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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们在制造虚假的“三农问题”/王世保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14日 转载)
    
      自从中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私有化改革之后,中国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就肩负着在中国重拾民国时期开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要从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上推动中国国内从工业到农业的私有化改造,并为这些私有化改造提供合法性的伪饰与政策。三十年过后,他们在中国的工商业经济改革领域里已经取得胜利,这就是中国政府先主动地去私有化国企,接着是被动地让这个国企私有化过程进一步走向深化;但在农业上他们正在遇到史无前例的难题,即象征着中国国家制度属性的农业土地集体所有制阻止了私有资本对土地的大规模吸附和对农村财富的大量聚敛。为了攻陷这最后一道关口,他们就利用建基在工商业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不断地制造一些虚假的三农问题,引导中国政府按着他们的意志去对中国的农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我们知道农业与工业本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实体,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和存在形态。工商业与农业之间存在着的一些经济形态上的差异往往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由于目前主导中国国家经济政策的经济理论主要是来源于从西方工商业经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这使得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能够名正言顺地用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去生搬硬套地剖析中国农业发展情况,并把一些本不是问题的“三农问题”无限放大和加以利用,企图通过这些“三农问题”去劫持中央的农业经济政策,继而把国家的农业经济政策推向他们事先布置好的资本化的陷阱。 (博讯 boxun.com)

      下面我就把这些问题进行详细地分析与澄清,让人们看清里面包藏的主要动机和解决这些“问题”最终会导致的后果。
      
    
    一、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
    
      在所有的“三农问题”里,首要的就是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
      城市与乡村是人类的两种不同的生存形态,这两种生存形态的差异是由不同的经济形态所决定的。随着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恶性膨胀,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各个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城乡“二元对立”显示出来的本是一种很正常的差异化存在。我们知道城市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工商业经济,而乡村赖以维持的基础则是农业经济,城市与乡村因经济基础不同也显示了不同的形态特征。
      以私有制为主导的中国现代城市社会的主要特征是:
      1、人口集中居住,日常生活需要消耗大量的非再生能源;
      2、规模化经济,追求资本无限增殖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3、大多数无产者因具有规模化效应的激烈竞争而生活贫困,伴随着的是各种补偿性的社会保障机制;
      4、市场经济,完全的商品交换,完全的货币收入。
      以公有制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导的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是:
      1、人口以村落的形式分散居住,日常生活基本上不用消耗大量的非再生能源;
      2、分散经营,静态经济,有时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
      3、耕者有其田,能够自给自足;
      4、自然经济,自产自用,以实物为主的收入。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城市社会虽然处在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状态,这是其唯一的合理性之处,但它却是以追求资本无限增殖为根本的,是以大多数无产者被少数资本家加以剥削与奴役和自然生态环境遭到大规模地破坏为代价的,这是一种非人本的经济主义的体现;而中国的广大农村虽然处在一种静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但它稳定而和谐,能够保证耕者有其田,并且安居乐业,这种安稳的和谐的社会状态正是人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这就是中国现代农村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之处。经济基础决定了城市和乡村各自所具有的合理的存在形态,城乡之间的差异化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要从工商业经济的经济主义的角度去看我国的广大农村,就会发现我国的广大农村真是“问题丛生”,比如它不能象城市工业那样规模化地大生产,不能实现经济总量的可持续性增长,没有完全依赖于商品交换而导致的高货币收入,没有通过私有化竞争来配置社会资源的自由市场……这些差异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那些资产阶级经济文士为何非要把它们看作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呢?这就是他们要实现农业资本化,让城市资本能够控制现代中国农村中的那些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产出,继而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推动国家的GDP增长。
      只要城乡之间差异化还被无限地放大为“二元对立的问题”,那么必然要由这个虚假的“问题”生发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而要实现这种“城乡一体化”的主要措施和最终表现形态是什么样的呢?
      这就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出发把城市与乡村统一起来,把农村的市场统一到城市的市场经济中去,把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转换成为依靠完全交换的市场经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剥夺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安稳状态,通过土地私有化或者土地流转的形式把大量的农民转化成为农业无产者,使其一部分仍然留在农村去为农业资本家充当农奴,一部分转移到城市去接受城市资本家的剥削与奴役,这个转移的过程还被我们的专家美其名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就是只有让大量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私有资本才能大规模地控制那些分散的农民土地,实现规模化经营,继而推动农业资本和国家GDP的增长。
      于是“城乡一体化”的最终表现形态就是农业资本化和市场化,而农业资本化则必然导致少数农业资本家重新占有大多数土地和产出,而大多数农民重新成为丧失土地的无产者,他们或者接受城市资本家的奴役与剥削,或者接受农业资本家的奴役与剥削。
      我们不难想象,中国“城乡一体化” 最终实现的是经济主义主导下的可持续性发展,失去的则是我们已经实现的中国古人几千年以来所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的人本主义梦想,而中国社会也将会完全陷于象西方那样的周期性的经济动荡之中。
      
    
    二、农民“收入偏低问题”
    
      就像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是从城乡的合理的差异化现象之中制造出来的一样,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也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以实物收入为主的农民与城市中那些完全依赖于货币收入的市民进行单方面的货币收入对比制造出来的。
      我们知道无论是那些掌握着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还是那些赤贫的无产者,其在城市中的生存都是高度依赖于商品交换的。少数资本家虽然占有生产资料和广大无产者劳动创造出来的果实,但是这些物资都不是基本的生活资料,他们必须把生产出来的商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才能换得投入再生产的货币资本和自己必须的生活资料。广大无产者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既不能生产出直接满足于自己基本生活资料的物资,也不能占有这些可以直接用于交换生活资料的劳动果实,他们只有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来一定数量的货币薪金,然后才能用这些货币在市场上换来满足自己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没有丝毫的实物收入,广大无产者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保证自己的货币收入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而且这个水平还要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通货膨胀而不断地攀升。
      在中国现代的公有制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广大农村,每一个农民家庭都有着自己承包的可以用于耕种的土地,土地上的物产可以满足其必须的生活资料。这就是说他们不用从市场上购置这些基本生活资料,能够自给自足。此外,他们还可以获得一些货币收入,即把那些多余的物产拿到市场上交易,或者通过农闲季节出外打工、做小生意挣得较大额度的货币收入,继而去到市场上购置一些生活奢侈品。农民们有着市民们所没有的大量的实物收入,因此当我们以货币收入来衡量农民的收入水平时,他们的货币收入必然会比市民少,但他们并不一定比市民贫穷。因为再穷的农民也有自己的地产和房子,而城市里的市民虽然货币收入较高,但是他们往往既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也买不起房子,往往还会陷于依靠政府救济的赤贫的失业状态。
      既然货币收入不是很多的广大农民往往会比那些货币收入比自己高得多的市民生活得更加殷实和稳定,那么为何现代的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还要提出“农民要增收”呢?
      我个人认为他们有两种目的:
      第一种就是他们要把农民隐性的实物收入转化成为可以纳入国家GDP总量计算的货币收入,同时使农业走向规模化的资本化。
      第二种就是在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难以提高的前提下幻想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收入去提高农村对工商业产出的消费水平,继而拉动内需,刺激资本增殖和经济增长。
      这两个目的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那里是相须为用的,前者是他们为后者开出的药方,也是他们的真实的意图,而后者则是他们前者的合理性伪饰。但是这两条中除了前者能实现外,后面根本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通过前者的药方会导致与后者截然相反的局面,这就是农业私有化的规模化不仅不能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反而会让更多的人陷入农业资本家的剥削与奴役或者赤贫的境地。
      为了要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他们必须把大量的农民赶出自己的土地(就是所谓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继而把原来那些家庭承包的分散的土地集中到少数农业资本家手里,把大量农民的原来以实物收入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主生存状态转化为以依靠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为主的被奴役被剥削的被动生存状态,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社会对市场交换的依赖程度,继而推动农业资本的快速增殖。但这样的农业规模化经营会导致两种严重的后果,即大量的农民失业和剥削地租的重新出现。
      大量的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在城市或者农村失业,他们成为依靠政府救济而得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这一群人的收入来源都被剥夺了,谈何去提高自己的收入?他们连自己的基本生活就不能保障,谈何还去购买那些工业奢侈品?
      即使有一部分农民无产者能够在农业资本家那里获得工作,但同一块土地上的物产,原来在公有制下的家庭承包所形成的物产是全部归于这些农民所有,而现在规模化经营后则要大部分归于农业资本家,农民无产者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一部分显性的货币收入,虽然这部分显性的货币收入可能比以前依靠出售剩余物产而获得的货币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农民实际上是在免去农业税之后再次交出了地租,其收入总量必然会降低。总收入的降低必然会导致他们的购买力比原来有所下降,这就是他们不得不用这些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的货币收入去购买原本不需要购买的基本生活物质,而剩下的用于购买工业奢侈品的货币收入就了了无几了。
      事实上这种依靠农业经营规模化和市场化而达到的农民的显性的货币收入的提高必然是以完全剥夺其隐性实物收入为前提的,这种表象上的收入增高却因农业资本家的实际剥夺最终会降低广大农民的购买力,继而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
      
    
    三、农民“无土地所有权”问题
    
      就像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和农民“收入偏低的问题”隐藏着农业资本化的意图一样,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热炒的农民“无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仍然包藏着这一目的。
      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热炒的农民“无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是借着大肆谈论农民土地被政府征收而利益受损的话题进行的。他们不断地撰文把农民利益的受损原因归于农民没有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所以导致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征收土地使得农民们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所以为了保证农民的利益,就要实行土地确权,让农民拥有承包使用权之外再拥有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
      我在以前已经撰文指出过近几年国内所发生的大量的地方政府征地侵害广大农民利益的事件多是发生在城市或者乡镇的周边农村地区,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恶性膨胀,城镇化的恶性膨胀使得资本不断地去吞噬城镇周边地区的广大农民的土地。由于在现行的土地所有制下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只能由当地政府以征地的形式去满足资本的需求,这就必然会把资本家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官民之间的矛盾,继而凸现出来。于是国内的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就通过隐蔽城市资本利用地方政府去掠夺和占有广大农民的土地的实质,突出地方的官僚们用低价征地去侵害广大农民的利益的表象,要求中国政府进行土改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制。
      但如果我们按着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开出的药方去为广大农民确权,去实行土地私有化,那么强制性地低价买地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受损的事件不但依旧会发生,而且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农民利益受损的情况。这就是由于实行土地私有制后土地能够自由买卖,城市资本吸附土地的现象就不仅仅局限在城市和乡镇周边地区,而是会在包括广大农村腹地的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展开,将会有更多的农民以各种形式被迫失去土地而成为农民无产者。
      农民被征土地本来是城市资本进犯农业的结果,它却以官民之间的冲突表现出来。解决这种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是要为广大农民确权,而是要改变目前已经误入歧途的经济主义政策,限制中国城镇的恶性膨胀,切实地维护广大农村社会的利益。目前中国城镇的恶性膨胀已经带来众多城镇的萧条与农业的损害,大量的农民用地被占而荒置,城镇化后的农民也无生计可谋,陷入一种贫困化的境地。
      从上述三个“问题” 的分析来看,每一个突显出来的“问题”以及那些相应的解决之道都深藏着相同的目的,即要把在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大量农民转变成为农业无产者,继而让农业资本家聚集土地和聚敛财富,实现农业资本的增殖和GDP总量的增长。这些“三农问题”都是在这些目的的驱使下炮制出来的,当我们把其内在的目的从这些“问题” 中剥离出来后,这些“问题”到底还是不是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农业的资本化本是一种非人本的经济主义,它以大多数农民的安定与幸福去换取少数资本家的穷奢极欲和浪费,它把广大农民不是看作最终的成就的目标而是看作一种增殖资本的手段!这是一种罪恶,也是与我们国家目前正在推行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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