共同指向都是确立民主共同性,也就是在博爱、平等、自由的认知基础上,确立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原则和制度保障。
    
    只不过,“五四运动”除了具有欧洲同类文化运动的普遍性,更显出不同国际背景赋予的特殊性。16世纪以后,西方先行国家打开了现代变革闸门,旧大陆后行国家的民主主义浪潮也破闸而出。不料逼近20世纪,西方列强的民族扩张使潮流发生了改变。漫长的四百多年因此而被划分为两个时代:16-19世纪——民主主义浪潮高涨时代,19-20世纪——民族主义浪潮高涨时代。列宁所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可算是两个时代之间的转变标志。西方民主国家对外扩张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浪潮,不仅席卷了这个时期才开始现代变革的各个国家,甚至成为整个20世纪世界政治河道的主潮。
    
    已经改变的世界背景,使得中国现代变革的政治局势与欧洲国家不尽相同。在它迈出这一步之时,所面临的不只是内部封建势力的抵抗,而且还有外部列强的威胁。所以,“五四运动”一开始就包含着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双重主题。虽然民主主题的启蒙运动一度席卷全国各地的中心城市,但很快就被来势更猛的民族救亡运动所代替。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20世纪以来所有后发展国家的共同经历。结果是救亡压倒启蒙,确立民族共同性取代确立民主共同性。
    
    这当然只是“五四运动”的民主启蒙主题发生方向性改变的外部原因。
    
    中国的现代变革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在抵达“五四”之前,已先后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何历时半个多世纪尚未成功?因为绵延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束缚太大。
    
     现在都知道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民主启蒙——“五四运动”,是以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的1919年5月4日来命名的。实际上这一天反倒是这个伟大运动衰微的开始。这之前,以民主启蒙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发轫多年,并且摧毁了以儒学为轴心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观念。这一天之后,启蒙之火虽然借救亡之风迅速从北京辐射到全国,但很快被声势更猛的民族救亡运动所淹没。可以说正是从这一天起,世人的目光开始从关注个体的权利转向了关注民族的命运,并且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体制在中国的统治。
    
     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理论界在讨论“五四运动”先行的民主启蒙主题由于这一方向性改变而遭致挫折的原因时,大多赞成李泽厚的观点,认为是“救亡压倒启蒙”。
    
     其实这只是事情的外因。在其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
    
     驱使世人将目光从民主主题转向民族主题的内在动力,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们依然十分牢固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
    
    “五四一代”所接受的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观念,之所以没能在中国长期扎根生长,就因为它不能适应中国民众未曾转变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土壤。
    
     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为何能够在中国站住脚?因为它正好与中国民众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土壤相契合。
    
    中国的文化大转变早在从“戊戍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时段即已开始,紧接着最大最公开的转变事件,自然是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代知识分子高举“科学与民主”之旗,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向传统儒学发起猛烈的攻击,宣告了这个笼罩国人思想近两千年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终结。与此同时,西方以个体主义为主调而又色彩斑斓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尼采主义……纷纷登陆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枪炮声中进入中国各种文化观念的角逐场。这是中华民族封建性文化观念的全面断裂和现代性文化观念的崭新选择,人们激烈震荡的思想空间自然充斥着各种主义的对立与交锋,人们急于建构新型文化观念的努力必然包含着对各种主义的对比与认同。
    
    由于这些新颖的主义不是从本土纵向产生,而是从西方横向移植而来,它们要想在中国扎根生长,就必须适合这里的“土壤”和“气候”。
    
    这个“土壤”,便是国人在传统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千年投射下积淀而成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文化心理——人们在认同一定文化观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心理/行为定势,是区别于人的第一/自然本能的第二/社会本能,具有很强的惯性。
    
    中华民族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基础与其群体主义文化观念建筑相呼应:习惯于以民族、国家、君主作为个人存在的价值源,以民族、国家、君主的利益作为个人行为的标准仪。
    
    虽然新文化运动断然否定了传统儒学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合理性,但人们身上千年积淀并世代相传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不可能短短几年就完成转换。新文化运动的风暴主要在中心城市呼啸,广阔的农村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在汪洋大海般的亿万农民中间,不仅孔孟之道仍然保持着合理性的权威,而且认同于民族、国家、君主的习惯心理更是丝毫未变。这样特殊的文化心理“土壤”,对移植来的主义之“苗”自然有特殊的要求——必须具有群体主义特性。
    
    中国当时的“气候”也比较特殊:在反封建的同时还须反列强,而且紧要性还置于反封建之前。这就决定了移植来的主义不仅不能是西方列强的主流文化,而且还必须对其具有消毒和灭杀的功能。
    
    经过这两个要求的严刻筛选,马克思主义终于伴随着俄国革命的欢呼声只身胜出,其它参与竞选的众多主义渐渐退场。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中国现实达成了多层面的契合:它作为西方最具社会批判锋芒的非主流文化,对西方主流文化具有天然的免疫性和抗拒力;它的公有制建构和集体至上理念,广泛适应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不谋而合;它对剥削阶级及其剥削行为的抨击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赢得了中国下层民众的拥护;它以全面平等为核心的社会理想,极大地调动了中国变革参与者的献身激情;它的唯物主义基础,适宜于在中国撑起近代科学的旗帜;它以“代表世界上最先进阶级行使权力”的新观念代替天赋皇权的旧观念,从而在统治权威的认定上获得世俗的合法性。
    
    这个新群体主义的文化观念,自然不是传统儒学的翻版。
    
    这使得它在应对民族主义浪潮扑面而来的世界变局时,具有较强的对内整合力与对外抗争力。当然,在多层契合中,最重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群体主义文化观念与中华民族旧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的契合。在这一点上,与其说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中国社会刚走出封建时代的土地上,不如说它扎根于中华民族尚未摆脱封建性质的心理土壤中。这个心理土壤,,既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路径依赖”,又构成极权主义政治制度的“心理支撑”。马克思主义入主中国后,中华民族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不仅未改变,反而在其强劲呼应下继续延展。
    
     是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以其公字当头、国家至上和集体第一的新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特性,在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心理土壤上,骤然扎下根的。
    
    现代文化大转变,本来是要以现代个体主义代替传统群体主义,经过一番大折腾,现在却回到了新的群体主义!这是中国现代变革在政治挫折之外遭遇到的另一个大挫折。 1949-1979年,中国人就生活在这个新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统制之下。
    
     4
    
     当然,马克思主义并非没有一点现代性。它既然属于西方前期现代社会的极端非主流批判文化,批判中就一定包含着某种矫正性的现代性质——例如唯物主义倾向、社会平等观念、生产交换分配占有消费的宏观调控。
    
     只是当它落脚中国后,自身的群体主义“基因”遇上特殊的“土壤”和“气候”,就变异了——变成了中国人在西方列强威胁下建立民族国家的文化武器。建立民族国家虽是当时一个民族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推进现代性的必备条件,但还不是现代性本身。马克思主义变异为毛泽东思想后,除了动用国家权力集中调配全国资源强制推行苏联式的工业化运动,在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完全是反现代性的。
    
    中国现代变革所遭遇的文化阻碍,既来自广大民众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更来自马克思新群体主义文化观念对它的强劲呼应。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民众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的强劲呼应,一方面推进了确立民族共同性主题的完成,另一方面又打断了确立民主共同性主题的进程。
    
     5
    
     记得1989 年,有个别知识界人士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立住脚,完全是第三国际“输出革命”的强加或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人为实验”的结果。
    
     这当然是浅薄之论。对于这个牵涉到世界历史变局的思想移植现象,好象只有两位中国学者进行过学理思考——李泽厚与何新。可惜的是,前者虽引出民主主义合理与必然的正论,却理解得比较狭窄;后者理解得比较开阔,却引出极权主义必然与合理的歪论。
    
     认清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的原因,并非在强调它的历史合理性。因为从这里我们还看到:当民族主义主题宣告完成和民主主义主题开始复兴,它的使命也就结束了。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国大陆的几次民主性浪潮,都是民主主义主题复兴的声音。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苏东巨变”,更是世界范围民主主义主题复兴的标志。至今仍然统治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和专制政治制度,必将被个体主义观念和民主政治制度所代替。
    
     2008年12月23日
    
     写于古邛都森林居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January 17, 2009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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